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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的艺术：为什么穷人被钱操控，富人操控钱 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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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以其举行的公民投票的次数而闻名。仅2013年一年，除了9次全国投票以外，瑞士各州还举行了90次公民投票。1993年，瑞士中部的人们就核废料堆放场选址的问题进行了投票。投票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去居民家里进行了调查。他们想要看看金钱奖励会对人们的意见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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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问人们是否可以接受在他们住的地方建一个仓库来短期存放低、中级核废料。有一半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可以，尽管有34%的人害怕这可能会造成一部分居民的死亡（这究竟展示了良好的公民意识，还是对于危险的极度漠视，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了）。接下来，金钱也成为人们考量的因素。研究人员继续询问：如果政府每年给他们每人2000~6000美元的补助，他们是否会更乐意接受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造处理核废料的设施呢？这笔钱肯定会对人们的看法产生影响，但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影响。这一次仅仅有四分之一的人同意在他们附近建核废料堆场。是的，这笔数目可观的补偿费（即使是在富有的瑞士）却成了一个巨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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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这笔补偿费还不够多吧？我们早就知道，如果你想要支付这笔钱，就必须确保支付足够的数目。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提高补偿费仅仅会招致更多的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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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为什么金钱诱惑反而降低了人们对核废料堆场的接受度？是核废料堆场使人们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吗？毕竟，政府只在核废料堆场有危险的情况下才会提供补偿？当局肯定隐瞒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当研究人员向接受调查的人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却声称不是因为这一点。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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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提供补偿把人们的公民意识从脑中“挤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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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涉及补偿费的情况下，瑞士人民已经做好准备接受核设施，因为他们知道安全的能量供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一旦给他们补偿的话，他们就会变得自私，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从而不会基于更高的社会利益做决定，也就是说，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我们交流的范畴很重要，就拿圣诞节来说吧，当我们要装饰圣诞树时，每个人都会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家里面就会又温馨又明亮。但是下午大富翁游戏开始后，大家又开始各自为政。突然之间，残酷无情变得可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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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挤出效应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许诺付给以色列的学生报酬以后，再让他们去募捐，筹集到的善款反而减少了。报酬将他们脑中的利他主义挤出去了。一旦他们是为了自己去募捐，而不是为了做善事的话，他们投入的精力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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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罚款吧。在一个真正有公德心的社会里，这些想必是不需要的。我们会按时归还图书馆的图书，会遵守限速规则，并且会把垃圾倒在垃圾桶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要成为合格的公民。而罚款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些，而且需要一点外力推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罚款还阻止了“投机取巧”的出现，如果每个人都把垃圾扔在大街上，或者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跑来跑去，还认为如果只有自己这么做也没什么影响，他们就会制造混乱。总的来说，我们的罚款机制效果很好，这也是为什么保留它的原因。然而，它们的存在也会让一些工于心计的人钻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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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伦敦苏活区（Soho）的一个老板，他很乐意交违规停车的罚款。乐意交罚款？我仿佛能听到你不相信的尖叫声，是的，但是这是他谋划的结果。他经常一看到交通管理员过来，就把他的车及时开离黄线区。但是，即使他没有及时把车开走，对他来说支付临时的罚款远比最近的地下停车场的费用便宜，而这个停车场甚至离他的店还有一段距离。事实上，这个老板把罚款重新归类，定位为服务费，而且是他很乐意支付的费用。当他从店里出来看到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的违章停车的罚款单，一点儿也不生气。在他看来，用黄色塑料包裹的那张纸只不过是一页账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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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行为是自私的，前提是这个老板自认为他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危险或麻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做，他肯定就不会这样想了。这正是关键所在，但他不这么想，更可悲的是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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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听见别人谈论违规停车处罚和超速罚款，就像它们是不正当的妨害一样——“与司机交战的武器”，“老大哥”或者“小希特勒”般的地方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这些罚款原本是为了使公民的行为得体，现在却背离了初衷。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像苏活区的那个老板那样的人来说，时常出现的罚款单不再是因违反社会准则而受到的处罚，而是服务费用，这并不令人惊讶，却真的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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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以色列海法市的幼儿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这已经成为研究行为经济学的一个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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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幼儿园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当然不是把孩子们赶到大街上。而是做了一个值班表，让每一位员工轮流值班，直到最后一个家长接走他的孩子。没有谁会乐意在休息时间工作，但他们把这个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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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办法鼓励家长准时来接孩子会怎样呢？或者说，如果他们做不到按时接孩子就被罚款呢？1998年，行为经济学家尤里·格尼茨和阿尔多·拉切齐尼（Aldo Rustichini）就做了这个实验。海法市的6家幼儿园在布告栏上贴了一则告示，告诫父母从下周开始，如果接孩子迟到10分钟，每个家长将会被罚款10新谢克尔（约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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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这比一个小时的保姆费便宜很多，但这意味着父母现在要为他们一直以来享受的免费服务付费了。这项罚款将会征收12周，然后加到每个家长的每周的费用当中。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6家幼儿园的家长出现的时间会被记录下来。同时为了对照，其他四家没有采取这一措施的幼儿园对家长们到幼儿园的时间也做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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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何呢？想必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在实行罚款制度的幼儿园，迟到家长的人数开始逐渐增多。几周后，被留下的员工会等好几个小时，而且要照看的孩子是之前的两倍。甚至在有些幼儿园，一周之内晚接走的孩子比孩子的总数还要多，这意味着至少每一位家长都迟到过一次，或者说有些家长几乎天天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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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影响在这个案例中表现得很明显。它扭曲了家长对于迟到的态度——从而得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未实行罚款制度前，家长们会因为让员工在休息时间等候而感到愧疚。他是在帮他们的忙，而且他们也不想让员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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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罚款制度的实行，情况发生了改变：从老师帮忙变为了付费服务，一种如果你需要就可以选择使用的服务。现在，只要你付钱，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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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12周之后，罚款制度被取消了。但家长们再也恢复不到之前的行为了。因此考虑任何财政奖励或惩罚的长期后果是非常必要的。相反，他们依然不能按时接孩子。他们开始把这项课后服务视为他们与幼儿园之间合同的一部分，尽管罚款制度已经不施行了。这正好说明如果你不小心，金钱的介入会使自愿机制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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