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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些博学的区块链思想家们已经认真思考这个观点。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因认为公司的代理人（如高管）只能在经过如董事会这样的机构批准后才能将公司资产用在特定的用途，而董事会这类机构又要向股东负责。“如果一个公司做了某件事情，那是因为董事会同意这个事情应该做。如果一个公司雇用了员工，那这意味着此雇员同意在特定规则集合下（特别是涉及报酬的事项）为公司的顾客提供服务，”维塔利克·布特因写道。“有限责任公司意味着特定的人群在行事时能够降低对来自政府的法律诉讼的担忧，即一群人行事时享用比个人单独行事时更多的权利，不过他们最终还是人。无论如何，这还是由人和合约构成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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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降低合约成本，区块链让公司更开放，并在公司边界之外发展新的关系，这就是区块链可以实现的事情。以ConsenSys为例，它可以在不同的成员集合之间构造复杂的关系，一些是在公司内的，一些是在公司外的，一些处于中间的状态。智能合约代替传统的管理者对这些关系进行管理。成员们自己安排到项目上，定义好所认同的可交付成果，并在交付成果后得到报酬——这一切都在区块链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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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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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变化的速率正为智能合约设下舞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能使用计算机”，还“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就如交易活动展示出来的迹象一样，这个新的数字中介与其纸质形态的前任的属性有着显著的差异。就如密码学家尼克·绍博指出的那样，它们不仅能够获取更大范围的信息（如非语言性的传感器数据），而且是动态的：它们能够发送信息并执行特定的决定。就如尼克·绍博说的那样，“数字媒体能够执行计算、直接操作机器并以远高于人类效率的方式进行推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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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本文讨论的目的，我们将智能合约定义为是一种能够为个人和机构之间的协议提供保护、实施、结算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因此，它们可以在商讨和定义这些协议的时候提供帮助。尼克·绍博在1994年提出了这个概念，而那年第一个网页浏览器网景（Netscape）也在市场上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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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是一个用计算机处理的交易协议，能够执行合约的条款。智能合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通用的合同条件（如支付条款、扣押权、保密性甚至是执行），减少因恶意行为或意外带来的争议，并减少对可信任的第三方中介的依赖。相关的经济目标包括降低因诈骗而导致的损失、仲裁和执行成本以及其他交易成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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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智能合约只是一个概念，因为当时的技术无法实现尼克·绍博提到的这种特性。那时候有类似电子数据交换（EDI）这样的标准格式，可以在买家和卖家的电脑之间传输结构化的数据，但并没有真正能够触发支付及金钱换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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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和区块链可以改变这些事情。现在，交易各方可以达成协议，当他们满足协议规定的条款时就能自动地进行比特币的交换。更简单的例子是，你的姐（妹）夫也无法抵赖在曲棍球赛事上参与的赌注了。有个没那么简单的例子是，当你购买了一个股票，交易可以即时结算，而股份能及时转让给你。还有，当承包商提交了满足特定规格的软件时，他们就能得到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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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执行功能有限的智能合约的技术手段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合约是经过商议的一个交易，而且在交易开始前就具有效力。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了解释：“如果我和你现在同意我将会为你桌面上的那支笔付款50美元，这完全是一个有效力的合约。我们可以说，‘我承诺我会付50美元购买你桌上的那支笔，’而你的回应是，‘是的，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就是法律上的‘要约、承诺和对价。’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而且可以在法院里执行。这与我们所做出的承诺的技术实施方案是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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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来说，区块链之所以吸引他的兴趣，原因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内置了结算系统的去中心化技术环境中履行各种金融义务。“这是非常酷的”，他说，“因为我现在可以真的为了这支笔付款给你，你可以马上看到这些钱，然后你将这支笔放到邮件中，我可以进行验证。这显然增加了我们做生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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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业产业正慢慢地接触这个机会。就如每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人一样，律师也可能受到去中介化的影响，最终需要适应这个趋势。智能合约研究这样的专长可能是那些想引领合同法创新的律师事务所的重大机会。不过，法律产业并不是以探索新领域著称的。法律专家（也是一个关于区块链的新书的共同作者）亚伦·赖特告诉我们，“律师们的反应是很慢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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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重签名：智能的复杂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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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或许你会说智能合约的复杂性和耗时的商议过程所带来的成本超出了公开边界所能带来的好处？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若合作伙伴们能够事前决定一个协议的条款，那么其监视、执行和结算成本将会极大地降低，甚至可能完全免除。还有，结算可以实时发生，甚至全天都能在几微秒的时间内完成（取决于具体的交易）。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更高级的人才展开合作，公司可以实现更好的创新成果，提高自身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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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考虑一下使用独立承包商的案例。在数字化交易的早期，区块链只适合用于最简单的双方交易。例如，若艾丽斯（Alice）需要一个能快速帮她完成代码的人，她可以很快地在一个合适的讨论区以匿名的方式发布一条“需要程序员”的信息，然后鲍勃（Bob）就能看到这条信息。22若价格和时间点都合适，鲍勃就会发送一些以前的工作成果案例。如果他的案例满足艾丽斯的需求，艾丽斯就会出价。他们同意如下的条款：艾丽斯会立刻发放一半的费用，而剩下的一半费用在代码接收完并成功测试后才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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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合约是很简单的，包含了一个雇佣的要约及接受该工作的答复，而且不需要用书面的方式写出来，不过他们在区块链上的互动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记录下来了。他们对比特币的所有权是与数字地址关联起来的（一长串字符），这个地址有两个部件：作为地址的公钥和有权访问该地址的任何代币的私钥。鲍勃将他的公钥发给艾丽斯，然后艾丽斯将款项汇到这个地址中。网络将该次转账记录下来了，并将那些比特币与Bob的公钥钱包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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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时候鲍勃决定他不想完成这个项目呢？在这个双方的交易中，艾丽斯并没有太多的选项。她无法让她的信用卡公司撤销这笔交易。她（还）不能到民事法庭并对鲍勃提出合同违约诉讼。除了一个随机生成的字母数字代码及一个在线的广告，她无法得知鲍勃的身份，除非鲍勃在一个中心化的平台发布了可用于追踪其身份的广告，或他们通过一个中心化的服务交换了邮件。她倒是可以表明鲍勃的公钥是不能再被信任的，因此降低了他作为程序员的声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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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法信任其他人执行区块链外的交易，这个交易有点像囚徒困境了：它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信任。声誉度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个不确定性。不过我们需要往这个匿名和开放的系统中引入信任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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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比特币核心开发者”加文·安德烈森往比特币协议中引入了一类新的比特币地址，名为“pay to script hash，P2SH。”它的目的是让一方“注资实现仲裁形式的交易，无论这交易的复杂程度如何”。23各方使用多重认证签名或秘钥而不是单一的私钥去完成一个交易。社区通常将这个多重签名特性简写为“milti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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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签名交易中，各方就以下两个问题达成共识：生成了多少把钥匙（N），以及需要多少把钥匙（M）才能完成一个交易。这就叫M/N签名计划（安全协议）。想象一个带锁的箱子，你需要多把物理钥匙才能打开。通过这个特性，鲍勃和艾丽斯可以事先委托一个中立的、利益无关的第三方仲裁者帮助他们完成交易。这三方中的每一方都会持有1/3个私钥，要访问转账后的资金就需要有任意两个私钥的签名。艾丽斯会将她的比特币发送到一个公开地址。这时，这些资金可以被任何人查看，不过没人可以访问。当鲍勃看到这些资金已经被发送过来了，他就履行自己的合约义务。若验收的时候艾丽斯认为鲍勃的商品或服务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且她感觉受到欺骗了，这时她可以拒绝给鲍勃提供第二把钥匙。这两方将会求助于仲裁者（第三把钥匙的持有者），以帮助他们解决争议。仲裁者只在争议发生后进行干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自己都无法接触到这些资金，因为这是一个由智能合约实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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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远程签订合约甚至是自动化签订合约，你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信任系统会根据协议实现你的权利。如果你不能相信另一方，你就必需相信争议解决机制以及（或）其后的法律体系。多重签名技术使得那些刻意保持公正的第三方能在匿名交易中引入安全性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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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签名技术越来越流行了。一个名为Hedgy的初创公司正使用多重签名技术创建期货合约：各方就一个将来交易的比特币价格达成共识，只交换其差价。Hedgy从来不持有抵押品。各方在执行日之前将抵押品放置到一个多重签名的钱包中。Hedgy的目标是将多重签名作为智能合约（完全自执行，验证透明化）使用的基础。24可以将区块链视为是在匿名性和开放性之间的辩证产物，而多重签名能够平衡这两个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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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智能合约能够改变人力资源主管的角色。人力资源部门需要明白人才在公司内外都是存在的。使用智能合约以降低与外部资源建立关系的成本，这是他们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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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调成本——我们应该如何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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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才，也建立了相应的联系。那么，你该如何管理他们呢？罗纳德·科斯在他的文章中时常提及协调、匹配和规划不同的人、产品和流程以实现一个高效地创造价值的企业及这些工作所涉及的成本。与那些认为公司内部是有着内部市场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罗纳德·科斯认为“若一个工人从A部门转移到B部门，他转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价格的相对改变，而是因为他接到了命令”。25换句话说，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配资源，而公司通过权威的命令调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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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森继续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有两种较为显著的协调系统。第一种（市场机制）是在去中心化的资源及其相关需求和机会调剂过程中的价格机制。而第二种（传统机制）是“公司采用一种不同的原则，即层级化——通常是用权力去影响资源调剂”。在过去数十年，层级化机制一直备受争议，人们认为它在扼杀创新、降低主动性、降低人力资本的价值，及通过不透明的运作机制推卸责任。有一点是确定的，很多层级化的体系最后变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官僚主义体系。不过，虽然层级化这个概念的口碑很差，但作为层级化体系最有力的拥护者之一，生于加拿大的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雅克（Elliot Jacques）在1990年的《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经典文章里说道，“经过35年的研究，我认为管理体系的层级化对大型机构来说是最高效、最坚强、实际上也是最自然的架构。若有合适的架构，层级化可以释放能量和生产力，使生产力合理化，并鼓舞士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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