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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诱使我们犯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犯的罪行，也让我们盲目信任数据的力量和潜能而忽略了它的局限性。把大数据等同于死亡人数，我们只需要想想上文提到的谷歌流感趋势。设想一下致命的流感正肆虐全国，而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医学专家们会非常感激通过检索词条，我们能够实时预测流感重灾地，他们也就能及时去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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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危急时刻，政府领导可能会认为只知道哪里流感疫情最严重还远远不够。如果试图抑制流感的传播，就需要更多的数据。所以他们呼吁大规模的隔离，当然不是说隔离这个地区的所有人，这样既无必要也太费事。大数据能给我们更精确的信息，所以我们只需隔离搜索了和流感有最直接关系的人。如此，我们有了需要隔离的人的数据，联邦特工只需通过IP地址和移动GPS提供的数据，找出该用户并送入隔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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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很合理，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有因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找出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感染流感。他们只是被预测所害，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了夸大数据作用同时又没有领会数据真谛的人的替罪羊。谷歌流感趋势的核心思想是这些检索词条和流感爆发相关，但是这也可能只是医疗护工在办公室听到有人打喷嚏，然后上网查询如何防止自身感染，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真的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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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大数据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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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为监测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让保护隐私的法律手段失去了应有的效力。面对大数据，保护隐私的核心技术不再适用了。同样，通过大数据预测，对我们的未来想法而非实际行为采取惩罚措施，也让我们惶恐不安，因为这否认了自由意志并伤害了人类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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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那些尝到大数据益处的人，可能会把大数据运用到它不适用的领域，而且可能会过分膨胀对大数据分析结果的信赖。随着大数据预测的改进，我们会越来越想从大数据中掘金，最终导致一种盲目崇拜，毕竟它是如此的无所不能。这就是我们必须从麦克纳马拉的故事中引以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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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杜绝对数据的过分依赖，以防我们重蹈伊卡洛斯[5]的覆辙。他就是因为过分相信自己的飞行技术，最终误用了数据而落入了海中。下一章，我们将探讨如何让数据为我们所用，而不让我们成为数据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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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一种植物补光灯，也是植物生长灯的一种，依照植物生长需要太阳光的规律，代替太阳光给植物提供更好的生长发育环境。——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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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指通过技术手段从匿名化数据中挖出用户的真实身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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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lue CRUSH，来自Crime Reduction Utilizing Statistical History的缩写，意为利用统计历史减少犯罪。——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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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典型而悲痛的例子是“大跃进”时期各地疯狂虚报粮食产量，以至于中央完全没有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初可怕的饥荒，还在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其他战略物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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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希腊神话人物，是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的儿子。与代达罗斯使用蜡和羽毛造的双翼逃离克里特岛时，因过于自信，飞得太高，双翼上的蜡遭太阳炙烤融化而跌落水中丧生，被埋葬在一个海岛上。为了纪念伊卡洛斯，埋葬伊卡洛斯的海岛被命名为伊卡利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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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08 掌控：责任与自由并举的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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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时，社会也将经历类似的地壳运动。在改变人类基本的生活与思考方式的同时，大数据早已在推动人类信息管理准则的重新定位。然而，不同于印刷革命，我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适应，我们也许只有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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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管理规范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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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生产和信息交流方式上的变革必然会引发自我管理所用规范的变革。同时，这些变革也会带动社会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观的转变。我们以印刷机的发明导致的信息洪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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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前后，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在这之前，思想的传播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书籍大多被封禁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依照天主教精心制定的规定，被僧侣严格看守着，为的是确保并维护其统治地位。在教堂之外，少数几所大学也收藏了一些书籍，大概几百本的样子；15世纪初，剑桥大学图书馆大概有122本大部头。另一方面，读写水平的欠缺也是当时信息传播受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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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印刷机让书籍和手册的大量刊印成为可能。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把拉丁语版本的《圣经》翻译成日常使用的德文，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通过牧师而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德语版的《圣经》是当时卖得最好的书，这也让他更确信《圣经》可以印刷、分发给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信息传播越来越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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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巨变也使得创立新规范来管理活字印刷术所引发的信息爆炸的条件变得成熟。审查和许可条例被创立，用来规范和管理出版物。著作权法的制定为创作者带来了进行创作的法律和经济动力。随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被写入了宪法。一如既往，权利伴随着责任产生了。当低俗的报纸践踏人们隐私权或诽谤其名誉时，法律规范就会出现以保护人们的隐私权并允许他们对文字诽谤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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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变革并不止于规范。这种管理规范上的改变也体现了当时更深层次的价值观转变。在古登堡时期，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了文字的力量；最终，也意识到了信息广泛传播的重要性。几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选择获取更多的信息而非更少，并且借助限制信息滥用的规范而不是最初的审查来防止其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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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开始迈向大数据时代，社会也将经历类似的地壳运动。在改变我们许多基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同时，大数据早已在推动我们去重新考虑最基本的准则，包括怎样鼓励其增长以及怎样遏制其潜在威胁。然而，不同于印刷革命，我们没有几个世纪的时间去慢慢适应，我们也许只有几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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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对原有规范的修修补补已经满足不了需要，也不足以抑制大数据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全新的制度规范，而不是修改原有规范的适用范围。想要保护个人隐私就需要个人数据处理器对其政策和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公正的概念，以确保人类的行为自由（也相应地为这些行为承担责任）。新机构和专家们需要设计复杂的程序对大数据进行解读，挖掘出其潜在的价值和结论。他们也要向那些可能受害于大数据结论的人——因之被剥夺了工作、接受医疗或贷款权利的人，提供支持。对已有的规范进行修修补补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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