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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加菲尔德总统一息尚存，那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脊柱侧面。从一开始，《纽约每日先驱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就报道说，总统的医生告诉记者“总统只有1%的机会活下来。‘而他会利用这百分之一的机会’。所有临死的人都会抓住任何微小的机会。他始终没有丧失勇气……79个日夜里他和死亡做着极度痛苦的斗争。”9月6日，总统被移至新泽西的埃尔布朗，是他在遭枪击前要去的地方。到9月19日的夜晚，当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庄重悲凉的哀悼曲时，纽约人知道加菲尔德总统逝世了。副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Arthur）在他的曼哈顿别墅匆匆宣布就任总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英国女士艾萨·哈迪（Iza Hardy）写道，“举国上下，一片哀痛，人们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总统死了。’”之后全国举哀一周。“从上到下，无论是第5大道还是贫民窟，致哀的挽联比比皆是……不同尺寸、不同材料、带着黑纱的星条旗在无数的窗户外面悬挂出来，沿街到处可见纸旗和庄严的旗帜。”行刺加菲尔德的凶手查尔斯·吉托，于10月14日被传讯。一个月后审判开始，直到年底，审判还在拖延。根据《纽约先驱报》报道，这“纯属一场愚蠢的表演”，因为吉托声称自己精神错乱，应判无罪，“整个审判被他的肆意辱骂和恶毒攻击搅得乱七八糟”。报纸编辑气愤地说这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竟允许“一个没有骨气的人当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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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还在兢兢业业地干着自己的事业，他在努力奋斗，使所有用于中心电站的部件备齐待用。《纽约时报》已变得不太友好。1881年12月2日，该报在一版上登了8篇文章，说“爱迪生的公司虽然铺设了很多线路，但到目前为止，就给市中心送电计划而言，还没有看到他们真正做出了什么”。严冬、积雪、冰冻的地面，这一切使挖掘铺设工作停了下来。数月已过，成效甚微。一篇《纽约时报》刊登的，题目为“爱迪生黑暗的信号灯”的文章这样写道：“拿骚街、华尔街、南街和斯普鲁斯街的商人和居民都开始抱怨，因为看不出任何迹象，如爱迪生电灯公司保证的那样——于11月前给他们通电。”一个爱迪生公司职员承认，迄今为止只有一半的线路铺设完毕，一部分原因是铁和铜材料的供应商经常供货不及时，另一部分原因是地面冻结无法施工。当春回大地时，他们加快了施工的进度。面对不断加压的完工期限要求，爱迪生的发言人答道，“如果我们能说什么的话，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快铺设完线路。一旦线路完毕，我们就能保证立刻通电。”当然，也就是在这个月里，皮尔庞特·摩根在麦迪逊大街的意大利式的豪宅，首次灯火通明，他很满意爱迪生的工作。当然，爱迪生用的是一个独立的电厂，不属于中心电站。因为摩根的住所地处北部，离中心电站太远。6月30日，卑鄙的行刺者吉托被绞死。到1882年8月底，在夏日的热浪中，克鲁齐带着他的人马，终于完成了铺设14英里线路的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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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开始悄悄地检测整个系统。虽然没有任何正式声明，但爱迪生开始启动他的发电机和配电器，和不同客户取得联系，并实验电灯照明。爱迪生真的不愿再开吹牛皮的玩笑了。4年来他从没有像做这个项目一样卖力，当然可以理解，他的紧张来自他对自己能否信守承诺的怀疑。当时爱迪生35岁了，虽然他看起来仍很年轻，但一头浓密的棕发已于几年前就开始变白，尤其是自从他潇洒地宣称——用他的铂丝灯泡和华莱士的发电机来点亮曼哈顿——之后。纽约新闻界还是发现了爱迪生在实验他的电力网，当马车经过拿骚街时，“突然间来了一下电，跳跃了一下之后就很快消失了”。最开始，爱迪生一班人不能相信他们的系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一家蒸汽热力公司在挖管道时曾碰断了他们的铁管、截断了线路。这些小的电力灾难很让人讨厌，爱迪生知道，当电流从珍珠街传送出来时，谁都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他们当然不希望经常为那些疏忽大意而受到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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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9月4日，在一个温暖宜人的日子里，爱迪生穿着礼服大衣、戴着白色的圆顶礼帽，花了一天的时间，反复仔细检查了珍珠街系统运作的方方面面。就在他要起身去华尔街，正式宣布爱迪生电灯公司的服务前，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和他在珍珠街的同事约翰·利布（John Lieb）校对了各自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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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盼望已久的壮举即将发生之前，爱迪生和爱德华·约翰逊、约翰·克鲁齐，还有其他几个同事，一起步入了摩根的办公室。皮尔庞特·摩根和其他许多董事会成员都聚集在摩根公司德雷克塞尔的办公室里。4年的艰辛、重重的困难、50万美元的花销，才盼到今天这一关键时刻。爱迪生很长时间里都在怀疑者的阴影下工作，在场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清楚，可能会有多少微小的差错在珍珠街或地下电路发生，而这将会使他们公司的首场“战役”败北。为了打破这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约翰逊和爱迪生开着玩笑：“不亮就输1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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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打赌！”爱迪生回答说。他看了下手表，下午3点整，胜负一瞬间就能见分晓。在珍珠街那边，约翰·利布踮着脚尖，推动了主电闸。几座楼距离外的摩根办公室里，爱迪生合上了靠近他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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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亮了！”董事们惊呼道。这才是最杰出的证明。在他们四周有近100盏灯，还有旁边的办公室里的300多个白炽灯泡，一起发着柔和的光芒，体现出超越煤气灯的显而易见的优越性。还没有等到夜幕降临，那天也通了爱迪生电灯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灯光柔和稳定……灯泡产生一些热量，但是比煤气灯的要少……灯的光线柔和舒适、一点不刺眼睛……没有使人头痛的摇曳不定的亮光……和煤气灯相比，爱迪生的电灯得到了所有的赞成票。”接下来的几个月，另外2 000多盏灯安装在其他的大楼里。所以，爱迪生电灯公司的第一批客户包括有影响力的德雷克塞尔财团、摩根公司、帕克银行，还有《纽约时报》，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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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想象，爱迪生为自己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发电照明网有多么自豪。那天他对一位《纽约太阳报》记者说：“我说到做到了。”他确实把白炽灯光带给了纽约市。但他认为，这只是纽约的起点，他已经做好了继续开拓的准备。在他的眼里，这位伟大的发明家看到的是更多的成功和更辉煌的未来。用爱迪生的话说，作为一个发明家，就是有绝对的自由加上绝对的天赋。他这样解释道，“我的一个愿望就是，不用考虑资金的问题……我不稀罕富人的玩具，我不需要马和游艇，我根本无暇一顾。我只需要一个装备齐全的车间。”当然只有那些目光敏锐、了解电能潜力和有远见的资本家才会放眼将来，如果电力取代煤气的话，仅在美国就有4亿美元的收益。爱迪生的电灯将跨越世界，他和他的银行家们将变得更加著名和富裕。珍珠街仅仅是伟大的、光芒四射的光电帝国迈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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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82年4月，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26岁的年轻工程师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从一辆停在东1站的火车上下来，随后就融入了繁华的巴黎。这个充满幻想的浪漫年轻人立刻被19世纪末富丽堂皇的巴黎迷住了。在特斯拉初到巴黎的几天里，他信步在宽阔、奢华的林荫大道上，道路两旁时髦的咖啡店笼罩在满树香花开放的栗树下。他非常喜欢那美丽的城市公园，它有着水花飞溅的喷泉和呈几何图案的斜草坪。他悄悄地探视了那古老可爱的、掩藏在居民区里的小教堂和沿街那充满浓浓鱼香和奶酪味的市场。他闲荡在塞纳河边，欣赏着横跨河面的一座座小桥，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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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发现，夜晚的巴黎更迷人。沿着几公里长、点着煤气灯的大道，幽暗中无数小店和百货商场鳞次栉比。入夜以后，兴高采烈的人群像蠕动的蛾虫。巴黎剧院在那温和的春天夜晚，像个发着金光的希腊吐火女神，它的电灯光芒，照亮了太太小姐的珠宝首饰和先生老爷们的晚礼服，也仿佛照出了他们的财富和地位。此时城市里原有的煤气灯设施，正慢慢地被新型的电弧灯取代。这种混合的照明形式更使巴黎具有现代城市气息，一种让人喜爱的夜生活的气氛。“我永远忘不了这座美丽城市给我的震撼。”几十年后特斯拉这样说道。但是，特斯拉绝不是到这座传奇城市来闲逛的傻小子，他受聘于查尔斯·巴彻勒领导的爱迪生工业公司当见习工程师。巴彻勒是门罗公园的老将，现在被爱迪生委以重任，担任其欧洲跨国公司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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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阶段对五光十色的巴黎的迷恋，迅速被艰巨繁忙的工作代替。对特斯拉而言，尽管他极富幻想，有很多怪癖，但是他只对一种东西感兴趣——电和所有与电有关系的东西。他在古老美丽的拉丁广场附近租了屋子，与许多学生和教授住在一起，并给自己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无论天气如何，从圣–马塞尔大道走到塞纳河上一个游泳馆，游27圈，然后走一个小时去伊夫里，我的工厂。在那儿七点半时，吃顿伐木者般的早餐，之后又开始盼着午餐，同时还得给工厂头儿——巴彻勒先生敲些干果吃。他是爱迪生的挚友和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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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全部心思都在想揭开鲜为人知的、神秘无比的电的年轻人来说，到这儿来为扩大爱迪生的帝国服务真是太中意了。因为爱迪生是这个领域里最伟大的实干家，用实际行动向那些持怀疑论的科学家们显示：电是可以分流入户的。特斯拉的老板巴彻勒参与了创造白炽灯、开创电力照明新纪元的全过程。巴彻勒在纽瓦克多年，然后去了门罗公园，太清楚艰苦奋斗的含义了。他从到巴黎起就决心征服欧洲，使整个欧洲电气化。这绝对是个宏伟的目标，巴彻勒深感肩上的重任。在他给爱迪生的一个便函中这样写道，“我在这儿的工作可不是可以糊弄的事，每天都是灯啊、发电机啊、枝型吊灯、众多杂事等等。我实在承受不了更多。此外出于责任心，我还得做许多额外的事情，还需要花费那么多钱，我的脑袋已经比在纽约的时候大三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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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特斯拉恰恰相反，他初出茅庐，在工厂里是个见习工程师。但也是一个迅速脱颖而出、让人刮目相看的高手，能处理最复杂的电力故障问题。特斯拉的英文不错，同时还能说其他很多种语言，特别是法语和德语。但是有些爱观察的同事认为，特斯拉虽是个聪明过人的工程师，也无疑是一个有怪癖的人。他对仪表十分挑剔，他的黑头发向后梳得很齐，胡须十分整洁。身材修长的特斯拉深受自己怪癖的折磨，他每天早上（默默地）数着去工厂的脚步数；认为任何如意的事都应能被3整除（所以每天游泳27圈）；吃喝之前，必须先计算立方体积；他对和人握手深恶痛绝，对“女人的耳环极度反感”，尤其是珍珠耳环。“我永远不会去碰别人的头发，除非在左轮手枪威逼下。”而且他看一眼桃子就会发烧。更神的是，特斯拉常常背诵塞尔维亚的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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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伊夫里工厂，特斯拉这样的人已经使人感受到新兴现代工业的模式，正在取代往日的传统形式。他塞尔维亚家族的所有成员都是保守的，注定长大后要服务于宗教界或军队，这在他们那儿，地处衰落的土耳其帝国和已崩溃瓦解的欧洲君主国之间的小世界里，已是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了。特斯拉承认，“我刚一出生就已经被认定当牧师，这个想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东正教教士。他很有发明头脑的母亲，设计和制作了许多家用物品和工具，她还是个纺织能手，许多线都是自己纺出来的。“即使在她花甲之年，她的手指还是那么灵活，能在一瞬间系3个结。”但特斯拉好像只对电感兴趣，他一辈子都忘不了3岁时发生在他和他的宠物猫麦卡之间，对他的人生产生决定影响的事。“那是一个黄昏，我就是特别想抚摸我的麦卡的后背。麦卡的后背一道亮光，而我手掌产生很多噼啪乱响的火花，声音很大，到处都能听到。”这是怎么回事？特斯拉跑去问爸爸。爸爸回答他，“这是电。就和打雷时你见到树的电击是一回事。”但妈妈警觉起来，“别再和那猫玩啦。它带电，会引起火灾的。”特斯拉开始抽象地思考着：那大自然也像一只大猫？如果是，那谁来抚摸它呢？结论是——那只有上帝了。很长时间他都在自己问着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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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特斯拉是数学和物理两门学科的神童，也更加深深地、不可抗拒地迷住了当时的新科学——电学。“对我来说，我无法形容当我看着物理老师展示那些神奇的物理现象时的感觉。每个印象都在我的脑海里引起共鸣。我想了解这种神奇力量的更多东西。我期待着实验和进一步研究。”他的老师们都被他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所感动，但犹豫不决始终是这个宗教家庭的弱点。直到少年的特斯拉被霍乱击倒，病得奄奄一息时，他焦急的父亲才终于同意让他去学习电学，将来当个电力工程师。于是，他唯一的儿子病愈之后，就如愿地开始了在奥地利格拉兹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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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他在格拉兹的第二年的一天，特斯拉走进他最喜欢的物理教室，看见教室地上放着一台迷人的机器，一件磁和铁的材料装配成的艺术品，据说是刚从巴黎运来的。它的特点是，一个巨大的、站立着的、由马蹄形薄片叠加而成的场磁铁，架在一个被导线紧紧缠绕的空心圆桶的上方和周围——即转子。这就是比利时人泽诺布·西奥费尔·格拉默新发明的发电机。它的问世震惊了整个西欧和美国。发电机在蒸汽机的带动下产生动力，点亮工厂和街道上明亮的电弧灯。同样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当这机器倒转时它可以用来当马达。这样一来，如果机器能被电带动，这新动力的深远意义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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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他的老师演示这台由两种早已熟知的材料——磁和铁——混合造成的机器时，特斯拉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台出众的机器会改变他的生活轨迹。特斯拉注意到，当格拉默机器作为马达转起来，它的整流器电刷（即铜的整流器片，它随着转子旋转并使发生的电流只按一个方向流动）即“开始出现火花，而我观察到不用这些东西也一样可以转动马达。但是我的老师宣称这做不到，因此他为了我还专门就这一题目做了一个讲座。最后，他下结论说，‘特斯拉先生可能会做成大事，但他绝不会在这件事上成功。就像把一种固定牵拉力量，例如地球引力，转变为旋转力，这是虚幻的永动定义，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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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众训斥一顿固然十分难堪，但特斯拉仍在不断地琢磨着那毫无意义的带火花的整流器。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制造出来的电马达的弱点。为了获得未经处理的交流电，并把它以一个适当的直流电方式送回到发动机，这些与整流器相摩擦的网状电刷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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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为明显的原因——每当马达转动，整流器电刷就受磨损，电机就闪火花——整流器的维修保养费用很高。于是，年轻的特斯拉每天冥思苦想，沉湎于电的思考之中，他的蓝灰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大脑不停地转动，考虑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可以不用火花电刷的马达，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着怎样才能使发电机和电动机结合起来。“这些理念对我来说是实在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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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的秋天，当爱迪生正在门罗公园为第二次新年前夜的中心电站网展示做着准备工作时，大洋彼岸的特斯拉却因赌博被其所在的高中开除了，于是他开始了年轻人的游荡。他进入了波希米亚古老城市布拉格的一所大学，当时他24岁。他只在布拉格待了一年，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找个工作。他搬到奥匈帝国繁荣的商业之都布达佩斯。在那儿他为一家新的电话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头儿是费伦克·普斯卡斯（Ferenc Puskas），爱迪生的欧洲代表西奥多·普斯卡斯的兄弟。尽管在这些年中有着不断的麻烦和搬迁，可特斯拉一直惦记着怎么能设计出一个马达——它不用整流器和电刷就可以输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