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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灵敏度的计算结果可知，GDP（经济规模）、AEC（经济诉讼代理案件）的变化对 ITO 的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变量的数值较大，从而相对 GDP 和 AEC 变化而言，它们对 ITO 的变化影响不大。但 GDP 对 ITO 起着正面影响；AEC 对 ITO 起着负面影响。灵敏度最高的是 NaP/TP（城市化水平），它的微小变化就会引起 ITO 的较大变动。其他的变量对 ITO 的变化影响程度相差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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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ln（ITO）对 ln（GDP）的灵敏度系数为3.45×10-6，因此 GDP 对 ITO 的影响不大。从离岸服务外包的实践来看，经济规模大且经济总量每年都在递增的承接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经济实力的强大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对离岸发包商来讲，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可以缩小其跨国运作的风险，因此他们更愿意与具备这些宏观条件的国家合作。因此，经济规模与离岸服务外包的承接量呈正相关关系。但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大，即 GDP 的数值很大，相对 GDP 变化而言，ITO 的变化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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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ln（ITO）对 ln（AEC）（经济诉讼代理案件）的灵敏度系数为4.3 ×10-6因此 AEC 对 ITO 的影响也不大。由于这个变量的数值较大，从而相比 AEC 变化而言，它对 ITO 的变化影响不大。但承接国的法律系统水平对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是基于知识的应用和创造，服务外包承接的法律系统水平将会影响承接方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法律系统越完善，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就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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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ln（ITO）对 ln（NaP／TP）（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最敏感，其灵敏度系数为439.87。从灵敏度分析的结果看，NaP/TP（城市化水平）的较小变化就会引起 ITO 的较大变化。从外包实践中看，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基础设施、商业环境以及生活环境都更优越，因此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就越有竞争力。沿渤海板块的北京、天津、大连和济南，长三角板块的上海、南京、杭州和苏州，珠三角板块的深圳、广州、珠海和香港，泛内陆板块的西安、成都、武汉和长沙，这些都是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一线城市，无一不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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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ln（ITO）对 ln（TIEV/GDP）（经济外向度）的灵敏度系数为0.099，ITO 对 TIEV/GDP（经济外向度）的变化比较敏感。TIEV/GDP（经济外向度）反映了承接国经济的对外情况，经济外向度越高意味着承接国的经济更开放。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体能快速融入全球经济，积极适应离岸发包商的需求，发包商也更愿意选择这样的承接国进行外包业务合作。因此，经济外向度与 ITO 成正比，对 ITO 的变化存在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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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ln（ITO）对 ln（TEP）（能源生产总量）的灵敏度系数为0.0051，TEP对 ITO 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影响。电力供应情况是承接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承接国能向主要的软件基地提供稳定的不间断的双电源供电是接包商顺利进行生产的基本保障，因此信息技术外包业务与电力等能源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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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ln（ITO）对 ln（ER）（汇率）的灵敏度系数为0.0032，ER（汇率）的变动对离岸服务外包也有一定的影响。离岸服务外包通常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变动，因此汇率变动直接影响着发包商和承接商的收益。由于美元是国际收支的主要货币，本书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代表汇率情况。近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由此导致中国承接企业利润下降。而对发包国来讲，人民币升值对其国内的发包企业有利，扩大了利润空间，因此发包企业进一步扩大其外包量，因此 ER（汇率）与 ITO 存在正相关关系，ITO 对 ER（汇率）的变动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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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ln（ITO）对 ln（R&D）（科研支出）的灵敏度系数为0.00143。相对制造业中的简单加工而言，服务外包产业是技术密集型的，离岸服务外包对承接国的科技发展情况就有一定的要求，科技水平越发达的承接国越受发包国的青睐，即 R&D（科研支出）正面影响着 ITO 。因此，中国作为承接国应积极鼓励企业进行科研工作，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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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ln（ITO）对 ln（PCBVPT）（人均邮电业务量）的灵敏度系数为0.00035。PCBVPT（人均邮电业务量）代表中国通讯网络的情况，也影响着 ITO 。信息技术外包的整个业务流程经常会涉及通讯网络，因此承接国良好的通讯网络设施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但由于 ITO 更多是基于电话、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而非邮电网络，因此 ITO 对 PCBVPT（人均邮电业务量）的敏感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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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的灵敏度分析和离岸服务外包实践情况，本书认为中国政府及企业应该在宏观经济稳定、法律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水平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提高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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