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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线下拍卖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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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的是Paypal公司的前领导人皮特·泰尔（Peter Thiel）、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以及马克斯·莱文奇恩（Max Levchin）。——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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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为这是来自一个分析师在处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到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公开，所以我们在此不方便披露该公司的名字。——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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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第三部分 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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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风险：让数据主宰一切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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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刻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而微博似乎什么都知道，不仅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TA”，还有我们的社交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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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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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的近40年间，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Stasi”雇用了十万左右的全职间谍，时刻在街上开车监视着成千上万民众的一举一动。他们拆看信件、偷窥银行账户信息、在民众家中安装窃听器并且窃听电话。他们还会让情人、夫妇、父母和孩子相互监视，导致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最基本的信任。结果，详细记录普通人最私密生活信息的文件至少包括了3900万张索引卡片和铺开足有113公里长的文档。民主德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受到如此全面监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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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统一20年之后，更多的个人信息被采集和存储了下来。我们时刻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不管我们是在用信用卡支付、打电话还是使用身份证。2007年，英国的一家报社曾讽刺地报道，在乔治·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伦敦公寓外60米范围内，起码有30多架摄像机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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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出现之前，如艾可飞和益百利这样的专业数据收集公司就采集、记录了全球范围内大约几百万人口的数据，而它们提供的每个人的个人数据就多达好几百份。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监视变得更容易、成本更低廉也更有用处。如今，已经不只是政府在暗中监视我们了。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Twitter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TA”，Facebook似乎什么都知道，包括我们的社交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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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数据分析的人可以轻松地看到大数据的价值潜力，这极大地刺激着他们进一步采集、存储、循环利用我们个人数据的野心。随着存储成本继续暴跌而分析工具越来越先进，采集和存储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将爆发式地增长。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隐私受到了威胁，那么大数据时代是否会加深这种威胁呢？这就是大数据的不利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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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大数据还会带来更多的威胁，毕竟，大数据的核心思想就是用规模剧增来改变现状。我们也将分析它是如何加深对我们隐私的威胁的，同时还将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即运用大数据预测来判断和惩罚人类的潜在行为。这是对公平公正以及自由意志的一种亵渎，同时也轻视了决策过程中深思熟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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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隐私和倾向的不良影响，大数据还有一个弊端。我们冒险把罪犯的定罪权放在了数据手中，借以表达我们对数据和我们的分析结果的崇尚，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滥用。应用得当，大数据会是我们合理决策过程中的有力武器；倘若运用不当，它就可能会变成权贵用来镇压民众的工具，轻则伤害顾客和员工的利益，重则损害公民的人身安全。我们所冒的风险比想象中还要大。如果在隐私和预测方面对大数据管理不当，或者出现数据分析错误，会导致的不良后果比定制化的在线广告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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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我们见证了太多由于数据利用不合理所导致的惨剧。比如194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递交了地址数据来帮助美国政府拘留日裔美国人（当时它没有提交街道名字和具体街号的数据，居然幻想着这样能保护隐私）；荷兰著名的综合民事记录数据则被纳粹分子用来搜捕犹太人；纳粹集中营里罪犯的前臂上刺青的五位数号码与IBM的霍瑞斯穿孔卡片上的号码是一致的，这一切都表明是数据处理帮助实现了大规模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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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隐私被二次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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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倾向于从数字数据的增长和奥威尔写《1984》时所处“监视炼狱”的角度去理解大数据给个人隐私带来的威胁。但是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数据都包含了个人信息。其实，不管是传感器从炼油厂采集的数据、来自工厂的机器数据、机场的气象数据，还是沙井盖爆炸数据都不包含个人信息。英国石油公司和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不需要（也不想要）个人信息，就能分析挖掘出他们所需要的数据价值。事实上，这方面的数据分析并不威胁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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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目前所采集的大部分数据都包含有个人信息，而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因，让我们想尽办法去采集更多、存储更久、利用更彻底，甚至有的数据表面上并不是个人数据，但是经由大数据处理之后就可以追溯到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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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如今在美国和欧洲部署的一些智能电表每6秒钟采集一个实时读数，这样一天所得到的数据比过去传统电表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还要多。因为每个电子设备通电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负荷特征”，比如热水器不同于电脑，而它们与Led大麻生长灯[1]又不一样，所以能源使用情况就能暴露诸如一个人的日常习惯、医疗条件和非法行为这样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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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要探讨的主要是大数据是否改变了这种威胁的性质，而不是是否加剧了这种威胁。如果仅仅是加剧了这种威胁，那么我们现在采用的保护隐私的法律法规依然是有效的，我们只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来确保有效性就可以。然而，倘若威胁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我们就需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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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的担忧一语中的。大数据的价值不再单纯来源于它的基本用途，而更多源于它的二次利用。这就颠覆了当下隐私保护法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数据收集者必须告知个人，他们收集了哪些数据、作何用途，也必须在收集工作开始之前征得个人的同意。虽然这不是进行合法数据收集的唯一方式，“告知与许可”已经是世界各地执行隐私政策的共识性基础（虽然实际上很多的隐私声明都没有达到效果，但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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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很多数据在收集的时候并无意用作其他用途，而最终却产生了很多创新性的用途。所以，公司无法告知个人尚未想到的用途，而个人亦无法同意这种尚是未知的用途。但是只要没有得到许可，任何包含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都需要向个人征得同意。因此，如果谷歌要使用检索词预测流感的话，必须征得数亿用户的同意，这简直无法想象。就算没有技术障碍，又有哪个公司能负担得起这样的人力物力支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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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用户同意所有可能的用途，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一来，“告知与许可”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大数据时代，告知与许可这个经过了考验并且可信赖的基石，要么太狭隘，限制了大数据潜在价值的挖掘，要么就太空泛而无法真正地保护个人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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