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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个结论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前者讲的是市场的交易成本，后者指的是公司内部的交易成本。结论仍然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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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哪种范畴，互联网的优势再度凸显。各种交易行为以更低廉的成本进行；各种各样形式和复杂程度的合约，在网络时代被有序维系的难度大大降低。其结果便是，既有更小规模的公司在市场中存在，甚至经营得更好；也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公司，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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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者，各种层出不穷的创业公司和轻型公司便是明证。对于后者，互联网携着极低成本的交易方式正在入侵传统产业，比如零售、商贸，当然也包括金融。或许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哪里交易最多，哪里就将是被互联网重点重构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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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在线上购物的挤压下，压力巨大。然而，当苏宁选择拥抱互联网，用互联网思维和方式再造企业组合框架和流程以后，资本市场显然给予其非常正面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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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的例子正好说明了互联网重构企业组织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传统企业组织形式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虽然短时间内可能还不是所有行业的普遍现象，但以零售为代表的行业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行业。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组织重构确实能够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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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三角到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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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现代化组织的天才的斯隆如果遇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或许就创造不出大规模专业分工管理和组织理论了。的确，那一理论属于大规模制造的汽车时代，而现在已经是小规模定制的互联网时代。即使是同样做汽车的特斯拉，也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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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器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人与网络的关系。正如长江商学院高层管理教育中心主任邰宏伟分享的一个重要观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企业人才管理模式将颠覆传统，形成新的发展态势。“当互联网和人力资源管理结合，便呈现出民主、开放、自由、共享、共创的特色，这是现代美国企业人才发展所崇尚的方式，中国企业也正在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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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个时代里，互联网公司的边界在哪？现在真的很难说。阿里巴巴从零售与商贸，进入了金融领域，谁能说这已经是它扩张的终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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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将成为维系每一份合约的主要手段，而网络的效率将决定公司的边界。现在的埃克森美孚、苹果、中石油、工商银行这些“巨无霸”们，可能在未来网络组织下的企业帝国面前都微不足道。从这点上想，那些网络股经常能获得高得吓人的估值，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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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参与者也更加广泛了，有时候可能根本就分不清用户是不是也是组织中的一员。小米或许就是这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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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米的第一款产品操作系统开始，小米就不断让社区论坛的网友参与产品研发及营销，这些网友逐渐成为小米的“米粉”，他们在参与设计和交流分享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米粉”这个角色，被赋予了“参与”二字，更像是小米员工，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并不从小米支取工资。邰宏伟认为，小米开创了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模式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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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企业架构一般都是正三角，最上面是领导，代表权力，对员工的行动进行命令，员工缺乏自主性、创新性。而互联网企业的架构可能更像一个圆圈，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参与，在这个圆圈上，你可能一时也找不到所谓的领导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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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重创业者精神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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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人都熟知公司治理。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不相容，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约束。但别忘了，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是维护公司股东利益目标最大化。为什么是这个目标？因为这是给资本要素的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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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于阿里巴巴的上市，为什么马云和李小加出现了争论？为什么香港的资本市场进行了这么大的一次讨论？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创业精神与资本已经势均力敌，资本不再是“老大”，创业精神变得更加稀缺。传统的资本为王的思维受到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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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层面上，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框架在互联网时代也要被改写。融入了创业精神的公司治理，首先是要解决定价问题。土地可以用租金定价，人力资源可以用工资定价，资本可以用股票和债券等各种金融工具定价，而创业精神如何定价呢？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似乎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可能这也是马云和李小加之间出现讨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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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岂能不懂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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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范里安教授的最新计量经济学论文里充满着谷歌文件系统、谷歌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编程模型MapReduce等技术名词时，实证经济学研究也正受大数据和互联网影响，实证主义者也要补补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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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数据能够窥到全体样本的全貌，那就没有必要再从抽样样本的数据中做统计推断和假设检验了，因为大数据看到的就是全部真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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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中有众多着力解决小样本、缺失样本和有偏样本的技术，这些技术的重要性在大数据的时代下降了，处理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下的实时数据的技术和能力将在未来更加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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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想下去，此前很多靠小样本检验得到的实证经济学结论，都可能被大数据重新再检验一遍，是对是错，还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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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如果不懂大数据的话，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将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大数据下的结论，显然要比一个受限的小实验或者一小部分样本得到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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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里有一篇很有名也很有趣的论文，是经济学家萨拉–伊–马丁教授的研究成果，题目就叫“我只是跑了两百万次回归”，内容也很简单，萨拉–伊–马丁用各种解释变量跑了两百万次回归，试图找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续关于这“几百万次的回归”类型的研究还有多篇文章和多回合的争论，算是构成了学术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背后的逻辑，可能就是样本的问题。经济增长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单靠几个变量、几个方程（几百万可能都不够）和有限的样本数量，要得出一个贴近真实的结论，难度极大。但大数据或许就能帮上大忙。几百万的回归恐怕都不及大数据的计算结果来得更加真实和令人信服。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实时而全貌地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这并不遥远。也许这个系列的研究很快就会出现封山之作，题目就叫“我只是用了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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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也好，实证也罢，移动互联网大潮下新技术对其的侵蚀不可避免。这并不是坏事。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我们相信在全方位、各领域的移动互联网化的时代里，拥抱互联网的经济学家们会帮助我们纠正此前的误解，认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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