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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另一博弈“利他惩罚 ”中进一步探索这种抵抗态度。他们又安排了一轮独裁者博弈，并给新的受试者如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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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们可以与上一轮独裁者博弈实验中的一位参与者平均分享12美元。但那位参与者前一轮是个“贪婪”的独裁者（给自己留了18美元，只给了搭档两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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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他们可以与独裁者博弈中一位不同的参与者均分10美元。这名参与者是“公平”的（选择了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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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选了（b）。他们宁愿自己少得一美元，来“惩罚”一个对自己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的人，全因为知道那人是个“不公平”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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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上述结果听起来还挺让人欣慰的。独裁者大多是公平的，不公平的人遭了报应。可惜康奈尔大学的原始独裁者博弈有其限制。它只有两个可选项，一种做法是平分，另一种做法则极度贪婪（独吞奖金的90%）。如此的贪婪，看得顺眼的人不多。自那以后，其他研究人员重新做了实验，允许独裁者拥有更多的分配方式。这些实验大多发现，独裁者并没那么慷慨。要是可以自由地进行分派，他们平均分给弱势的搭档30%左右。大约1/5的独裁者一毛钱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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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夫曼（Elizabeth Hoffman）和她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们做了一轮权威性的独裁者博弈实验。伊丽莎白·霍夫曼怀疑，独裁者表现慷慨只是因为知道有人在看。实验者往往是受试者的老师，过几个月，老师可会给学生打分咧！难道为了几美元，就值得让老师知道你是个贪婪的混账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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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伊丽莎白·霍夫曼的小组煞费苦心地想办法，保证没人会知道具体的参与者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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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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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交给每名“独裁者”一个白信封，并让他们到房间后面去。那儿有个纸箱子，独裁者把信封在箱子里打开，免得有人偷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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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信封里装着10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10张裁成一美元大小的空白纸条。独裁者可以任意拿走若干张钞票，把信封里剩下的东西留给搭档。此时，他需拿走相应张数的空白纸条，好让信封里只留下10张纸（钞票加纸条的总数）。做完之后，他把信封交给“监督”（此人不是实验者，从信封的重量或感觉上，他无从推断任何事情）。监督带着信封去另一个房间，交给受试者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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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设计最关键的地方是，所有参与者事先都知道，有些信封一开始就没装钞票，只有20张纸条。得到这种信封的倒霉蛋必须抽走10张纸条，把另外10张留给搭档。这样一来，哪怕是搭档一分钱没分到，也无法断定自己被故意“独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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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条件，约有60%的独裁者自己独吞了10张钞票，只在信封里留下了空白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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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好吃惊的（国税局的查税员们绝不会吃惊）。“贪婪”和“慷慨”这类概念总是依赖于参照框架的。就在这一刻，你便有机会跟一家声誉卓著的慈善机构，比如“医生无国界”分享你钱包里的钱。你真的应该捐点儿钱……但要是你把钱全自己留着，那也再明智不过了。没人会知道你钻了空子，什么也没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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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丽莎白·霍夫曼实验做个悲观的阐释：它表明人是何等伪善。要是没人看（当然，也只有在没人看的时候），受试者几乎全像经济学家们假设的那么自私。卡默勒和泰勒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最后通牒和独裁者博弈的结果跟利他主义的关系不大，但跟态度很有关系。公平竞争的社会规范没那么容易摆脱。就算“伪善”，也不一定是坏事。有时，不管你最初怀着什么样的心机和目的，光是假装做个比本身更好的人，你最终都会真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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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博弈演变成了所谓的“ur-experiment”，相当于科学里的即兴弹奏，本身可以进行无尽的取样和混合。它在全球各种文化里做过：儿童做过，自闭症患者做过，高智商人士做过，雄性激素超高的男性也做过，有些参与者注射过一种提高对陌生人信任感的激素；甚至，黑猩猩也做过，它们要分配10枚葡萄干的奖励。该博弈持久的魅力来自行为将如何随背景变化或不变。实验设计的经济选择就像一支上好了油的风向标，总能敏感地察觉影响我们的微妙压力。这些压力，我们平常很难注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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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简单的变量极大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伊丽莎白·霍夫曼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小组做了一连串的尝试，只要参与者答对一道小小的智力问答，就能赢得当“提议者”的权利。提议者的慷慨度由此降低。他们显然觉得自己的特权地位是应得的，所以有权趾高气昂。而且，响应者似乎也答应。要是提议者的地位是当事人光明正大赢回来的，响应者就愿意从他那儿少拿点。大多数提议者建议给3或4美元，从来没有人拒绝这样的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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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夫曼的小组还尝试把该博弈打扮成零售交易的样子。提议者叫成“卖家”，响应者是“买家”，买家决定是否接受卖家的价格。买卖双方都收到一份表单，说明各种价格能带给他们怎样的好处。相应的报酬跟标准最后通牒游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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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性行为者来说，这应该不存在什么区别，但区别可大了。卖家变得更贪婪了，一般只给买家分派3~4美元。然而，后者大多都会买。显然，参与者认为，卖家有权设定价格。在人们的判断里，较之标准模式中的不公平分派，高价格不怎么值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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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霍夫曼实验最有趣的一点发现是，提议者和响应者的反应基本上是同步的。面对博弈的新改款，提议者能立刻感觉出自己应该给多还是给少，响应者亦随之调整自己的期待。此时，双方并未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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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我的以色列博弈论教授自豪地指出，以色列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开出低报价并得到接受的地方，”经济学家普利什·塔尔沃克（Presh Talwalkar）挖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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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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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以色列神话”的是1991年在匹兹堡、卢布尔雅那、耶路撒冷和东京进行的一次比较行为研究。以色列提议者最常见的分派比例是六四分，美国人则为五五分。其实区别真的不算大，真的（等会儿我们就能看到）。但它禁不住叫人联想到以色列人果然是神选出来的，够理性——要不然，就是像《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那样的犹太奸商。四城研究的一位合作者，希伯来大学的什穆埃尔·扎米尔（Shmuel Zamir）回忆说，来找他的有个年轻的以色列人，“明显气哄哄的”。他抱怨说：“我没有赚到一毛钱，全因为对方的玩家们是蠢蛋！你怎么能够拒绝一笔白白得来的钱，却宁肯选择零呢？他们根本没明白这游戏！您应当停止实验，给他们做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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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看来，上述4个城市都是一种同质化全球文化的一部分罢了。等到博伊德的一个研究生，乔·海因里希（Joe Heinrich）对来自秘鲁东部的马奇根加人做了最后通牒博弈之后，故事变得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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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来之后问我，你能不能来看看我的数据？”卡默勒回忆道，“于是我去了UCLA，乔说，‘我想我是哪里弄错了，因为他们开了许多低价，而且都被接受了。只有一个拒绝的，但那更加可疑，因为我有个说西班牙语的助手，他还能说当地方言，那家伙有点儿吓唬人地对受试人说，我想你不该接受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都算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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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的发现极具讽刺意味。最终，在秘鲁内陆，他发现有人完全像传统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做事。可这些人完全没什么经济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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