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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在钱币上胡写乱画或损毁钱币是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这样做会招致高达5000澳元的罚款或两年有期徒刑。在一些人看来，有一位澳大利亚总理应该受到同样的惩罚。1992年的一天，保罗·基廷（Paul John Keating）总理正在参观昆士兰北部的汤斯维尔水族馆，当地的一名艺术家请他在两张5澳元的钞票上签名。他签名时被人拍了下来，这一行为引起了民众极大的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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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那位艺术家是在抗议5澳元的新版设计，新设计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画像取代了19世纪时人权领袖卡洛琳·奇瑟姆（Caroline Chisholm）（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改变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但是，火上浇油的是，当时女王能否继续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在当时本身就是个具有诸多争议的话题，而且民众也知道基廷对此改变持保留意见。愤怒的保皇主义者质问道：之前在钞票上留下抗议言辞的那个人被定罪了，为什么不给这位艺术家和总理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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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菲利浦·特纳（Philip Turner）的澳大利亚人也发现，被人涂写过的钞票变得毫无价值。一家加油站找了他20澳元零钱，这张钞票一面用签字笔写着“生日快乐”（还好，虽然那天不是特纳先生的生日）；另一面写着“倒霉鬼，这下你买不成东西啦”（真糟糕）。这个人在钞票上涂写虽然很气人，但是他说得没错。商店不肯接受这张钞票，加油站也不愿意把它收回，就连银行也不给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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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钞票上写字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要让你写的东西真正进入他人的口袋，还有比在钞票上写字更好的方法吗？英国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就是这么做的。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枚铸造于1903年的硬币，上面印有“为妇女投票”的口号。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抗议方式，因为面额这么小的一枚硬币，可能流通很长时间，也不会被发现。但不论是谁将口号印在这枚硬币上，这个人都冒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在钞票上胡写乱画可能会招致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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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进一步，将钱币完全损毁又会怎样呢？在美国，烧毁钞票的严重性从美国《法典》第十八条所使用的语言可见一斑。此项禁令列在“国家银行债券损毁”的条款下，实际上，因此获罪的人非常少。在加拿大，明令禁止熔化硬币，但出于某些原因，并未提及纸钞。而在欧洲，欧洲委员会于2010年建议，成员国不得鼓励“出于艺术目的而损毁欧元纸币和硬币，但应该包容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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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是各种机构制定的规则。我们普通人对于损毁钱币的行为怎么看呢？我们再看看弗里斯夫妇和其同事克里斯蒂娜·贝切奥（Cristina Becchio）的研究，他们一起研究了人们看到钞票被撕毁时的反应。由于已经从丹斯克银行得到进行此项研究的许可，他们根本不担心会受到起诉。即便如此，在大多数人看来，撕毁钞票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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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讲，看到真正的钞票被撕成两半时，大脑扫描仪中的志愿者非常痛苦，但真正有趣的是其大脑受到刺激的区域。受到刺激的区域不是通常与失落或苦恼有关的区域，而是其他两个小区域：左梭状回和左侧楔前叶。左梭状回据说与铅笔刀、钢笔和胡桃钳的识别有关，换句话说，就是能够识别不同用途的工具。这就表明认为金钱是一种工具的看法并非只是说说而已。我们在钞票及其用途之间建立的联系极其强大，因此，大脑对钞票的反应，就好像钞票是实际的工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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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多年来许多人因“K基金会”烧毁钞票的行为感到愤怒的诸多原因相符。他们往往强调这些钞票能用来买很多有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对钞票这种人工制品的损毁并不感到愤怒（虽然在下一章，我会解释我们也喜欢金钱的具体形式），而是为丧失这些钞票的潜在购买力而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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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谨防自己过多地解读一项研究，而且研究人员也承认大脑活动的变化也可能仅仅是由观看钞票被撕毁的痛苦引起的。之前的研究发现，大脑杏仁核区受到损伤的人不再如此介意金钱的损失。杏仁核位于大脑深处，形似核桃，和人的某些情绪有关。此类研究表明金钱与情绪相关。弗里斯夫妇研究的过人之处在于它暗示了金钱的象征性实质：即我们都知道金钱可用作工具。该研究表明（我在本书也反复说明），在我们拿着、看着，甚至只是想到一笔钱的时候，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有的反应好，有的反应坏，有的则很奇怪。但是在此之前，需要回顾一下，我们与金钱的关系始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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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的艺术：为什么穷人被钱操控，富人操控钱 见钱眼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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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第一次接触到金钱时，将金钱看作本身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拿着闪亮的硬币或者精美、挺括的钞票，玩得不亦乐乎。很快孩子们就明白这些金属或纸张需要好好珍惜，不能丢弃，而且当祖父母将一枚硬币（现在估计是纸钞）放入他们手中时，这些钱显得很特别，甚至很神奇。我不确定这种感觉是否一直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小说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其《金钱与金钱如何大行其道》（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一书中认为这种感觉一直存在：“口袋里有钱，快乐虽小，在人生中的作用却不可估量。银行里有钱，则是另一回事，但是从银行里把钱取出来，无疑是一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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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和朋友4岁的女儿蒂莉去公园玩。她刚得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串珠钱包，里面装着她攒下的几枚硬币。只要有陌生人经过，她都会挥动着那个钱包，愉快地喊着：“看！我有很多钱！”我问她这些零钱能用来买什么，她说不上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有钱，而钱的魅力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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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对蒂莉的重要性随后得以体现，在玩了半个小时的秋千和滑梯后该回家了，她却不愿意走。我们试图故意把她丢在后面，吓唬她说她得一个人待在那儿。我们甚至吓唬她回家以后就把这件事告诉她妈妈。最后我们还试图和她玩追逐游戏，但这些都没有用，她还是不肯离开操场。蒂莉的姑妈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她趁蒂莉不注意，把钱包拿走了，并且告诉蒂莉，想要钱包就必须和我们一起回家，这个办法果然奏效。蒂莉并不知道她可能损失多少钱，更不用说那些钱能买什么东西，但那是她的钱，她出于金钱本身的原因珍视金钱。此时，蒂莉开始了她漫漫人生中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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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很快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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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姐姐都有本地建房基金会的存款账户。我们会时不时地进去存上一镑，然后拿着更新了存款数字的存折自豪地走出来。有一年，建房基金会举办了一次比赛，要求参赛者创作一幅描绘其办公楼的艺术作品，这个办公楼是一幢维多利亚时期的别墅，位于小镇主干道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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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参赛作品是一幅拼贴画。我用淡黄色的麻布做墙壁，又剪了几个人形纸片，把纸片摆好，让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从楼上探身窗外，高兴地挥舞着存折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那些纸人帮我赢得了比赛。打动评委的并不是我的艺术创作，很可能是我对利率的过度夸张——其中一个评委是建房基金会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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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在纸人手里拿的卡片存折上写道：“存款：600英镑，利息：300英镑，结余：900英镑。”老实说，当时的利率确实很高，但绝对没这么高！而且这件事说明了就算是小女孩，对金钱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也有一定的了解，虽然在细节方面不是很清楚。我早就接触过存款、利润、存钱和结余的概念了，早就知道金钱不仅仅是用几枚硬币换几块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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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关于人们对金钱早期理解的研究，我特别喜欢。该研究涉及芬兰一家幼儿园的一群6岁儿童。那是2008年，孩子们坐在一块地毯上创作自己的戏剧，大人在旁边帮助他们，但关键是要让孩子们尽量多做决定——从场景设计到情节和剧本台词，每个环节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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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讨论后，孩子们创作了一个叫《600万只狮子》的故事。他们自己选角色，有一个男孩儿坚持要演一张土豆做的桌子，这个角色似乎对绝大多数演员来说都颇具挑战性。出于自主决定的精神，就让他出演了这个角色。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自行控制局面，虽然大人没有提到钱，但是这阻止不了孩子们谈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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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马莉娜·施托尔普（Marleena Stolp）花了6周的时间观察这部戏剧的制作，记录孩子们的对话并进行分析。很快她就发现孩子们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金钱。孩子们知道他们创作的东西是有市场价值的，他们讨论票价，考虑把它拍成DVD，在商店里出售。他们虽然只有6岁，但没有把表演这部戏剧仅仅当成一次娱乐活动，而是在考虑如何将这部作品推向市场、变成金钱。毫无疑问，他们喜欢赚钱这一想法。他们甚至讨论了如何选定人们能接受的票价，还知道他们不能收费太高，否则没人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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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孩子早就对金钱、定价和市场的概念有所理解。那么对金钱价值的理解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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