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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Facebook、腾讯这类规模经济型互联网企业,用户是企业价值和盈利收入的关键,所以用户数量直接和市值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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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用户规模×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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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用户规模相关参数包括用户基数、访问量、用户质量、使用深度,而影响转化率的相关参数包括盈利模式和用户体验,以及二者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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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利用日均(月均)活跃用户数来衡量用户基数和访问量,这也是资本市场重点关注的指标。用户质量可以用用户的教育背景、以往消费记录衡量,而使用深度通常被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间简单替代。总之,注册用户、访问量、用户质量、使用深度这些用户规模指标构成了Facebook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公司向收入和盈利转化的载体,与公司市值之间形成一个正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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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用户体验的因素除了极致的系统环境,用户好友的状态和规模也是决定用户体验好坏的关键因素。毕竟,社交网络的本质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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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商等互联网公司来说,用户规模也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例如对于苏宁,它已经脱离当前已有的估值理论。线下市销率加上线上业务分别估值,难以衡量公司O2O的融合效果:线上、线下流量互相导入。为什么线下部分计算市销率,线上部分不计算市销率?如果计算,是按照互联网企业计算,还是按照零售企业计算?这导致市销率估值理论部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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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比较法角度,国内外没有和苏宁相同的商业模式。这类市值角度比较只能给出模糊的价值区间,而且难有逻辑性,无法判断估值是否合理。那么苏宁到底怎么估值?可以按照生态系统发展阶段,来选择不同的估值方法,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Facebook、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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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司估值:从入口型到生态系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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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关系链和数据流是互联网企业的关键指标部分,已经详细讨论了入口型、平台型、数据流型、关系链型和生态系统公司的估值问题。这里进一步用类似林奇对行业的5种划分法(见表5–3),把目前我们关注和理解的互联网公司进行了分类。显然,其价值从上到下,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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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国内5种类型互联网公司的价值:从低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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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代表公司 入口型公司 百度、91无线 平台型公司 阿里巴巴(淘宝、天猫)、苏宁 数据流公司 阿里巴巴 关系链公司 腾讯、新浪、小米 生态系统型公司 腾讯、阿里巴巴 情绪决定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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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永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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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解析群体心理的经典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颠覆了人们对群体的通常认识。勒庞明确指出,个人一旦融入群体,他的个性便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便会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群体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排斥异议、极端化、情绪化及低智商化等特点,进而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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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应该读过这本名著,并清楚知道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常态可能是贪婪和恐惧,追涨杀跌。因此在他看来,只有掌握住群众的本能才能控制市场,即必须了解群众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聚在某一种股票、货币或商品周围,投资者才有成功的可能。人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因此,世界根本不像经济学家口中所说的那样,由经济基本面决定价格,而是经济基本面受控于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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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独狼”利维摩尔的名言是:“华尔街从未改变,财富来来去去,股票此起彼落,但华尔街永远没变,因为人性永远都不会改变。”确实,100多年过去了,人类的本性并无多大改变。新问题是在社交网络时代,人类的情绪在网络中的传播传染,既强化了人类的群体行为,也为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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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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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在2009年合著出版《动物精神》一书[13],利用动物精神理论发展了对投资者情绪、认知规律、决策过程和群体行为的研究。“动物精神”这个词汇来自凯恩斯的《货币、就业与利息通论》一书的第十二章。在凯恩斯看来,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所具有的动物精神。动物精神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和行为,容易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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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阿克洛夫和席勒开创性地抓住了“故事”这个概念。他们认为故事以及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人类行为的很多动机来自我们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我们讲给自己听的,它们进而又产生了人类的动机结构。对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或一个机构的信心也是如此。故事与信心的关系在于,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信心,是围绕着故事而波动的。阿克洛夫和席勒指出,故事口口相传,就像一种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开发的一种研究流行病的数学模型,可以用于研究故事和信心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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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也有估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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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检验的相互推动,大量学者在学界和业界的共同经历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投资理论的发展。一直以来,金融投资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微观企业的估值问题,同时以自下而上挑选股票为主要方法的价值投资者和成长投资者在机构投资者中占主流。也就是说,主流的金融投资教科书和主流的机构投资者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是经典估值模型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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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理性范式的世界中,企业的内在价值被定义为依据可能的信息,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决定企业内在价值的关键变量,也就是未来预期收益是比较容易估计的,也具有很好的稳定性。EMH(有效率市场假说)在理论上被解释为股票的价格反映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但已经有大量文献指出EMH有着十分明显的实际应用问题和局限性。而席勒的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成为金融投资理论新进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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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984年对EMH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精巧的框架。他认为,金融市场由两种类型的投资者组成:一种是有信息量的聪明投资者,另外一种是噪声投资者,即一般的投资人。在席勒的模型中,当聪明的投资者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时,其模型就变成了股票价格等于预期红利现值的普通有效市场模型;相反,如果一般投资者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时,其模型就变成了由噪声投资者决定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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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t+k是红利,Yt+k是噪声投资者的需求,Φ是预期真实收益,ρ是风险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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