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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创新发展，让中国金融领域对技术创新有了深刻的再认知。广义的技术创新，不仅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更包括应用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特别对服务经济来说，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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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局限在模仿创新层面，管理创新有限，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尤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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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商业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加上决策层与管理层受自身利益限制，往往不会运用尚未成熟的技术来优化其金融服务，更不会主动跳出现有框架尝试新的商业模式。而且商业银行用技术创新服务自身管理的多，服务用户需求的少。因此，技术创新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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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第三方支付更加注重应用创新，以此获得相对银行更强的应用优势。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风险与市场机会的比较中，往往愿意用较为激进的风险策略，率先应用新技术于支付领域，并用优先赔付等风险覆盖策略，鼓励用户使用新技术。这些面向用户开展的应用创新，会逐步演化为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应用创新，并推动管理创新。例如，阿里金融就是从背靠电商平台的第三方支付应用创新，发展成为中小微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这种自我不断强化、不断演化的创新路径，相对商业银行现有的以模仿创新为主的路径有很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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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称，“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反映了以应用创新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这种创新路径，已被证实对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更有效。以支付宝、财付通为首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机构，很好地发挥了金融“鲶鱼效应”，加速了传统金融行业的技术创新路径转换。在这些“鲶鱼”的激发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被迫或者主动增强应用创新能力，加速从传统金融模式向数字金融和移动金融模式转变，企业管理风格也朝扁平化、快速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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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金融价值创造向为民价值创造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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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性的金融价值分配对社会福利不一定是正值。中国现有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金融价值分配扭曲问题。赚了是银行的，亏了是用户的，这种价值分配方式对整体社会福利的效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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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机构没有垄断和政策壁垒可依托，它们以用户为根本。如果不能创造出新的用户价值并帮助用户参与到金融价值分配中去，第三方支付机构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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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让金融服务创造民生价值方面，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互联网支付领域比商业银行做得更好。它们为用户着想，为普通老百姓提供网上缴费、充值、信用卡还款等生活服务。百姓生活中涉及的所有支付应用需求，基本上逐一被第三方支付机构满足。诸如购物、娱乐、教育、医疗、健身、交通、公共服务等，只要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开放，它们都会以更便利的支付服务方式提供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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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也开展民生支付服务，但对这类客户重视不够。商业银行更多依靠传统的人对人服务方式，网上服务流程较为烦琐，因而总体上便利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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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让金融服务创造价值平等方面，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创造了“钱来自老百姓口袋里，钱生出的钱更多地回到老百姓口袋里”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帮助老百姓将自己碎片化的资金管理起来，实现更高的收益。无论是支付宝余额宝类的个人账户理财的方式，还是可能出现的P2P、众筹方式，核心都是让用户的资金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帮助中小微企业用户切实享受到金融信贷服务，为它们解决了传统金融体系无法满足的信贷需求问题，促进各类经济主体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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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价值思维与生存方式，使得第三方支付尤其注重服务价值的提供。在相对价值比较中，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为银行所不为；在绝对价值比较中，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不创造价值，就不分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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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通过为民众创造了更大的价值增量，并从这一价值增量中提取合理的回报。而商业银行或多或少存在着从民众已创造的价值增量中截取部分价值作为垄断报酬的特点，在如何为民众创造更大价值增量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创新型第三方机构的出现，反过来也促使商业银行思考如何让用户得到更多的价值以保持自身原有的市场份额，从而推进了中国金融价值创造向为民价值创造回归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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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变化的“内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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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在变化已悄然发生。这些内在变化始于单个企业的信息化管理集中，多个企业的信息归集统一，以及行业性及跨行业的信息化整合。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需要提升供应链管理效率，更好地开发长尾市场，从而提升它们在区域性、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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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创新型第三方支付机构正是从开发企业财务软件系统入手，深入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内部变化过程，从而更好地为这些企业发展服务，间接加快了中国产业转型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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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供应链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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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发展经验表明，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与资金管理。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除了在采购、生产领域加强管理以降低成本外，降低销售、物流各环节的库存货物和资金占用，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例如，戴尔公司的零库存生产模式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库存对企业营运资本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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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资本包括了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短期借款和应付账款等，是企业资金中流动性最强的部分。营运资本流转不畅可能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目前，中国企业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和国际企业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效率提升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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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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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资金周转率的差距。据REL咨询公司与《首席财务官》杂志的统计，2006年加拿大运营资本管理百佳企业的应收账款周期平均为36.3天，应付账款周期平均为44.6天。而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应收账款的周期从177天下降到67天，下降幅度接近2/3。应付账款周期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87天以上。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周期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加拿大百佳企业的年应收账款资金周转率、年应付账款资金周转率分别可达10次、8次，而中国制造业企业只能达到5次、4次。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企业资金周转率仅达到国际一流企业的1/2。因而中国制造业企业一元钱营运资本产生的利润也只有国际一流企业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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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差距。受到地域、行业、人力、技术的限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各自子公司、各环节资金运行缺少相关联的完整信息。企业多以生产为主，往往存在生产部门只管施工、不关心材料节省，财务部门只记账算账，而不监督各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而且为了追求销售，企业往往采取赊销方式销售产品，造成资金回笼较慢而使营运资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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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国特定的金融体系环境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能力也离国际水平差距较远。特别是中小微制造企业规模小，融资困难。不少企业常面临有订单但没生产资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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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虽然资本密集度不高，营运成本也小于制造业，但中国服务业规模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相对制造业更为滞后，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对推动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意义更大。中国服务业企业在商品的进销存、服务的产销配等各个环节资金周转效率普遍不高，企业总部与连锁或分支机构之间的财务统一结算管理方式落后，与国际服务业企业相比有非常大的供应链效率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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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提高营运资本管理绩效，确保充足的流动性资金，是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获得更好的经营业绩，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从行业实践来看，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支付清算及其延伸服务，对于确保资金充足的流动性，提高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营运资本绩效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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