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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二宫尊德和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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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五年（1872年），陆奥宗光、芳川显正还有我，跟着担任总指挥，负责管理所有相关事项的井上侯爵一起远渡英国筹集公债。明治四年（1871年），那个时候吉田清成正在想办法对财团进行改革。有一天傍晚，西乡公（西乡隆盛）忽然到神田猿乐町来找我，那个时候西乡公是政府的参议员，担任一个非常高的官职，而他却来访问我这个官职低微的财政大丞，说真的，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感到非常惶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了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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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兴国安民法》，这是一部由相马藩聘请二宫尊德先生拟定的涉及财政、产业和很多方面内容的法案。后来以井上侯爵为首的，在我们财团政改的时候，曾经打算过要废除二宫先生遗留下来的《兴国安民法》。后来相马藩等人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这是一件关系到这个藩消长的大事，他们于是就派了富田久助和志贺直道两人到东京，面见了西乡参议。他们请求西相公在财政改革的时候出面，保留下《兴国安民法》。西乡公就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后来与大久保先生和大隈先生谈论时，却没有得到认同。接着他又想到如果井上侯爵也不同意的话，这个要求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接受了。西相公烦闷到了极点，突然就想到我了，他认为如果说服了我，就有可能达到不会废止兴国安民法的目的。因为他非常看重对富田、志贺作出的承诺，于是他特意来看望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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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公把自己的处境跟我说明了一下，并且表示废除这样一个好的法律实在是很可惜，希望我能帮他出一把力，让这个法律继续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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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问了西乡公：“您认为应当继续维持这个法律，那么您知道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的具体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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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就连基本的内容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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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您都不知道这是一部怎样的法律，就过来劝我不废止它，那样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不过，在谈这个之前我还是先为您说明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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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根据我对《兴国安民法》进行的充分调查，详细地向他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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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宫先生一去相马藩，第一件事就是对藩内过去180年间的年收入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并且把180年分成了天地人三个年份，每个年份有60年，并且算出了这60年的平均年收入，并且把这作为这个藩的一年平均收入的参数。然后再把这180年分成乾坤两个年份也就是90年一年份，把收入少的坤这90年的人均年收入作为藩内的年支出数额，并且以这个作为依据，预算出年支出。如果当年的年收入超过了坤的平均年收入参数，那就是增收：如果还有结余的劳动力，就作为次年开垦荒地的依据，而开垦出来的新田地就给予当时的开垦贡献力最多的人。这个也就是相马藩的《兴国安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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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公听了我对二宫先生《兴国安民法》的详细说明，他就说：“照你这么说，《兴国安民法》倒也符合量入为出的原则，那不是挺好吗？不废除不是更好吗？”想到我坚持自己的财政意见的时机到了，于是我向他讲述道：“您这点讲得很对，如果继续沿用二宫先生的《兴国安民法》，相马藩一定会越来越昌盛。但是您要知道一点，我们这是为国家制定法规，若是单为一个相马藩保留这个法律那就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了，权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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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公听了我的话之后，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默默地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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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说的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认为像西乡公那样，没有一点架子的人才是最令人敬佩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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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不能空谈理论上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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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修养？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只是空有理论，而不付诸实践，因为修养是必须由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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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必须对实际和理论的配合，特别作一个说明。归结成一点就是，理论与实际、学问和事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不能同时得到发展，那么一个国家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不管一个方面做得有多好，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紧密地与之相结合，那么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不能一味满足于事实，也不能只看纯粹的理论，一定要两者相结合，只有两者相结合，国家和民族才能文明富强，作为个人才能臻于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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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例子很多，就拿汉学来说，孔孟之道在中国历来都有非常高的地位，称之为国学或是经学，相比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对儒学探究最深，并且让其得以发展的是中国宋末的朱子。朱子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热爱讲学。遗憾的是他生不逢时，那个朝代政治衰颓，兵力微弱，实学丝毫没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尽管学问的发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那个时候丝毫是没有用的，也就是完全被实际隔离了。总之，尽管宋代的经学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振兴，却没有真正地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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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却能很好地利用这本经学，并将它应用到实际中来。使这一套中国宋代流行的空谈死学，得以发挥它真正的效力。德川家康是少数几个能运用这套经学的人，元龟、天正时代，当时的日本四方割据，有号称二十八天下的局势。兵荒马乱，各大诸侯只热心军备。这个时候德川家康表现得相当明智，他意识到光凭武力是不可能治国平天下的。于是他大力推行文化事业，采用中国视为死学的朱子儒学。聘请到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人，为他推行儒学，并把它付诸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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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我们还能看到德川家康遗训中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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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犹如负重担而行远道。不可操之过急。常想到不自由。就没有不是之感。起非分之望时，宜想到困穷之时。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知畦不知负，害至于身。责己宽人，不及胜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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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大都出自于名学典故中。他之所以能够平息战乱，一统天下维持三百年的和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死板硬套，对理论能够活学活用并且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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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禄、亨保年间，各种学派也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并逐步演变成为玩弄空理不切实际的空论。虽然有很多有学识的儒学家，可是注重联系实际的却很少，只有少数的像熊泽菩山、野中兼山，新井白石和贝原益轩等数人。德川末期的国势一蹶不振，这和没有结合实际的空论有莫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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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今天看来，不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是不切实际的。再回过头看日本，至今也很难说它已经达到了两者的充分平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两者的相离倾向已经愈来愈明显了。想到这点，不能不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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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衷心地希望，一个以修养为主的人，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切勿走旁门左道，要恪守中庸，努力向前，同时向智慧之路稳步迈进。在精神发展的同时，智慧必须也与之同步发展。修养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一个村，一个乡，进而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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