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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这些方面的尝试能够降低挖矿所带来的碳排放量，这些持续需要升级的设备的消耗量和废弃量也增长得很快。专业矿工们必需持续地升级系统并对系统进行专业化定制。大部分的挖矿设备的有效使用周期是3~6个月。22鲍勃·塔普斯科特将BirFury这类企业比作大淘金热时加拿大育空地区的一些商店主：他们通过向矿工们售卖更好的铲子而赚钱。23我们找到了一个矿工对其CointerraTerraMiner IV ASIC芯片的比特币矿机的描述，称这个设备的电力消耗量太大了，他家里的电气系统完全没法承担。“我现在想卖出三个矿机，因为我的房子很旧了，电线也不合规格。我不想出现火灾。”设备的起拍价是5000美元。24像澳大利亚MRI这样的供应商正尝试一些进行回收的新方法，首先它会将这些计算元件拆解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打碎，然后根据不同的元件进行废物处理。这样的创新方法让它们可以回收贵金属并对占产品重量98%以上的元件重新使用。25不幸的是，对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这项硬件回收的服务并非到处都能享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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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特币的核心开发者而言，上面的担忧是合理的，而且值得去解决：“如果比特币真的成了一个全球化团队组成的网络，我想我们将需要慢慢地改变将工作量证明作为维护网络安全的唯一手段的做法”，加文·安德烈森说道，“在长期，我们将会改变一味地依赖工作量证明去维护网络的做法，而且我们将会将它与其他方式结合起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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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其他的一些替代性区块链项目所做的事情：在保持去中心化的情况，探索将权益证明（proof-of-stake）这类的替代性共识算法用于维护网络安全的可行性。比特币协议的开源特性让这些工作更容易实现。要记住，共识算法意义是将区块链状态的决定权分布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用户群体中。对以太坊背后的有远见者维塔利克·布特因而言，区块链上只有三类用户的群体是可以安全地实现去中心化的，而每一类用户都对应一类共识算法：运算能力的所有者对应标准的工作量证明算法；股东对应着钱包软件里的各种权益证明算法；而社交网络中的成员对应着“联盟式”的共识算法。27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共识机制中只有一种是带有“运算能力”这个名词的。以太坊2.0将会建立在一个权益证明的模式之上，而瑞波是建立在联盟的模式之上——一个像SWIFT（全球安全金融信息的服务商）那样的小规模受控组织，经过授权的各个小组就区块链的状态达成共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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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系统不会像比特币区块链那样消耗大量的电力。Tor的创始人布拉姆·科恩介绍了第四种解决能源浪费问题的方案，他称之为“磁盘证明”，在这种机制中，磁盘空间的所有者就，即那些贡献了很多计算机存储空间去维护网络并执行网络功能的人，可以决定用户的经济参数。针对这些工作量证明的替代方案，Blockstream的创始人对使用另类途径达成共识的方案提出了警示。“在工作量证明算法上做实验是很危险的，这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全新领域。”29这给创新的工作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维度：开发者们不仅需要考虑区块链的新特性和功能，还要考察哪种共识算法能够让区块链保持安全、分布性，以达到最佳的经济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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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是适用的。全球最聪明的技术专家们正在寻求解决能源耗费问题的创新方案，探索更高效的设备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还有，随着计算机的智能程度越来越高，它们无疑能够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罗杰·维尔认为，“假如最聪明的人智商IQ值能够到达200，想象一下人工智能的IQ可以达到250、500、5000甚至是500万。如果我们人类需要解决方案，总是会有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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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扼杀或扭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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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聪针对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写了一段话，“你不能在密码学里找到一个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31这些人需要到别的地方寻找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万能药。中本聪将他的（比特币）实验看成是一个自由事业新领域的一个增长点，而非一个完全的剧变。政府可以成功地将类似Napster这样的中心化受控网络瓦解，而Tor这样的纯粹点对点网络将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比特币区块链网络可以对抗中心化的权力机构并存活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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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最大的未知之数。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者、监管者和审判者将会如何对待区块链技术？“法院们已经想错了。他们已经开始想错了，将知识产权的规则应用到任何无形的东西上。他们认为物理性是虚拟财产和知识产权的分界线，但事实并非这样。”乔希·费尔菲尔德说道。“这里并不存在知识产权的因素，比特币没有一部分能归为知识产权，这里也没有版权里的创意要素，也没有可以申请专利的想法，不存在专利，也不会有商标。”32根据BitPay的斯蒂芬·佩尔所说，“比特币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它越来越受到重重的监管，到了某个时候，一个更具备隐私性、匿名性的竞争者出现就可能将它的用户都抢走了”。33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特定的政策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不理解这项技术及其影响，你就注定要失败了”。比特币政策智库Coin Center的杰里·布里托说道，“如果你不理解它，你就可能会引入一些对这项技术的发展带来伤害的法律和政策。我只是想你去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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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必需预见所有意外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必需避免对那些反面例子产生非理性的反应，否则就可能扼杀创新。这些反面的例子包括人口贩卖、非法药物交易、枪支贩卖、儿童色情、恐怖主义、逃税和造假等。还有，他们也不应该将尚未经过实践证明的应用程序（如与区块链的身份管理平台）的用途扭曲并用于限制公民权利。另外，必需有一些稳定的途径去处理监管、立法、国际协商条约等事项，以让监管不确定性问题最小化，这样投资者们将继续支持这项技术的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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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比特币的时候，处于哪个辖区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政府已经禁止比特币的使用，或禁止国有银行交换比特币。杰里·布里托说道，“这么做并不是非法的，但或许在任何时候就被称为非法了，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状态”。35政府容许了一些大型的专业挖矿社区的发展，这些矿池现在已经在是否对比特币协议进行升级的争议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如果政府突然禁止了比特币挖矿，那么比特币的安全性会面临什么问题？其他辖区对比特币的性质进行了更严谨的定义，就如美国国税局所做的那样。美国国税局将比特币作为一种资产看待，认为应当在增值时进行税务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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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框架也是很重要的。法律学者普里马韦里·德菲利皮和亚伦·赖特并不认为当前的法律框架可以解决智能资产在全球内部署的问题。智能合约会定义和管理所有权。它们的代码对权利的分配并不会做出假设，而代码也不能随意地冻结、剥夺或转让这些权利。例如，如果在土地登记的过程中，政府官员将一宗土地的所有权分配给一个并非该土地合法所有者的人，那个人将可以对该土地主张权利，而合法的所有者将无法逆转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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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希·费尔菲尔德对过程更为关注：“普通法并没有对技术法产生影响。普通法就是技术法。普通法正在适应人类系统的技术性改变的过程。真正的挑战来自我们如何将为旧技术而设的旧规则快速地、可靠地应用到新技术上”。这样的话，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承认，其可迭代性让它可以保持最先进的状态，当技术真的得以应用的时候就能做好准备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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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身份是很重要的，这并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最起码我们在区块链上构造身份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人们对身份看得太简单了”，安德烈亚斯·安东诺普洛斯说道，“我实际上很害怕数字身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认为人们会走捷径，如果我们将身份转移到一个不具备灵活观点的数字世界中，我们最后可能不会得到一个跟身份的社会架构相关的结果，而是一个可怕的法西斯版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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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人格的精确代码版本与社会的精确代码版本结合起来，你就可能会得到科幻小说及施瓦辛格的电影里描述的东西。法律学者普里马韦里·德菲利皮和亚伦·赖特描述了如下的场景：“自我执行的合约，安全的系统或可信的系统，由去中心化机构组成的复杂网络持有和管理，这个网络决定了人们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宪法保护和限制”。换言之，一个由机器驱动的极权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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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专家史蒂夫·奥莫亨德罗将这个阶段看成是独裁者的学习曲线，或洞穴人是如何得到航天年代的科技的。想一下，世界上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里有很多世界上最聪明的博士，配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计算机。这些博士或许会分叉（复制）比特币的代码或写一个可以控制无人机运送包裹的智能合约，在这里面当包裹送达后存放在托管账号里的比特币才会支付出去。我们假设一下，若这些博士在互联网上用开源的形式发布了这个软件，因为这是他们验证并追求想法的一种做法，他们分享主意。这样，ISIS并不需要人工智能实验室，它只需要将这个包裹里的货物替换成手榴弹。这就是独裁者的学习曲线，而且难度并不大。但是，不要将这怪罪于代码或分享的文化。这并不必然是与我们使用代码的方式有关；而是我们并不知道在使用它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没有摩擦的世界所存在的不可预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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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范式的强大既得利益者会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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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第一代的互联网所产生过的很多担忧已经成为现实。大型公司已经获得了大部分的技术并将这些技术用于其私人帝国，从而获取了大部分的价值。他们已经将机会封闭起来，并将我们绝大部分的数字化体验私有化了。我们现在要依赖于专有的在线商店以在我们的手机、平板设备及手表上获取和使用新的应用程序。搜索引擎和市场营销部门通过广告干扰我们对内容的体验。众所周知，那些推行并从顾客信息的透明性中走向成功的大公司对它们的活动、计划、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产一直保密。当然了，一些公司已经主动将这些公开了，但很多的其他公司仅仅对知情者和调查报道做出回应。这样的信息公开程度是被隐藏运作流程和信息的活动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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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它们一直没有成为公众信任的可靠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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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产业是一个恰当的例子。“银行传统上就是秘密保管者”，《金融时报》记者伊莎贝拉·卡明斯卡说道。她解释道，银行若能得到很详尽的私人信息，就能更好地决定向哪些人发放贷款以及如何处理付款，而银行之所以得到这些信息是因为它们做出了会保管好这些秘密的保证。银行掌管的秘密越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随之增加，这样银行就能占有优势。不过，这样的优势带来了不良的系统性影响。38所以，有什么事情能组织大公司或强大的国家将区块链技术用于他们狭隘利益的实现呢？“任何共识机制都可能受到市场营销的影响，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会尝试花钱去说服人们做某件事情。”BitPay的佩尔说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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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让公司和政府远离这个技术。毕竟，区块链技术已经呈现出了作为一种重要的全球资源并实现提供新能力的潜力。还有，社会需要政府为其公民服务，也需要公司去创造工作职位和财富，但这与限制其对社会更大益处的方式夺取这项颠覆性技术及其潜力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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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可以考虑核心开发者和比特币相关公司所做的与网络安全性有关的事情，对最坏的情况进行预测并做出反应。例如，在2014年，黑客从Mintpal交易所盗取了800万的Vericoin（一种权益证明的加密货币）。在攻击发生后的几天内，Vericoin的开发者发布了一个对攻击发生之前的Vericoin区块链进行分叉的新代码，这可以看成是回滚到过去的时间，并与交易所一起确保这个新的版本被采用。40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资本家和权力真的希望夺取这个网络，矿工们可以通过跑到比特币真实版本并开始一个分叉的方式阻止他们。”41Blockchain公司的产品主导人员纪昂·罗德里格斯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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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措施能够防止有些国家将政府的计算机处理能力和所有的矿池对比特币区块链进行51%攻击或最至少降低比特币运行的稳定性？假设有一个富有的强权者认为比特币会像之前的互联网一样削弱他的权力。这个强权者将会冻结所有能够接触到的挖矿能力并从国内还能容忍他的不良行为的人群手里购买剩余的挖矿设备，从而让自己拥有超过51%的算力。到那时候，他就可以决定区块可以包含或拒绝哪些交易。在占有了控股权益后，他就可以决定是否对代码进行分叉并引入一些新的禁令，或者是将一些与赌博或其他相关的地址放到黑名单。那么，诚实的节点应该采用这个中心化控制的分叉版本，还是应该分叉到一个新的代码中？莱特币协会主席安德鲁·维基特比尔称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解决方案，因为强权者这时候已经控制了51%的网络算力。而且，他也不需要是来自一个政府的代表；他可以是世界上那群最富有的人之中的一员，或者是一个营利能力极强的公司的高管（拥有强大的购买力）。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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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是现有的参与者会捍卫它们的领土，并参与游说活动，以确保为大型公司制定的现有监管体系应用到小型的初创企业上，并起诉任何能够从监管干预中存活下来的初创企业。这个“起诉而不创新”的策略可能会为他们制定新战略争取一定的时间。或者，这个策略会让现有的参与者逐步走向衰亡。想象一下这对暴君双胞胎——陈旧的系统和刻意的惰性。学术界已经仔细记录了历史成本及切换系统的成本，并发现了一些与合并后系统整合工作相关的挑战。那些在它们现有的系统投入了很多技术投资的机构更可能在现有的老式系统上花钱，就像将它们的刀子磨利并用于一场枪支决斗那么滑稽，而不是在区块链上进行战略性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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