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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双方在经济和实用方面都有充分的理据；但这并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感兴趣的是辩论产生的强烈真诚的情感。这不仅仅是找到一个最明智、可持续的行动方针的问题，还要考虑情感问题，尤其是涉及深受欢迎的1美元钞票时，更是如此。似乎情感胜出。在路透社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中，硬币完全取代钞票的提法很不受欢迎，75%的人说他们喜欢用绿背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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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世界上最大的货币改革发生了。欧盟12个成员国放弃了各自的货币，改用欧元。变革发生时，欧洲中央银行喊出了“欧元，我们的货币”的口号强调整个欧洲的团结。引入新币之后，欧盟各国大多数人都说：“我们觉得自己更像欧洲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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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很高兴。在巴黎歌剧院的台阶上，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创始人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号召当代的圣女贞德[1]将欧共体的官员赶出法国。他喊道：“法郎万岁，法国万岁，法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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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改革，90亿元的钞票和1700亿元的硬币退出市场。欧洲中央银行引入了150亿的新钞票和510亿的新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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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卷全欧洲的公共宣传运动告诉人们一些简单的换算策略，帮助人们适应新货币。1.5亿人购买了新硬币的套币，以便在使用前熟悉这些货币。在开始的三年过渡期内，商品都标着两种货币的价格。刻录着变革信息的软盘被分发给每家每户，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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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切发展得都很快。从2002年1月1日起两周之内，欧元就占到流通货币的95%。在新年的第一周，自动取款机的取款金额就远远超过了平常水平。但有趣的是，抢劫押钞车的案件减少了。所以，除了盗贼，绝大多数欧洲人很快就习惯了使用欧元。然而，第一个月结束时，只有28%的人说他们以欧元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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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尽管有广泛的公共宣传活动帮助欧元区的人们熟悉新货币，人们依然需要在新旧货币间做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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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对欧元变革的反应是最积极的。和欧洲53%的平均值相比较，爱尔兰77%的人说他们很乐意或相当乐意接受新币。在和心理学家进行深入交谈时，一些爱尔兰人说放弃爱尔兰钞票上那漂亮的设计有些可惜，但是另一些人又说喜欢新钞票的设计。有人说这就像“圣诞节期间的孩子”，也有人说这就像是大富翁游戏中的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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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应部分源于所有使用欧元的国家中，只有爱尔兰之前使用的货币，其单位价值高于欧元，即1爱尔兰镑等于1.28欧元。所以看到工资单上的高工资，人们感到很惊喜。有那么一瞬间，人们觉得自己发财了，直到走进商店，才发现所有的商品看起来都比原来贵了。还有人怀疑店主趁机敲诈他们，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海外旅行时常碰到的问题：很难搞清楚新货币的价格是否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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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使用的一个技巧是选几个参考价格，然后取居中的价格。另一个策略（你自己可能也用过）是选择一个参照价格，比如说比萨，然后用其估算你想购买的任何商品。也许将一种货币换算成另一种货币，很难快速算清楚你想买的围巾是不是物有所值，但是你可以折算一下那条围巾相当于几个比萨，这就能很快搞清楚围巾是否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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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人和欧元区其他国家的人对新币适应起来有点困难。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对新硬币和新钞票渐渐熟悉起来。不过旧货币可以纾解欧元区一些居民的怀旧情怀，2014年，意大利里拉的金银硬币和旧币的纪念图册的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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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未采用欧元的国家，当然没有进行公共宣传活动，和欧元打交道就不那么容易了。瑞典人并不是每天都使用欧元，但事实上许多邻近国家都在使用欧元，这意味着熟悉新货币至关重要，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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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一个研究机构进行了一次简单的实验。研究人员让瑞典哥德堡市民看一份各种杂志、公共汽车费和月租费的价格表，但价格标法不同，有的标的是瑞典价，有的标的是欧元价。然后让人们从“很便宜”到“很贵”分5个等级对每一个价格进行评分。目前，瑞典民众的生活费用的确比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们要高，但这并不是瑞典受试对象认为用欧元标价的杂志费用价格较便宜的原因。他们认为欧元价便宜出于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欧元钞票上的数字要比瑞典克朗上的数字小一些。两欧元的公共汽车票听起来是比5个克朗的公共汽车票要便宜，人们被这一点迷惑了，因为2比5小。人们只是直觉而已，并没有费心去计算。也许如果告诉他们真的要搬迁到那个国家，那么他们才会认真考虑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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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实验，要求哥德堡居民考虑如下情况。在另一个欧元国家有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好工作，而且这个国家的人们很友好，气候也适宜。尽管前景很诱人，但是在移居前，人们肯定会考虑那里的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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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给了试验参与者包括电影票、理发票、奶酪、真空吸尘器和大床在内的多种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以不同币种标定）列表。他们认为这些物品的价格比瑞典的价格高还是不高呢？只要用点心来换算，就能搞清楚实际情况。但是他们往往认为，若以某种货币标定的价格较高时（比如意大利旧币里拉），那么那个国家的物品价格就比国内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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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效应被称为“欧元幻觉”（这是“美元幻觉”的衍变，欧文·费雪于1982年首次发现“美元幻觉”这一现象），指我们身不由己地将注意力放在钞票上印着的实实在在的数字，而不是关注实际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陷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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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这样想要比做复杂计算容易得多。但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心理凸现问题。心理凸现形式多样，可能是鹤立鸡群之物，比如白色花海中的一朵红色郁金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注意力就放在了突出之物上。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众多欢乐面庞中的一个愤怒脸庞，突出之物是愤怒脸庞并非因为它是一个例外（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众多愤怒脸庞中的一个欢乐面庞），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愤怒脸庞特别关注。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愤怒会招致危险。就金钱而言，突出之物是大数字。从小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数字越大，钱就越多。以意大利旧币里拉为例，20世纪90年代我去罗马时，一杯普洛赛克酒要10000里拉。我当下的反应是：“什么？！”面前的数字主导了我的思维，一会儿之后，也许是我决定不再为此烦恼，才算出10000里拉还不足3英镑。在洒满阳光的广场咖啡屋喝上一杯低泡葡萄酒，这个价格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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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元区国家中，有人会遇到另一种困难。在奥地利、葡萄牙和意大利，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说币制改革一年后仍会给他们带来问题。他们为之苦恼的仍是“手风琴效应”——欧元的两个价格要比旧币的两个价格难以对比，因为在新币中，两个数字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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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1欧元和2欧元，似乎差别不大，但是2万里拉似乎比1万里拉大得多。让我们再回到上面的例子（这一次假设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一杯普洛赛克酒，欧元价似乎比里拉价便宜，喝上两杯似乎也不算奢侈。因为这么小的数字，即使翻倍似乎也没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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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在另一个使用欧元的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年9月，国家为智障人士进行的全国募捐活动将在荷兰展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去募捐。使用欧元后的那个9月，在三个村子里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捐款增加了11%。居民的收入水平没有变，也不可能是同情心突然增加，原因可能是新货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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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不过没有费心去计算捐出的欧元是否和以前捐出的荷兰盾完全等值，他们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幸运的是，对慈善事业来说这意味着捐款增加了一些。刚好第二年的慈善捐款又增加了，不过这次仅增加了5%。也许人们的计算能力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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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改用欧元削弱了大脑掌控金钱的能力。放弃熟悉的旧币，改用新币，人们只是暂时有些不知所措，这就像我们使用外币的情况一样。就总体计划而言，这也许无足轻重，人们不会头脑发昏，胡乱花钱或是要求涨工资。影响很小，人们很快就适应了。即便如此，货币外在形式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心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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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结束时，我要提出一个应对货币变革的策略。注意，这一策略涉及坏脾气，不可能适用于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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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基于如下事实：心理学家表明人们高兴时（比如刚刚观看完企鹅在冰面上滑行的录像），给出的答案往往很有创意，但是不擅长做心算或完成需要全盘考虑的任务。回想这项研究，我感到有些疑惑，那些强烈反对使用欧元的人（比如让·玛丽·勒庞）是否比那些赞成货币统一的联邦拥护者优势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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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想一下，就明白了。让·玛丽·勒庞和其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朋友每次看到价签上那不受待见的新币价时，心情就会很低落。但这也有好处，他们的坏脾气使他们能够将价格计算得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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