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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压力增大从而影响参赛者表现的理论是：游戏的参与者知道别人正在看着自己，因而分心了。在益智弹球游戏中，当参与者知道对手在看着他们的时候，发挥失常的情况明显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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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罚点球以及其他运动中，这当然是个重要因素。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看网球比赛，那你一定见过温布尔登网球赛上的情况。在练习场地上，顶级球员可以像机器人一般连续发球，但当他们在15000人观看的中心球场时，挽救比赛的直接得分发球一下子变成输掉比赛的重大失误。赢得（或输掉）冠军和奖金的想法、人们的期待，所有这些都在施加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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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学家正在认真研究球员两次发球之间的情况。无论之前比赛中的落点宣判多么糟糕，无论你的发球多么无力以致未过网就弹了回来，也无论对手的击球多么让你恼怒，最重要的是下一球必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一定要沉着冷静、注意力集中。当然，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世界顶级球员，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也难以预料，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比赛如此令人激动。如果我们知道球员一定会在决胜点时发球得分，温网赛就不会这么有趣。作为观众，我们清楚风险有多大，当然球员也明白。因此第三个心理学理论出现了，它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大奖的期望使我们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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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最近的实验展现出这一理论的基础。电脑游戏中，参与者在迷宫中追捕一个人造的灰点猎物。每当抓到灰点时，其中一组有机会得50便士，另一组可以赢得5英镑。又一次，有可能赢得大奖的人表现变差，那些最想得到钱的人反而得分最低（事先的问卷调查显示）。这项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参与者在做游戏的时候躺在大脑扫描仪中。大脑扫描仪显示，赢大奖的期望会引发中脑腹侧活动增加，大脑的这一区域与奖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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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也没那么重要。听说有奖励，大脑中奖励神经通路被激发，事情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是应该这样，但结果是大脑中这一区域的活动增强，压制了大脑中另一区域的活动。而这另一区域正是负责我们工作记忆的区域，是我们有意识地暂时存储信息和过程的能力，就像是大脑中的即时贴。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印度村民，他们一心想着卢比，这意味着他们的脑海里没有空间来记忆游戏中的颜色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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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每个有可能获得大笔奖金的人或是想要夺冠的人都会发挥失常。正如英国一则笑话所言：足球就是两队各11人玩的游戏，最终德国队赢在点球上。德国球员虽然与英国球员面对的是同样的压力（也许如果英国队能够克服压力，也会获得大额奖金），但是他们似乎能够更好地面对压力。同样，在大满贯决赛中，和我支持的英国运动员安迪·穆雷（Andy Murray）相比，塞尔维亚的网球运动员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失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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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埃斯特·阿尔茨（Esther Aarts）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参与者被许诺完成一项计算机任务后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也有类似的变化。一些人就像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发挥失常，而另一些人却依然保持冷静，并且获得了奖金。而研究发现，这些表现上的差异都是由神经递质多巴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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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台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阿尔茨和她的同事们测量了每一位参与者的多巴胺基线水平。如果一开始多巴胺的值很高，在承诺给他们发奖金之后，他们大脑中名为纹状体的区域会过度活跃。这就使得参与者不能很好地集中注意力，从而不能赢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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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务本身很简单，电脑屏幕上会闪现出一个盒子，上面标着“左”或者“右”，然后参与者需要按下其中一个按钮来表明是哪一个，但是要尽可能地快。为了加大难度，有时候盒子旁会有一个箭头，箭头所指方向与盒子所指方向相反。有一个标志会说明这个箭头是否相关，有时需要忽视箭头，有时却要关注箭头，所以快速回答每个问题并不容易，并且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那些多巴胺系统容易爆发的玩家，注意力水平往往达不到要求。这向我们展现了在那些可以保持冷静的人和发挥失常的人的大脑中所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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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金钱可以增加动力，但未必会增加成功的机会。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金钱奖励有时反而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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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的艺术：为什么穷人被钱操控，富人操控钱 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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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以其举行的公民投票的次数而闻名。仅2013年一年，除了9次全国投票以外，瑞士各州还举行了90次公民投票。1993年，瑞士中部的人们就核废料堆放场选址的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去居民家里进行了调查。他们想要看看金钱奖励会对人们的意见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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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问人们是否可以接受在他们住的地方建一个仓库来短期存放低、中级核废料。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可以，尽管有34%的人害怕这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居民的死亡（这究竟展示了良好的公民意识，还是对于危险的极度漠视，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接下来，金钱也成为人们考量的因素。研究人员继续询问：如果政府每年给他们每人2000~6000美元的补助，他们是否会更乐意接受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造处理核废料的设施呢？这笔钱肯定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影响，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影响。这一次仅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同意在他们附近建核废料堆场。是的，这笔数目可观的补偿费（即使是在富有的瑞士）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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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这笔补偿费还不够多吧？我们早就知道，如果你想要支付这笔钱，就必须确保支付足够的数目。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提高补偿费仅仅会招致更多的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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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为什么金钱诱惑反而降低了人们对核废料堆场的接受度？是核废料堆场使人们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吗？毕竟，政府只在核废料堆场有危险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补偿？当局肯定隐瞒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当研究人员向接受调查的人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却声称不是因为这一点。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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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提供补偿把人们的公民意识从脑中“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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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涉及补偿费的情况下，瑞士人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核设施，因为他们知道安全的能量供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一旦给他们补偿的话，他们就会变得自私，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从而不会基于更高的社会利益做决定，也就是说，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我们交流的范畴很重要，就拿圣诞节来说吧，当我们要装饰圣诞树时，每个人都会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家里面就会又温馨又明亮。但是下午大富翁游戏开始后，大家又开始各自为政。突然之间，残酷无情变得可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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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挤出效应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许诺付给以色列的学生报酬以后，再让他们去募捐，筹集到的善款反而减少了。报酬将他们脑中的利他主义挤出去了。一旦他们是为了自己去募捐，而不是为了做善事的话，他们投入的精力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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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罚款吧。在一个真正有公德心的社会里，这些想必是不需要的。我们会按时归还图书馆的图书，会遵守限速规则，并且会把垃圾倒在垃圾桶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成为合格的公民。而罚款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些，而且需要一点外力推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罚款还阻止了“投机取巧”的出现，如果每个人都把垃圾扔在大街上，或者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跑来跑去，还认为如果只有自己这么做也没什么影响，他们就会制造混乱。总的来说，我们的罚款机制效果很好，这也是为什么保留它的原因。然而，它们的存在也会让一些工于心计的人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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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伦敦苏活区（Soho）的一个老板，他很乐意交违规停车的罚款。乐意交罚款？我仿佛能听到你不相信的尖叫声，是的，但是这是他谋划的结果。他经常一看到交通管理员过来，就把他的车及时开离黄线区。但是，即使他没有及时把车开走，对他来说支付临时的罚款远比最近的地下停车场的费用便宜，而这个停车场甚至离他的店还有一段距离。事实上，这个老板把罚款重新归类，定位为服务费，而且是他很乐意支付的费用。当他从店里出来看到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的违章停车的罚款单，一点儿也不生气。在他看来，用黄色塑料包裹的那张纸只不过是一页账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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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行为是自私的，前提是这个老板自认为他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危险或麻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做，他肯定就不会这样想了。这正是关键所在，但他不这么想，更可悲的是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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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听见别人谈论违规停车处罚和超速罚款，就像它们是不正当的妨害一样——“与司机交战的武器”，“老大哥”或者“小希特勒”般的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些罚款原本是为了使公民的行为得体，现在却背离了初衷。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像苏活区的那个老板那样的人来说，时常出现的罚款单不再是因违反社会准则而受到的处罚，而是服务费用，这并不令人惊讶，却真的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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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以色列海法市的幼儿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这已经成为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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