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786770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包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Bhagwati（2003）的研究表明，外包可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降低了发包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Ingo Geishecker（2002）通过对德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制造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19％～24％，是由离岸外包导致的。如果相对工资稳定不变，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减少将主要导致低技能工人就业的相对减少。随着全球市场整合的发展，离岸外包造成的需求转移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Dossani（2005）研究了印度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带来的经济增长和价值增值。他认为，发达国家离岸服务外包的初期影响表现在为承接国带来高增长的就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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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72 刘庆林和陈景华（2006）以美国为外包的发包国代表、以印度为外包的承接国代表，对服务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证明服务外包可以促使外包承接国技术性劳工就业的增加。陈菲（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会导致发包国部分行业的失业比重增加，从而令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放慢，但不会导致发包国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下降；同时，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承接国服务业的整体就业人数和就业比重的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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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74 2．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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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76 Gorg 和 Hanley（2003）对爱尔兰1990—1995年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服务业外包对电子行业的生产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发现，同时期有形品的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Girma 和 Gorg（2004）发现在1980—1992年，英国服务业外包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会产生正的影响。Mary Amiti 和 Shang-Jin Wei（2004）选取了五个有代表性的服务行业1992—2001年的数据考察服务外包对美国就业和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美国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的增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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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78 吴洁（2007）研究认为，离岸外包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能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1995—2002年，外包支撑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从2.5％上升到2.8％，由此至少增加了2300亿美元的国民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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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80 近期有些研究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Hartmut Egger 和 Peter Egger（2006）通过对欧盟制造业中低技能劳动力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进行考察得出，短期内离岸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影响不明显，而从长期来看，离岸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积极影响相当强。他们认为，这一差异是欧盟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限制了生产要素的使用和产出结构的及时调整造成的。Olsen（2006）的研究则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它取决于外包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性。一般来说，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不大，但如果将制造环节的业务外包则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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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82 3．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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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84 刘庆林、廉凯（2006）对承接服务业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运用不同的产业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在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下，承接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横向产业结构理论下，承接服务业离岸外包对印度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王晓红（2008）通过对中国80家设计公司的调查研究，证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刘绍坚（2008）的研究发现，承接国际软件外包可以提升本土软件的研发能力，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喻美辞（2008）通过构建包括三个部门的开放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了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开放条件下，国际服务外包产生的技术外溢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要受到承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国内外技术差距等因素的制约。黄庆波、史云霞（2008）通过理论分析，提出承接跨国公司的研发外包可以减少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锁定，弥补中国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扩大“干中学”效应，提高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张秋菊和孙赫（2009）的研究表明，跨国外包对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行业的发展超过该门槛时，跨国外包会促进工业技术进步，反之会阻碍工业技术进步。由于我国大多数行业都能超过该门槛，所以跨国外包应该能促进我国整个工业的技术进步。研究认为，跨国外包为我国工业的升级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良好的机遇，能使我国工业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杨继军、张如庆、张二震（2008）考察了国际服务外包对长三角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意义。厥澄宇、郑继忠（2010）通过对大连服务外包的考察和实证研究发现，大连软件行业承接服务外包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于提升软件行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竞争力都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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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86 4．服务外包对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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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88 Deardorff（1998，2001）分别运用李嘉图模型和 H-O 模型，分析了外包对全球福利和对参与国的福利的影响。提出在小国前提下，外包主要影响参与国的生产能力，使得参与国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提升参与国的福利；但在大国前提下，外包不但影响参与国的生产集，还会影响参与国的贸易条件，当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超过生产扩张的收益时，参与国利益可能受损。Kohler（2001）也认为，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外包带来的整体福利水平变动情况不确定，它取决于资本收益的增加与劳动收入减少的情况；当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时，外包会造成一国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Bhagwati（2004）认为，发达国家始终在产品价值链中居于有利地位，如果以外包过程中各国进出口服务的贸易净值来衡量，发达国家仍会是主要受益者。Devashish Mitra 和 Priya Ranjan（2007）对离岸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有外包的某一行业的净利润比没有外包时的利润要更少，但是消费者的福利有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完全抵销因为外包带来的不利影响。Leilani O. Baumanis, Johnson 和 Robert McGee（2008）从印度的角度分析了离岸外包的经济、文化效应。他们认为，离岸外包在美国被认为是国内工作岗位流失的罪魁祸首的观点是片面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工作岗位减少这一面，外包同样也会通过提高经济效率而创造出工作岗位。外包的另一个经济效应就是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对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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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90 刘庆林、陈景华（2006）利用制造业外包的理论模型对服务业外包的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证明服务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从长期来看反而可以增加其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认为服务外包无论对发包国还是承接国都有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提高的作用。顾磊、刘思琦（2007）从2×2专用要素模型的角度，以作为发包方的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从事离岸外包活动的福利效应和再分配效应。研究认为，当不存在固定技术成本时，离岸外包在提高整体福利的同时，降低了资本要素的收入；而当存在固定的技术成本时，离岸外包的福利效应不确定，但劳动要素收入依然提高。同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本质上是把自身非核心业务发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外包的项目和流程一般属于相对简单的非核心部分，附加值较低，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地位。可见，单纯的接包对于激励发展中国家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创立、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他们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采用发包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福利，另一方面还能够缓解产品外包情况下劳动力相对收入下降的情况，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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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92 （二）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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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94 Yeats（2001）认为，贸易壁垒（关税）、劳动力成本、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输成本、政府的影响（关税、租金、基础设施、汇率、通讯设施、政局稳定性、良好的商业环境）、语言相似性等都是影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外包的重要因素。Grossman 和 Helpman（2004）认为，生产率、工业规模、合同的完备性、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外包要考虑的因素，并证明如果高工资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合作外包方所需要的技能或者高效率的法律系统以确保外包双方的合作关系，它们可能继续吸引外包业务。科尔尼（A．T．Kearney）公司构建了由财务、人员技能和可用性以及商业环境等三项关键因素构成的全球服务地点指数。科尔尼公司（2007）的研究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离岸服务地点有望继续保持人力成本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呈现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维持和增强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技能发展、基础设施投入与环境监管。高德纳（Gartner）公司的服务外包选择地评价体系主要包括政府支持、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创建新业务的成本以及文化相容性等五项因素。IDC 公司开发了全球交付指数（GDI），提供了包括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政府因素、交易达成关键因素等在内的一系列外包选择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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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96 王爱虎、钟雨晨（2006）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中国及其三大经济圈的九个省市的服务外包承接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在吸引跨国外包的环境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跨国外包的重要筹码。因此，中国各地区要想吸引更多的跨国外包和外商投资，就必须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法律系统，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同时，从对外经济政策环境层面上来说，对外经济政策环境在总体环境中的地位有着上升的势头。为了更加有利于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应有计划、积极地降低关税，维持汇率稳定，适度提高经济外向度。朱晓明（2006）认为，服务外包提供商被发包商选中的关键要素可用函数φ＝F（X, Y）来描述。其中，X表示外包地区的商业软、硬环境，Y表示服务外包提供商的成本能力要素。刘毅、何炼成（2006）从国际价值创造角度分析软件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构成，并以此分析影响软件国际价值的有关因素；认为在国际软件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掌握标准及核心技术的能力、国内软件市场规模、国家有关软件发展的政策及制度环境等因素都是影响企业承接软件外包竞争力的因素。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2007）从环境、人员和成本三方面构建了中国服务外包承接地综合承接能力评价体系。裴瑱（2007）对服务外包中发包方选择接包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低成本及富有才干的人才优势、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等是影响承接能力的主要因素。唐宜红、陈非凡（2007）对比了印度、墨西哥和东欧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现状，认为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受到环境禀赋、政府政策和产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张会清、唐海燕（2010）从接包方的角度研究了决定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高科技含量的服务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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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798 （三）服务外包动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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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00 Willcocks，Lacity和 Hirschheim（1994）将服务外包的原因归结为财务原因、业务原因、技术原因、政治原因。Lacity，Willcocks和 Feeny（1995）指出服务外包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业务原因、技术原因、财务原因等。Diromualdo和 Gurbaxani（1998）把服务外包的战略意图分为三类：降低成本和提高资源的效率、提高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利用市场上与技术相关的资产来开发和销售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货物或服务。Gene M. Grossman 和 Elhanan Helpman（2002）研究认为，行业生产形式（即外包和通过 FDI 自己生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成本差异程度、合同不完全性、行业规模等。杜克大学国际研究所（ORN）（2006）对美国537家公司的服务外包业务研究结果显示影响服务外包的第一大动机为技术人员紧缺，第二大动机是劳动力成本的原因，第三大动机是更快地接近当地市场。Peter Maskell, Torben Pedersen, Bent Petersen 和 Jens Dick-Nielsen（2006）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一些丹麦跨国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向低成本国家进行离岸业务外包的过程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通过一系列的步骤从削减成本向外购创新转变。外包最初是由成本最小化驱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决策者积累了相关经验，减少了外包中可获得收益方面的认知局限，即外包承接方不仅能提供成本优势，而且也有质量改进和创新。Irina 等（2008）认为，外包的思想应该是起源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即各国专注于优势产业的生产，而将劣势产业交由他国生产，并通过交换实现各国效益的最大化。他认为，外包是企业积极经营自己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而放弃自己不擅长的业务，以此来提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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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02 林毅夫（2005）等以需求不确定性为切入点建立了外包存在性与否情况下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为外包生产行为作出了相应解释。他认为，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在存在外包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品牌产品的垄断厂商可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荆林波（2005）从外包服务的一个基本假说——“降低成本假说”入手，从外包服务存在的原因、获得的收益和是否导致核心竞争力丧失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澄清了对外包服务存在的一些误解。文章最后提出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以期引起理论界对外包服务（尤其是信息技术外包服务）问题的理论讨论。张芬霞等（2005）总结了离岸外包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全球吸引离岸外包的两块最大磁石，越来越多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业务成为离岸外包的对象。他们认为，离岸外包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动因、技术动因与政策动因。来有为（2005）认为，推动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大幅度削减成本、获得专业技能和资源、增强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降低软件开发风险、减少资金消耗甚至获得现金收益。陈菲（2005）把服务外包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动因（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市场环境）和内部动因（成本、核心竞争力、降低风险等）。卢锋（2007）侧重从服务工序流程分工潜在利益与额外成本比较这一产品内分工视角来考察当代服务外包兴起的经济根源，认为外包的利益来源于：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经验经济效应、结构“瘦身”效应等。王伟军（2007）分析了中日软件外包的新动向，认为日本 IT 企业对我国软件外包规模增加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有许多懂日语的专业开发人才；二是人民币升值后的开发费用将更趋低廉；三是中国软件企业接包资质不断提高。王铁山、郭根龙、冯宗宪（2007）认为，金融服务外包的根本目的在于金融机构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将资源集中于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景瑞琴（2007）的分析表明企业实施服务外包的目的包括成本节约、市场扩张、寻求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等，但只有服务外包所节约的生产服务成本不低于业务外部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时，外包才有意义。因此，成本是决定性因素，技术能力、服务质量等因素次之。秦仪（2007）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服务外包的动力机制。从发包国来看，服务外包的主要动机是降低成本、改善企业适应性以及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服务外包形成的最基本原因仍然是全球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可以帮助处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上的企业互惠共存。从承接国来看，一国发展服务外包主要是为了抓住产业国际转移的机会，建立本国的支柱产业和支柱企业。黄庆波、史云霞（2008）针对研发外包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进行研发外包的动因包括：分担风险、降低成本、分散研发活动的复杂性、缩短研发周期、寻求短缺的人才资源。孙晓琴、黄静波（2009）从国际竞争的视角构建了博弈模型来分析国际服务外包的动因。他们认为在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外包其核心业务时，寻求高质量的专业服务才是国际服务外包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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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04 （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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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06 不少学者认为，非核心业务的外包可以提高企业绩效。Quinn（1994）认为，外包在三个方面提升了企业业绩：一是减少企业的非核心业务，把主要的资源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二是把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在该环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公司可以提高业务完成质量；三是降低了企业成本。Arndt（1997，1998）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运用要素禀赋理论，证明在分段生产的前提下，进口竞争部门可以将具有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从而提高部门的市场竞争力。Kierzkowski（2005）把外包视为产品生产链的技术分解，指出相对于生产在一地完成，通过利用不同地区生产要素成本及生产率的差异，使企业的成本—产出曲线斜率不断减小，即产品的边际成本随产品生产过程的分解而递减，这种递减趋势实质上是生产各环节外包后规模收益递增的体现。同时，他也注意到外包过程中企业的运营风险，认为外包程度的加深有可能导致产品单一，不利于企业应对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Arti Grover（2007）从企业绩效的角度研究离岸外包对承接企业的影响。他认为，承接服务外包的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从价值链角度看，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企业，而是发包企业价值链上的一环。因此，不能用传统因素（如工资、资本、租金、能源消耗等）来分析承接企业的绩效。他运用印度的相关数据得出结论：专业化优势、质量提高、岗位利用等因素会给企业带来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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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08 也有研究认为，外包对企业绩效无明显影响。Gilley 和 Rasheed（2000）的研究指出，企业的战略、动态的环境也会减弱外包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第一，在外包强度一定的核心业务和外围业务中，他们对公司总体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而在此之前的理论基本上都高估了两者的关系，这个结果不应该理解成为外包强度对公司总体绩效没有影响，而应该理解为通过外包有可能提高公司某部门的绩效。第二，公司的战略对外包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的作用。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其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性影响；实施非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业绩呈负相关性影响；实施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性影响；实施非创新差异化战略的企业，外包强度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性影响。最后，环境变化对外包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和调节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正相关性；在变动的环境下，外围业务外包与利益相关者绩效呈负相关性。Gorzig 和 Stephan（2002）采用德国1992—2000年成本结构调查中有代表性的43000家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服务环节和非服务环节的外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非服务环节的外包与企业利润的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服务环节的外包则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很小。Gorg 和 Hanley（2004）通过对爱尔兰电子行业外包进行研究，指出生产企业绩效与外包的关系取决于企业的具体特征，尤其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当企业规模大于行业平均水平时，企业从外包中收益。然而该研究没有对由生产企业的服务外包带来的利润变化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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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10 （五）服务外包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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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12 Sako M．（199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隐变量调查假设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政府形成跨国公司外部供应网络的战略能力。他指出，管理人员会认为东道国的政策越不稳定，风险就越大，这样供应商将会意外失去补贴，并且会要求重新谈判合同，因此简单的合同会降低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这样一来，跨国公司抗衡的政策会越来越重视自我实施的因素，比如说阻碍供应商撤出关系的交易具体资产风险。Lacity, Willcocks 和 Feency（1995）认为，离岸外包最大的风险来自隐藏成本，即隐性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前者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组织调整成本、设立成本等，后者则是投入人力资源对外包合同进行管理的成本等。Michale J. Earl, Slie P. Willcocks 和 David F. Feeny（1996）从商业运营的不稳定性、组织学习能力的丧失、管理和控制能力削弱、潜在成本等角度出发对外包风险进行了研究。Aubert, Party 和 Richard（1998）以 IT 外包风险为研究对象，将 IT 风险归纳为：隐藏成本、契约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和组织竞争力削弱等。Clemons, Hitt 和 Snir（2000）等认为导致国际外包风险的因素包括隐藏信息、隐藏行为、市场失效、道德风险、信息猎取、契约不完善和有限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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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14 田晓军（1999）针对银行业务外包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银行业务外包存在质量风险、管理风险。汪敏（2001）认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是外包的最大风险之一。吕丽卫（2003）认为，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主要包括选择承包商及外包模式的风险、与承包商关系管理中的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以及汇率、配额等方面的风险。刘景江、刘桂华（2004）以 IT 企业为例，认为外包风险主要有：供应商成为新的竞争对手、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供应商抽取供应链的利润等。王庆喜（2005）在对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外包的研究中，把其主要风险归纳为四个方面：国家风险，也称政治风险或主权风险；战略风险；合同风险；操作风险，如技术失误、欺骗等。刘继承（2005）在对企业信息系统与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中提出其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内部学习与创新能力退化风险、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荆林波（2007）从四个方面指出服务外包存在的风险，即 IT 产品、外包合同、员工技能和技术变化。聂平香（2007）认为在看到发展服务业外包带来的有利之处时，也不能忽视承接服务外包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首先，服务外包可能给我国服务业带来冲击。其次，依据成本优势承接的服务外包，很可能再次因为成本优势而离开，从而形成“候鸟经济”。再次，发展服务外包也有可能削弱企业创新能力。唐柳、赵昌文、王军（2009）研究了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认为应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突出公司治理的责任主体地位，强化内部控制和金融服务外包的全过程、全要素风险管理。唐柳、廖海波（2009）认为，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具有积极价值，但该新兴行业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威胁，主要包括进入威胁、竞争威胁、替代威胁、卖方威胁和买方威胁。因此，应发挥比较优势，从政府、金融机构和外包服务商多个维度培育行业竞争潜力，提高集聚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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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16 （六）国外经验借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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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786818 国内有较多的文献介绍了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等国家的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袁俊（2004）认为，印度软件企业十分重视软件过程管理是其获得国际业务的一大保证。相当多的印度软件公司已经掌握第四代语言、图形用户界面以及面向用户编程等领先技术，并已有上百家软件公司获得了 CMM5 认证证书，这些都是印度承接软件外包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优势。戴永红（2004）分析了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启示。来有为（2005）对影响中印软件外包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如政策支持力度、软件人才、软件开发与软件过程管理能力、软件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吸引外资的规模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了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存在的不足。董小梅（2005）在分析了印度软件服务业的优势之后，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服务业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中国应对软件服务业劣势的对策。谭力文、田毕飞（2006）、吕智、王习农（2007）分析比较了印度、菲律宾、爱尔兰、捷克等国家的外包政策和成功经验，认为这些国家有许多共性值得借鉴：一是做好战略规划，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二是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培养专业人才；三是利用语言、文化优势，对接国际市场；四是重视知识保护。谭力文、田毕飞（2006）专门针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模式进行了研究，详细论述了三种模式的发展背景、目的、形成基础、外包类型、管理方式和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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