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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可能是：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预测工具会不断完善，尤其是那些将人类行为量化的工具。为了增加准确性，这些工具会将注意力从个人转移到团体，因为一旦你偏离惯常的轨道（下班后去酒吧而不直接回家），那最应该归咎于你的朋友。这些预测工具也会将预测时间从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而鉴于人类行为的短期惯性，这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将这些工具的预测时间从几小时延长到几天时，它们一开始肯定会不太准确，就跟几十年前的天气预报一样。但它们的预测能力肯定会提高，直到有一天人类意识到未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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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21世纪的基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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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了，但其实它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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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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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聚合点，在这里，数据、科学以及技术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那个最大的谜题——我们的未来，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一路走来，乔治·塞克勒、哈桑以及无处不在的爆发点，帮助我们了解到要解开人类动力学的秘密远远超出了智力层面的较量。它是科学的台柱，而它的影响力与20世纪初期的物理学或者基因革命的影响力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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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不是好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经常看不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幸运的是，还有工程师和企业家帮助我们填补理论和实践的差距。我自己也不例外——很多企业已经成功利用我的网络研究获得了利益，这些都是我没预料到的。对人类动力学来说，道理也一样——我太短视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充分意识到人类行为预测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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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理查森的第一本书曾是个大失败。然而，现在的天气预报系统就是按照他在法国战场上开救援车时想出来的理论设计的。在他的第二本书《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中，他更加大胆，竟试图通过对冲突和战争的预测帮助人类在某一天避免它们的发生。他再次失败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真的高明到能相信自己的预测能力的程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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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科兹主教不是一心想在罗马站稳脚跟，他可能就会听从泰勒格迪的建议，一开始就避免发动那歹运的十字军。相反，他刚愎自用，以至于梦醒时，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贵族都已惨死，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安然无恙。他同时失去了两个阶层的信任，从此农民再也不会为国家而战。事实上，12年后在莫哈奇（Mohács）之战中，贵族不得不单独对阵奥斯曼土耳其人，结果他们不仅输掉了战争，还输掉了国王和整个国家。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哈布斯（Hapsburgs）占领了波西米亚和匈牙利西部，而特兰西瓦尼亚则变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公国。剩下的国土则归属于一个新王，也就是匈牙利王约翰一世（JohnⅠ），而他之前的名字大家都知道：约翰·萨普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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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日瓦之战过去3年后，路德（Luther）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钉在了诸圣堂（All Saints’ Church）的大门上，自此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便席卷了整个欧洲。十字军开了反对权势的先河，为宗教改革在东欧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随之而来的宗教暴乱也给了特兰西瓦尼亚一次考验，促使有史以来第一部宗教宽容宣言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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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任何地方宣讲福音书（Gospel）。如果群众喜欢，无可厚非；如果不喜欢，没人能强迫他们，因为这样他们的心不会得到满足，但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与那些赞同其宣讲内容的牧师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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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法令》（Act of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如是说。这部法令是由约翰·萨普雅之子，也就是后来的匈牙利王约翰二世（John Ⅱ）在1568年颁布的。这比1786年颁布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Virginia Statute of Religious Freedom）要早两个世纪，比1689年英国颁布的《宽容法令》（Act of Toleration）要早131年。它也促使了唯一神教派教会（Unitarian church）的诞生，而创始人正是科罗日瓦的本地人弗朗西斯·大卫（Francis Dávid）。他是当时怀着恐惧和惊叹的心情目睹了洛林茨神父的农民军和莱纳德·巴拉巴西的贵族军队在科罗日瓦的决战的仅有的四个幸存者之一。最后，巴科兹主教的自私之举不仅断送了整个匈牙利的独立完整，而且还永久地摧毁了他一直觊觎的教皇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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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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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注定永远要由领袖们自己的优先级来决定他们的，同时也是我们的下一步，把我们一次次拽进流血冲突中？我由衷地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某一天刘易斯·理查森那用知识指导我们的优先事宜的梦想能够实现。如此一来，到最后，人类动力学的预测力量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信用评分和数字运算了。那是一个由希望趋动的旅程，通过这个旅程，我们的星球将变成更美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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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结局，除非我们还有一些未尽的事业。我敢保证有一天大家会重新审视泰勒格迪和他的预言。我也想跟哈桑·伊拉希一起审视一下他现在正待的国土安全部和他们的预测模型。当然，还有乔治·多热·塞克勒。他和他的弟弟格瑞格里在泰密斯瓦被俘后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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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泰勒格迪。但我警告你，你可能希望到此结束，因为我最终揭示的秘密将使你非常不安。不过，既然知道了我们所目睹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么亲眼看着秘密揭开也是很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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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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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缮不周的匈牙利宫廷，伊斯特凡·泰勒格迪曾坚决反对主教的十字军东征计划：“我相信很多农民都会积极应召。但是他们会不会只是想逃避辛苦的耕作，报复平时受到的不公，或是逃脱惩罚、避免严刑拷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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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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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过去，他的预言简直太惊准了——很多农民不是出于对宗教的热忱，而是苦于经济的拮据才加入了十字军，而这正在泰勒格迪的预料之中。很多不法之徒也加入了军队，因为军营可以让他们免遭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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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贵族们抱怨土地杂草丛生，”他也曾这样说道，而且贵族真的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你能让这群乌合之众听你调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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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做出的结论：“那些配发给他们做上阵杀敌之用的刀剑会不会反过来对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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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们目睹的事情的全部经过，泰勒格迪的预言再一次让我们吃了一惊。[3]直到现在，也就是5个世纪之后，我们才开始在预测人类行为上有一些进步。但我们预测战争和暴动的能力跟20世纪40年代路易斯·理查森的预测一样容易遭到质疑。卡尔·波普尔以无上的权威宣布：“出于严格的逻辑考虑，要想预测历史的未来走向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预测未来不仅仅是困难或靠不住的，而且是彻底不可能的。好吧，卡尔爵士，那么泰勒格迪又是怎么办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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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学家利用古罗马历史学家的叙事方式来书写历史，所以他们将它视为文学，而不是历史或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为那些死去多年的英雄们设计诗化的预言，而且坚信用这种方式再造历史是他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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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的行乞修道士图贝罗神父曾在1522—1527年在里得里亚海（Adriatic）的姆列特岛（Mljet）上创作他的史书，并在书中将乔治·多热·塞克勒描写成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吉阿米切利·布鲁托（Gianmichele Bruto）在1580年的著作中为乔治·塞克勒设计了长达3页的独白。在伊斯特凡那本作于1605年左右的广为传诵的史书中，乔治·塞克勒和洛林茨教友都有大篇幅的演讲，而且他们的话几个世纪以来都被人广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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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没人注意到在布达城的宫殿里巴科兹主教提出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以及泰勒格迪坚决反对的情景。我们能知道泰勒格迪的预言还多亏了塞雷米和他那部具有影响力的中世纪匈牙利史。书的名字为《匈牙利王国灭亡信札》[4]，写于1545—1547年，也就是起义事件发生3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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