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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外包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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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o M.(1990)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隐变量调查假设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政府形成跨国公司外部供应网络的战略能力。他指出,管理人员会认为东道国的政策越不稳定,风险就越大,这样供应商将会意外失去补贴,并且会要求重新谈判合同,因此简单的合同会降低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这样一来,跨国公司抗衡的政策会越来越重视自我实施的因素,比如说阻碍供应商撤出关系的交易具体资产风险。Lacity, Willcocks 和 Feency(1995)认为,离岸外包最大的风险来自隐藏成本,即隐性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前者包括资源配置成本、组织调整成本、设立成本等,后者则是投入人力资源对外包合同进行管理的成本等。Michale J. Earl, Slie P. Willcocks 和 David F. Feeny(1996)从商业运营的不稳定性、组织学习能力的丧失、管理和控制能力削弱、潜在成本等角度出发对外包风险进行了研究。Aubert, Party 和 Richard(1998)以 IT 外包风险为研究对象,将 IT 风险归纳为:隐藏成本、契约成本、服务质量下降和组织竞争力削弱等。Clemons, Hitt 和 Snir(2000)等认为导致国际外包风险的因素包括隐藏信息、隐藏行为、市场失效、道德风险、信息猎取、契约不完善和有限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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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军(1999)针对银行业务外包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银行业务外包存在质量风险、管理风险。汪敏(2001)认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是外包的最大风险之一。吕丽卫(2003)认为,离岸外包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风险,主要包括选择承包商及外包模式的风险、与承包商关系管理中的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以及汇率、配额等方面的风险。刘景江、刘桂华(2004)以 IT 企业为例,认为外包风险主要有:供应商成为新的竞争对手、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供应商抽取供应链的利润等。王庆喜(2005)在对金融服务机构的业务外包的研究中,把其主要风险归纳为四个方面:国家风险,也称政治风险或主权风险;战略风险;合同风险;操作风险,如技术失误、欺骗等。刘继承(2005)在对企业信息系统与服务外包风险管理研究中提出其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内部学习与创新能力退化风险、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荆林波(2007)从四个方面指出服务外包存在的风险,即 IT 产品、外包合同、员工技能和技术变化。聂平香(2007)认为在看到发展服务业外包带来的有利之处时,也不能忽视承接服务外包给中国带来的风险。首先,服务外包可能给我国服务业带来冲击。其次,依据成本优势承接的服务外包,很可能再次因为成本优势而离开,从而形成“候鸟经济”。再次,发展服务外包也有可能削弱企业创新能力。唐柳、赵昌文、王军(2009)研究了金融服务外包风险管理,认为应以风险控制为核心,突出公司治理的责任主体地位,强化内部控制和金融服务外包的全过程、全要素风险管理。唐柳、廖海波(2009)认为,我国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具有积极价值,但该新兴行业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威胁,主要包括进入威胁、竞争威胁、替代威胁、卖方威胁和买方威胁。因此,应发挥比较优势,从政府、金融机构和外包服务商多个维度培育行业竞争潜力,提高集聚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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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外经验借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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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较多的文献介绍了印度、爱尔兰、菲律宾等国家的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袁俊(2004)认为,印度软件企业十分重视软件过程管理是其获得国际业务的一大保证。相当多的印度软件公司已经掌握第四代语言、图形用户界面以及面向用户编程等领先技术,并已有上百家软件公司获得了 CMM5 认证证书,这些都是印度承接软件外包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优势。戴永红(2004)分析了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启示。来有为(2005)对影响中印软件外包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如政策支持力度、软件人才、软件开发与软件过程管理能力、软件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自主品牌与核心技术、吸引外资的规模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了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存在的不足。董小梅(2005)在分析了印度软件服务业的优势之后,对中国和印度的软件服务业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中国应对软件服务业劣势的对策。谭力文、田毕飞(2006)、吕智、王习农(2007)分析比较了印度、菲律宾、爱尔兰、捷克等国家的外包政策和成功经验,认为这些国家有许多共性值得借鉴:一是做好战略规划,完善配套支持政策;二是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培养专业人才;三是利用语言、文化优势,对接国际市场;四是重视知识保护。谭力文、田毕飞(2006)专门针对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的服务外包模式进行了研究,详细论述了三种模式的发展背景、目的、形成基础、外包类型、管理方式和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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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服务外包现状研究、问题和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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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我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具有的优势。大多数学者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和路径,认为我国和印度的发展现状相比主要区别在:从规模效应角度而言,与印度从事 ITO 的企业相比,中国的软件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小而散”的“手工作坊式”产业分布状态,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重复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企业。还有学者和行业专家提出,中国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础不同,中国的在岸市场规模远大于印度。在岸服务外包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将会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带来许多机会。很多政府和行业的专家也分析提出服务外包不仅仅是离岸市场,中国还拥有潜力巨大的在岸市场,中国和印度将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王述英、周密(2007)认为,我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服务外包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只有在积极吸收当前国际经验,把握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趋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的现实优势才能提升我国服务外包的国际地位,壮大服务外包产业。江小涓(2008)认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大多数业务处于外包价值链的低端。主要特点有:一是从总体规模看,占全球比重低,产业收入略大于市场规模,发展速度较快;二是从业务类型来看,与全球趋势相比,中国 ITO 外包发展比 BPO 外包更加成熟;三是从市场需求看,现阶段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以满足本土服务外包市场为主,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规模较小;四是从区域分布看,初步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沈阳和大连等重点城市为中心的华北、华南、华东、东北外包集聚地,同时出现向西安、成都、长沙等第二梯队城市转移的趋势。李光辉(2009)认为,我国软件出口的较快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鼓励和支持软件发展的产业政策。但是与印度等国家相比,我国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优惠政策缺乏统一性;政策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目标导向不明确;税收政策对软件从业人员和研发创新鼓励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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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需要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如: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的研究与落实尚待改进、服务外包实用性人才缺乏、服务外包企业素质不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黄建锋、崔荣燕(2007)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盗版现象不仅比发达国家严重,也比印度严重得多。跨国公司对其知识产权的担忧,也制约着我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张宁(2007)在研究我国承接日本软件外包的特点、现状、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从人力、资金、产品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承接日本软件外包存在的不足,包括人力结构失衡、资金不足、产品质量不高等,并借鉴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经验,为我国软件外包产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何骏(2008)认为中国的服务外包起步较晚,至今规模还很小。然而,中国在发展服务外包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对服务外包存在着认知上的偏颇,那就是将服务外包的外延概括笼统化,即将服务外包的重心概述单向化,将服务外包仅仅诉求或演绎为外向型的离岸服务外包,而基本忽视了本地域内外包,因而出现了各地着力集聚境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争相承揽外向型服务外包的偏颇失衡现象。王晓红(2010)认为,中国的国际服务外包仍处于发展初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产业整体竞争力较弱,区域发展不平衡,缺乏科学规划和综合引导,服务外包人才匮乏,产业服务体系不健全和税收负担过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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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郭冰(2005)以欧美市场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在剖析离岸软件外包的主要动因与特征、对比印度等国软件产业的成功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软件产业出口欧美的战略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宋歌(2006)、姜凌等(2006)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中印两国软件市场规模、企业规模、软件开发过程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化语言差异等方面的对比,提出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充分拓展业务范围;推进软件企业整合,壮大企业规模;推行国际化的产业标准,提高企业服务质量;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培养多层次软件人才等发展策略。谭力文、刘青林等(2008)思考中国承接外包业务的战略时认为:①积极地开展外包业务是我国当前的合理选择;②充分地认识外包业务的经济本质和特性是我们的当务之急;③保证经济安全、实现政治独立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必须高度关注的永恒话题。江小涓(2008)认为,服务外包发展的条件与制造外包不同,限制服务外包发展的不是技术和市场需求,而是能够将服务外包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要求体现在合约之中并被有效执行的能力。这涉及合同订立与执行的宏观制度环境,包括监管模式、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此外,能够发挥人力资本个体优势的生产结构和分配结构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扩大承接服务外包、促进我国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郑吉昌(2008)提出我国示范城市承接服务外包战略应包括不同的目标定位、市场选择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内容。袁永友(2009)认为,我国发展服务外包应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可以避免示范城市之间发展的趋同化和低级化。差异化发展包括战略定位的差异、政策上的差异和产品上的差异,这样才能体现区域性差异和地区特色。王晓红(2010)提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发展应积极培育世界级服务外包企业和服务外包品牌,加快发展一批高端服务外包产业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国际服务外包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国际服务外包人才和打造服务外包公共平台,促进国际国内服务外包联动发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外包标准和统计体系。杨波、殷国鹏(2010)通过对40余家服务外包企业的实地走访、重点座谈后发现:中国的服务外包仍然以 ITO 为主、BPO 为辅,以对日外包为主、欧美外包为辅。与国际领先外包承接地相比,中国企业在竞争能力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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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服务外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现有成果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服务外包内涵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大量学者就服务外包的定义,对产生动机等方面进行研究,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观点基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并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为我们理解服务外包,研究服务外包奠定了基础。第二,初步建立了发包商选择承接商的主要指标体系。根据具体情况差异,对于不同的外包业务各个指标的影响系数不同。但这一体系为发包商的选择决策提供了总体依据,同时也为承接商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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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下问题仍需要今后理论界着重探讨:第一,研究视角普遍以发达国家为主,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外包的则相对较少。第二,由于中国的服务外包业刚刚起步,国内外针对中国服务外包深层次研究还不多。对于服务外包垂直行业的分析、垂直行业服务外包模式、政策创新的研究、风险控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涉及不多。第三,现有的服务外包学术研究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概念型文章和定性经验型文章,对服务外包的实证定量研究较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所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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