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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难理解，显然也合情合理。问题是，在某一方面合理的事，不一定在另一方面也说得通。比如，即使在最坏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其后果无法承担时，贫困的人也不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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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听广播剧《阿彻一家》（The Archers）很多年了，该剧讲述的是格伦迪一家人的情况。这家人被描绘成不负责任的一家人。他们决定不为所租农舍内的东西投保，因为不想支付负担不起的保费。这是明智的决定吗？当剧中虚构的安布里奇村庄中的安姆河冲垮堤坝、淹没包括格伦迪家在内的很多房屋时，当初不投保的决定就显得不那么明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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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世界，我们都知道现如今的网络，虽然不是生存必需品也是非常有用的。假设你没有工作，你可能会为要不要买一台电脑进行网上活动而考虑再三。这样的决定乍起来似乎很谨慎，毕竟要支付这笔款项，需要贷款或刷信用卡。但是，不利的一点是，你正在错过所有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而且无法填写在线申请表。所以不买电脑不上网可能意味着你会失业更久。如果你没多少钱，必须准确测算各种消费决定（或放弃消费的决定）所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率，当然这并不容易。但决策失败可能会加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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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快速测试。写出美国所有的州名，你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也许一些提示可以帮助你想出来？我先给你列出俄亥俄州和阿拉斯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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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你有帮助吗？很可能没有。研究指出，相比让人们独自列出50个州，先提示两个州反而给他们增加了难度。这一心理学过程被称为“提取抑制”（retrieval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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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是这样的，在被提示两个州的情况下，你需要做的是立即忘掉它们，去想其他的州。但是，你的思维已无法摆脱俄亥俄州和阿拉斯加州，你发现难以集中精力想出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达科他州，以及其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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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现实世界中对金钱的担忧，类似的事情发生了。让我们回到发薪日贷款这一话题。求助于贷款的人们似乎处于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作“隧道效应”（tunneing）的效应中，思维的聚焦范围变窄。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尽快拿到钱去应急，缴了电费而恢复供电，修好车去上班。提取抑制在这里表现为使人们变得视野狭窄，只关注当前，无法关注长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会考虑能否偿还发薪日贷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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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隧道效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那些为钱忧虑的人，那么就应该说他们不该为自己偶尔陷入的困境负责，他们更像是大脑活动方式的受害者。一些人认为，不是贫穷导致错误决策，而恰恰相反。坦率地讲，就像并不那么仁慈的人一样，穷人也比较容易做出愚蠢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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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哪种说法是对的呢？这是一个涉及道德和政治因素的问题。比如，政府应当优先帮助人们脱离贫困，还是加大教育投资？福利事业是在帮助人们自助还是会让人们产生依赖？银行应该提供低息贷款给穷人，还是迫使他们靠自己现有的条件努力经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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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薪日贷款：一般指一至两周的短期贷款，借款人承诺在自己发薪水后即偿还贷款，如果到期无法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可以提出延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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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的艺术：为什么穷人被钱操控，富人操控钱 脑力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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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阿努·沙（Anuj Shah）决定研究这个问题。在他的研究项目中，参与者既不是穷人，也不是笨蛋，而是普林斯顿大学（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的学生们。然而在这项实验中，阿努·沙创设了一种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匮乏会影响参与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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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沙让学生们做了一个类似美国智力问答电视节目《家庭问答》（Family Feud）的游戏。在游戏中，首先告诉参赛者披头士乐队热门单曲的种类，然后由他们猜出100名公众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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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年龄段的英国读者也许会意识到，这项游戏类似于名为《家庭财富》（Family Fortune）这一最受欢迎的传统电视节目。节目主持人喜剧演员鲍勃·蒙克豪斯（Bob Monkhouse）总是说：“您说是《黄色潜水艇》这首歌，不过我们的调查显示……”观众需要等待，看看选定的这首歌是否也是大众的选择，如果不是，就会响起特别的电子咋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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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努·沙的这个游戏版本中，一组学生用来作答的时间宽裕，他们有较长的时间给出尽可能多的答案。而另一组时间比较少，实验人员对他们的时间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最初，将时间分配的差别考虑在内，两组的表现差不多。此时，似乎时间不充分的一组意识到时间紧迫，注意力更加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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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时间少的一组得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借”些时间。当然这是有代价的。这笔“贷款”伴随着“高利息”：在某一轮中每“借”一秒，将在总时间里扣除两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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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时间紧张的一组有何反应呢？回想他们在前几轮里的表现，他们和时间宽裕的那组一样出色，因此人们以为他们不需要再加时间。即使这样，他们开始借时间。似乎“时间不够”的意识非常强烈，使他们根本无法考虑其他事情。于是，短期思维战胜了长期思维，对他们来说现在增加的几秒比之后失掉两倍的时间更为重要。然而他们短时间内的表现并没有提高。总之，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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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说明了什么？似乎在时间匮乏的情况下，思维受压力影响，让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了不合常理的短期主义想法。阿努·沙的研究中有一组学生，智力水平并不低，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的行为与长远利益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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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不想过度推断，但是这一发现确实表明，正是由于缺钱，穷人才会做出错误决定，而不是错误决定导致缺钱。在这种情况下，将贫穷归咎于穷人自己则大错特错。就对待金钱的态度而言，已有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并非无能之人，但有时所做的决定却会让他们负债累累。毫无疑问，“思维贫乏”确实存在，而想要摆脱它，就需要经济援助。比如，允许穷人从信用合作社借贷小额款项，对他们来说，这样既快捷又划算。这种服务为穷人提供资金，解其燃眉之急，同时给他们留下心理空间，以免陷入科学家约翰内斯·豪斯霍费尔（Johannes Haushofer）所说的“神经生物学贫穷陷阱”（the neurobiological poverty trap），下面我们将讲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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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霍费尔提出假设：由于金钱的匮乏和生存的困难，人们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会升高，进而影响他们的思维。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皮质醇水平较高，这则证实了豪斯霍费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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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引起皮质醇水平升高。比如，疾病会引起失业，进而导致家庭贫困。要得出确切的结论，我们必须弄清楚是皮质醇水平提高在先，还是贫困在先。但奇怪的是，低收入家庭中，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其皮质醇水平也常常很高。此类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确实有几项研究与豪斯霍费尔的假说相悖，但大多数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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