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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创业者有几个关系要非常谨慎地处理：第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与监管部门的关系；第二是与投资人的关系；第三是与用户的关系；第四是与团队和员工的关系；第五是与媒体的关系。当然，除了真诚之外，处理这些关系所用的智慧和方法都是不同的，都需要倍加小心，有耐心。因为这些关系哪一个处理不好，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有时可能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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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关系要处理，创业者最最要紧的事是找企业发展方向、找人、培养人、打造企业文化。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再加上上述五重关系的处理，会耗费创业者很多的心血。所以说创业者不容易，成功的创业者就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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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上市时，投资人和团队成员可以中途退出，而创业者却一直要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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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充满着对马云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创业者的尊敬，那是因为我创业4年多，部分地知道了创业的艰辛。这个艰辛程度超出了任何单一专业工种对人的要求。这种尊敬让我这样一个有着15年媒体从业经验的人，不愿意站在一个中立者的角度，以市场经济契约社会的种种道德，对VIE事件做一个义正词严的评价。一是我们可能并没有接近真正的事实，二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要求也许太高。其实企业家不是道德楷模，在企业应对无数的变局时，也无法做一个所谓的道德楷模，因为他身上的责任是让企业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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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让我想起2000年，我毫不犹豫地离开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要去经济频道。在新闻中心做了五年多调查记者，我们曾经义正词严地批评过各级政府和许多违法乱纪的人。这些批评当然也没有错，但自己长期拿着一把公正的尺子，置身于泥沙俱下、法制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历史环境。我们认真面对每一个被指责、被批评的对象，会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变得很皮毛，无足轻重。我总在想，如果我是被采访对象，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其实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于是，我变得不那么喜欢去做那样的事情了，我更喜欢做一些建设性的、优秀管理经验引进性的事情。这就是我离开《新闻调查》，去《对话》展现跨国公司500强CEO的思想和交流方式的原因。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我更喜欢建设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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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站在岸边说话都是容易的，在水中游泳的人都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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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布鞋的马云：决定阿里巴巴生死的27个节点 无法遏制的负面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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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是媒体上人们对阿里巴巴负面情绪大爆发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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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大多数时间，虽然一直也有关于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各种负面舆论，但总体而言，公众对马云和他创办的阿里巴巴还是持友善态度的。对阿里巴巴一直倡导的新商业文明价值观，媒体和公众都持赞赏态度。马云的各种言论，也都鼓舞人心。无数创业者视他为偶像和榜样。但在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前后，大众情绪突然出现了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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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在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上对马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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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违背“契约精神”。作为支付宝的管理者，马云在没有征得董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甚至在没有告知董事会的情况下，视每一个批评者了解的事实而定），擅自将支付宝的股权转移到以马云为实际控制人的内资公司名下。这个指责，以胡舒立在《新世纪》周刊上发表的社评为代表。马云被指责为背信弃义之徒，与他一贯倡导的诚信和新商业文明价值观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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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引发了海外投资者对以VIE协议为架构的中国公司的质疑浪潮。其逻辑是：如果以VIE架构控制的支付宝可以被管理层轻易地转移到另一家公司中，而几乎所有海外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都是采取VIE架构控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投资人投资中国科技公司是否还安全？一些风险投资人持这种观点。在这种质疑下，马云的举动被视为给整个中国互联网行业都带来了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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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爱国”和“国家安全”为名谋取私人之利。在史玉柱通过微博发表了“爱国流氓”的言论之后，这个指责更加严重了。史玉柱的微博原文是：“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年流水达2万亿元后，集团控股权如果仍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就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了。现在就该逼美国雅虎和日本软银向中国政府和企业卖部分股权，如果不卖，就该流氓点，所有新增业务不再放入雅虎和软银控股的集团公司，建议马云做个‘爱国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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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亿元占中国国民经济比重小吗？服务器歇菜会影响多少中小企业和个人？美国和日本人卖掉阿里巴巴集团部分股权，股份比例降到50%以下，赚几十亿美元后，剩下股份全是净赚的，他们赚的少吗？美国人、日本人赖着控股权，中国政府能安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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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马云的辩解之声被淹没在一片批评声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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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解释为何从2011年开始，一贯备受舆论赞誉的马云和阿里巴巴开始面对各种批评与指责；而此前一直被批评的腾讯公司却成功地扭转了舆论。但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浪潮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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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心理。冯仑曾经开玩笑说，大众的心理就是：首先把你捧上神坛，挂在墙上；然后又希望能够把你的画像从墙上扔到地上，踩上两脚。马云和阿里巴巴享受了多年公众舆论的溺爱，他已经被“走上神坛”；而“走上神坛”的人，是不能犯“错误”的；当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被视为“错误”时，大部分人并无心去探究其中的细节和真相，只是去表达简单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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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益因素。在过去，马云和阿里巴巴一直能够将公司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维持一致，或者能够和“趋势”一致，无论是创造就业、帮助中小企业，还是鼓励创业者。但这一次，他显然触动了一些群体的利益。最直接的是，投资界的人会不高兴。他们也的确会担心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会开启一个不好的先例。与此同时，一个恶性现象是，中国一些互联网公司的竞争也表现在舆论操纵上——不止一位互联网企业家抱怨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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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间窗口。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和浑水等使海外做空者质疑一些中国公司财报作假，从而引发海外中概股集体下跌同期发生。对中国公司的“诚信”指责，和对马云与阿里巴巴的“诚信”指责混杂在了一起。公众并不能分辨清楚，支付宝事件加重甚至导致了中概股下跌，还是一些海外上市公司的造假，持续造成中概股的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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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里巴巴的心态变化。“雅巴联姻”、击败eBay、B2B香港上市等此前一系列的成就，已经让阿里巴巴习惯了被赞美和被宠爱。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不可避免的，这样一家公司的心态和早年湖畔花园别墅创业、迎击eBay中国时的心态会有所变化。他们在同外界沟通上，有时会有一些缓慢，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以阿里巴巴今天在中国互联网的地位，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媒体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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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支付宝事件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股权的变更在2010年8月最终完成，2011年5月11日雅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一季度财报，其中披露了信息，媒体因此知晓此事，此后社交网络和媒体上就开始出现质疑。而阿里巴巴解释此事，是在一个月之后，2011年6月14日，马云匆匆从美国飞回杭州召开媒体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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