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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夫里工厂里，特斯拉见到了第一批美国人，他们“因为我娴熟的台球技艺而喜欢上我了”。当然，热情单纯的特斯拉，很快就开始给新同事和老板们解释他那奇妙的交流感应电动机和全部系统，他天真地认为，大家都会对此感兴趣。在当时，对电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多相交流电是一种善变而且根本抓不住的东西。特斯拉的那种急切的、充满理想的、解放全世界生产力的美好愿望，甚至在他工作的工厂里都得不到认可。大家知道和理解的只是直流电，电子只往一个方向流并制造小小的磁场，没有办法可以增加电伏（或电压）。唯一增加通往爱迪生电网直流电电量的方法，就是使用更粗（或更贵）的铜线，才有能力完成大电流的输送任务。电流越强，铜导线就越热，所以就需要更结实和更低电阻的铜线。然而，当这些强电流通过这些铜线时，它们也因发热消耗了一些自身能量。由于传送电流功率的数值是电压乘以电流的函数，直流电系统——以它们的低电压——需要的是高电流系统。正是这个永恒的电的欧姆定律和铜的高成本，使爱迪生系统只能限制在很小、很近距离的范围内。同时也意味着，无论在哪儿，人体接触到爱迪生的直流电，都不会遭受很重的电击，因为它的电流功率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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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爱迪生公司到巴黎来的人叫坎宁翰（D.Cunningham），是技术部门的工头，对特斯拉提议他们成立一个公司，并上市卖股票，来支持特斯拉的伟大发明创造。特斯拉后来这样写道：“那个建议当时对我来说可笑到了极点。我对他提出的理念一无所知，只觉得那是美国方式，结果什么也没进行下去。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不得不从法国到德国，一个又一个城市地奔走，解决电站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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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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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当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在纽约正式开始珍珠街中心电网项目时，特斯拉又回到了巴黎。他向老板提议，对那些标准的电机进行一些改进。“我胜利了。我的老板很高兴，给我特权以改进急需解决的自动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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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斯拉可以自由设想他的全新的交流感应发电机，却没有一个爱迪生公司的经理对此感兴趣。他们已经有了直流发电系统，他们有很好的马达给客户提供服务，为什么要换成交流系统和交流电机呢？他们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建立欧洲爱迪生公司充满着可以预见的困难，因为万事开头难，而且公司营业范围和发展规划也决定了难度，不成熟的产品、无经验的管理等因素都将阻碍发展。有一个电力经理曾解释说，“通常人们对电的需求和价值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必须经过培训才能认识这一点……合适的生产方式和恰当的分配形式都需要事先计划好……没有客户在等你，而是你去开发客户。”尽管巴黎展览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巴黎人对中心电站没有丝毫兴趣。巴彻勒每日与纽约联系，诉说资金短缺、交货期需调整、独立电站客户存在不稳定性、机器常出故障以及供货不及时等问题。许多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也有些问题很棘手，因为它们会产生影响财政的后果。例如在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主要商业城市斯特拉斯堡新火车站一带的爱迪生照明公司就是一个难办的例子，这个地区自1870年战争后就归属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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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年初，斯特拉斯堡的市政府举办了一个落成典礼，来展示新火车站的照明系统。年迈但权力显赫的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光临，给这一仪式增添了很多光辉。车站总共安装了1 200多个爱迪生公司的灯泡和无数弧光灯。当把电开关合上时，灯没有亮，反而产生了爆炸，炸毁了一面墙。已经签了订单的德国政府对这一恶性事故十分气愤，拒绝接受那个电厂，或者只付很少的钱。特斯拉后来写道：“因为我会德语又有经验，所以被委以重任去摆平这一困难局面。1883年年初，我肩负此任去了斯特拉斯堡……那些具体工作，包括和政府官员进行联络、举行会议，使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到夏天，火车站工厂进行大修，和德国官方机构就付款问题的谈判也已开始。这时，特斯拉才有时间去做自己拖延许久的事情——做一台交流感应发电机样机。特斯拉已经掌握了交流电机在哪些方面比直流电机优越，他在脑子里设计了一个可以开始操作的电机工作系统。“当我刚刚着手做这件事，我就开始在火车站对面一个维修站里组装了一台简易马达，我从巴黎带去了所需的材料……那个夏天，我终于高兴地看到不同相的交流电引起的旋转，并且没有滑动接触和整流器，正如我一年前设想的一样。真是让人兴高采烈，但远远比不了第一次发明时的那种狂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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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股份公司和运作资本有了进一步了解后，特斯拉努力通过他在斯特拉斯堡结交的有影响力的朋友，包括前市长，来劝说当地有钱人投资他新发明的发电机。让他极度失望的是，即使他可以展示样机，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有丝毫兴趣。是啊，如果已经有电提供给火车站、工厂和富人豪宅，如果举世瞩目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已经在大洋彼岸建立了电站，谁又会相信一个来自塞尔维亚、年轻古怪的工程师未经实践验证的突发奇想呢？谁又会投资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呢？在斯拉斯堡融资没有成功，特斯拉只好返回繁华的巴黎，去实现他的理念，这时他已有了自己的工作模型。但是德国人办事效率太低，要经过一大堆繁文缛节的程序和备案，火车站的项目不断拖延，使他不得不在斯特拉斯堡一直逗留至1884年的新年。1884年的春天，德国人才最后付清了斯特拉斯堡霍夫巴恩工厂的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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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随后返回巴黎（这时他已离开巴黎一年了），因为巴黎沙龙要在工业宫举办。几年来，那儿的大厅夜晚都用的是弧光灯照明。这个决定对某些艺术家来说是有悖其意愿的，但是，却使晚上出来闲逛的艺术爱好者的数量增加了4倍，达到7万人，因为毕竟晚上有时间的人多。只这一点就已显示出电在社交生活中的作用。于是，特斯拉就尽情地享受着巴黎的魅力和动感。他去塞纳河边的伊夫里，高兴地为他的发电机改进工作和斯特拉斯堡的任职拉些“慷慨的酬报”。有了一大笔法郎，他终于可以来运作并完成交流系统的工作模型，包括他钟爱的马达和必要的交流电机样机。然后他试图吸引一些法国富有的风险资本家。但此时，年纪渐长并有些经验的特斯拉发现，当他询问自己的红包时，爱迪生公司的老板们全推来推去。他开始意识到，“拿奖金将是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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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爱迪生公司仍处于四处融资的境地，还有相当不稳定的、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美国和欧洲业务发展状况，当然不会有经理愿意发奖金了。在1883年的年报中，爱迪生电灯公司就是全年亏损。并且，在爱迪生的大量商业档案中显示，特斯拉的巴黎上司并没有对他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正确评价。他们看到特斯拉积极进取、充满活力，就让他去纽约和大师爱迪生一起工作。巴彻勒在监督完成了在欧洲建立电站的任务后，已返回自己的家乡。他在欧洲的纺织厂、工厂、饭店、剧场、商店、轮船、码头和火车站建立了一百多个独立电站，但只有3个中心电站，分别在米兰、鹿特丹和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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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年轻生命中有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几次生命危险，特别是这几年在巴黎，他沉浸在一种痴迷的幻想中，主要是围绕着灯光。特斯拉后来这样说道：“这是一种奇怪而不可言喻的经历。因为，感觉总是出现在当我发现自己面临危险或压力时，或极度兴奋的时候。有几次我能看到我周围的空气中有燃烧的火舌。它们是那样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我25岁时达到了高潮。”（特斯拉也喜欢讲述，他的出生时刻是午夜，随着一道急光电闪他降临了人间，这好像是一种暗示：他的一生都将和电连在一起）特斯拉离开欧洲来到新世界（他称之为“金色未来之国”）的经历又是戏剧性的。当他抵达巴黎火车站时，“我发现我的钱和车票都被偷走了”，但他没提及他的背包是否还在。当火车冒着烟启动的时候，气愤的特斯拉决定还是继续自己的行程。他跑下站台，抓住车门，登上了列车。轮船运输公司允许他在最后一分钟上船，则是因为到那时还没有人确认他的座位。“就这样，只有剩下的一点东西：几首我写的诗和文章，一摞有关悬而未决的积分题的计算资料，我从巴黎到了纽约。在旅途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坐在船尾，准备营救落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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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于1884年6月6日在纽约港登陆。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五，无数德国人、爱尔兰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意大利人、俄罗斯犹太人，都和这个年轻的电学家一样，做着美国的淘金梦，各归所属——农民渴望农场；年轻人奔向矿区、作坊、工厂；丈夫和父亲希望迅速攒到以后回到故土买房开业的钱；妻子和母亲期望着自己、全家及其后代未来更加幸福和富裕的生活。在曼哈顿的城堡花园移民站，那里曾是阴暗的堡垒要塞，一度也曾是在一大堆岩石上靠近巴特利公园的剧场，各个国家的人混杂在一起，操着嘈杂的、如天书般的多种语言，快速越过移民线，进入美国——这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开始的时间里，美国变得非常城市化、工业化，突然间富裕起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从91亿美元猛增到37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2倍。而导致这种迅速增长有3个让人信服的因素，看看城堡花园（移民站）就一目了然了。第一个因素是快速增长的人口。从1885年到1890年间，当埃利斯岛开放成为纽约联邦移民局港口后，光是通过城堡花园入境的就有700万人。这些外国移民乘着海轮登陆美国，又坐着四通八达的铁路火车进入各个城市、边疆地区和新建立的州。第二个因素是美国致富方式——靠着极发达的交通和通信系统。迅速扩大的美国铁路运输网连通了全国各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当然还有电报电话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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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人和交通，结合在一起则有效地开发了国家大自然资源——煤炭和矿石、亿万亩粮田和森林。随着美国工业和城市兴起，巨大的财富和巨大的企业也随之结合起来。像威廉·范德比尔特等大资本家，实际上比英国女皇还有钱。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铁路、钢铁、石油、木材、煤炭、金银、糖、百货商店，或是新的消费产品，如香烟、成衣、肥皂、饼干以及可口可乐发了财。但是那些1884年夏初入境的移民，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和尼古拉·特斯拉一样，从踏上纷乱肮脏的曼哈顿街道的一刻起，就得意扬扬地梦想着给全世界创造出便宜和充裕的电力和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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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特斯拉充满信心地来到了纽约，兜里有4美分、一个朋友的地址和一封给爱迪生的工作介绍信。19世纪80年代的纽约可不是巴黎。巴特利公园有一大片绿地、宽阔的道路和遮天的大树。但是如果有人从那儿往北面走，他就立刻会被这座城市狂乱的商业步伐和浓重的金钱味道击倒。那里没有一览无余的林荫大道、雄伟的宫殿和正规的城市花园。市中心地区是各种仓库的大杂烩，加上商业大厦、简易住房、南北方向分行四路的高架铁路、吵闹的蒸汽机带起的漫天灰尘，一片繁忙的景象。到了夏天，街道炎热、肮脏、充满马粪味，因为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马车，还有花里胡哨的旧式城市公交车、新型的有轨电车、各种不同类型的货车，如果有承受能力的人，也能雇用私人马车。华尔街附近的街道虽然拥挤不堪，但是很漂亮，给人深刻的印象，路边都是高档住宅和昂贵的10层楼房。报童们到处兜售着《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还有当时时髦起来的《纽约世界报》。但高高地立在闹哄哄街道上的，是森林般的木头电线杆和各种角度悬挂的电线，从木杆顶端到屋顶，再到窗户，再从窗户伸到另一根电线杆上。在一些商业区里，横七竖八的电线已到了遮天蔽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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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往北走着，目睹着这些杂乱的景象。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店老板站在商店前的电动机旁，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当特斯拉走进店门，那先生告诉他机器出了故障。特斯拉很快把机器修好了，店主立刻就要雇他。他拒绝了，说自己已有了工作。店老板给了他20美元作为报酬，在人们每日平均工资才1美元时，这可是太慷慨了。一个有技术、受过教育、有经验的、像特斯拉一样的工程师当时的周薪是18美元。特斯拉第一次尝到了这崭新世界里富人的味道。他继续往前走，留宿在朋友家，保证了这一晚的充分休息。第二天一早，特斯拉就去了第5大道，他听一个向导说：“这条街是富人和贵族的汇聚地……所有富人住宅都宽大得像宫殿……有着很大的俱乐部、奢华的图书馆、高雅的艺术馆，还有代表商业骄子阶层的装饰华丽的会客厅。”每天傍晚，人们可以随着来往于中心公园的那些世界上最精美的马车和最豪华的车辆，更惊奇地体会到什么叫财富。在公园为马车行驶而修建的专用道上，时髦的纽约人炫耀着他们的马和马车（当然实际是在炫耀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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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完全符合第5大道的形象要求：衣着得体、很吸引人。他所受的教育和在巴黎的几年经历，使他很自信地走进了位于第5大道65号的爱迪生公司总部。那座辉煌的大厦布满了美丽的电弧灯，释放着显示富有的光芒。大厦的上层留做住宅，有些单身的雇员住在那儿。在另一层，爱德华·约翰逊建立了一个培训夜校，为工厂提供合格的人员。穿着破旧的艾伯特王子牌大衣的爱迪生，不是在四处耐心地给客户讲解，就是在他的舒适办公室里开会或抽雪茄。特斯拉后来说：“和爱迪生见面是我人生中一件难忘的事情。我很佩服这位伟人，他幼时贫苦、没有受过科学教育，却如此成功。我学了十几种语言，钻研了文学和艺术，花费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待在图书馆里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书，从牛顿的《原理》（Principia）到保罗·科克（Paul de Kock）的小说。那时总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但是不久，我就意识到其实那是我能做得最棒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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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成了纽约人之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了，但他仍然保持注重实效、言简意赅的风格。他闻名于世，是个很会开玩笑的人。在37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能熟练地处理大洋两岸公司杂乱无章的业务的高手。这时，他面前出现了特斯拉这样一个小他一轮的年轻人：博学多才、默默无闻、高大修长、衣着举止规矩得体、谈吐不俗、口音很重，并且还很单纯。爱迪生很快就给特斯拉起了一个“我们的巴黎小伙子”的绰号。特斯拉后来回忆道，“见到爱迪生让我激动万分，他是我美国教育的老师。我愿意自己动手做事情，但我觉得有失尊严。爱迪生对我说，‘你会喜欢上自己管理照顾自己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放下了架子，我照着做了，而且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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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迅速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由于爱迪生船上的照明设备出了故障，客轮俄勒冈号在东河上搁浅。他回忆说：“当时的困境是严峻的，爱迪生很恼火。晚上我带着必需的工具登上了搁浅船。船的发电机坏了，有几处短路和漏电。在船员的帮助下，我顺利地修好了客轮。次日清晨5点时，当我沿着第五大道去车间时，遇到了爱迪生、巴彻勒和其他几个人，他们正在回家的路上。爱迪生说，‘这是我们的巴黎小伙子，夜里还在满街跑。’当我告诉他我从俄勒冈号客轮来，并已把两部坏掉的机器修理好的时候，他静静地看着我，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但走了一段距离后，我听见他跟巴彻勒说，‘这是个很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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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夏天，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仍在不断地扩大，有了越来越多的客户并提供越来越好的服务。他们现在负责很多重要的大厦和建筑的照明，如纽约股票市场、《纽约商业广告报》报社、新港口轮船公司的办公楼和大码头、华尔街上的布朗兄弟公司以及在威廉街上的北英商业保险公司。曼哈顿的珍珠街和新泽西的门罗公园都是中心电站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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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迪生的直流电中心电站系统，只能向各方向伸出半英里的直径，在不是很拥挤的城镇就没有什么市场。毕竟，要说服成千上万的需要电灯照明的商业部门都有自己的电站，是很难的，除非人人都像摩根一样有私人豪宅或是一个独立的工厂企业。到1884年底，在美国只建立了18个独立中心电站。相反，互不相连并自己发电的独立车间却很普及，因为它只需自身工厂主和饭店老板的支持。截至那年秋天，全国类似发电车间有378个。特斯拉在巴黎时就致力于发电马达的改进，随着时间推移，他变得“越来越焦急于交流感应发电机的改进速度，并且下决心一定要走在爱迪生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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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对华尔街老板们控制着他主要公司的管理权非常不满。那年秋天和冬天，他都忙于收权并重建爱迪生公司，以推动中心电站和产品的发展。8月9日那天，他那被忽略了的夫人在病了几年之后，于门罗公园撒手人寰，留下了3个年幼的孩子，爱迪生则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但是有时候在夜宵之时或其他的机会里，他和特斯拉就这年轻雇员提议的交流电系统做过讨论。特斯拉指明，如果一个中心电站改为交流发电机，它将解放一大批用直流电机的车间。而且，如果他的感应发电机得到完善发展，就可以填补交流电机的空白，使电不仅仅用于照明。此外，他的交流感应发电机肯定远远胜过直流发电机。特斯拉说，“爱迪生生硬地告诉我他对交流电机不感兴趣，它没有前途可言。无论是谁身陷其中，都是在浪费时间，而且，相比之下，交流电有危险系数，而直流电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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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电弧灯用的都是高伏特的交流电，所以肯定会经常发生事故。有些电工在工作时由于不慎碰上机器某部位而被电击，甚至电死。爱迪生宣称交流电不适于民用，并立刻被同行权威人士，格拉斯哥的威廉·汤姆逊公爵，一个德高望重、说话很有分量的科学家肯定。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观点，爱迪生和他的公司并没有研究和开发交流电发动机，以给电弧灯提供电力。爱迪生非常引以为豪的是——诚然很多方面是在他的助手帮助之下完成的——他发明了低压电系统。一个人触及爱迪生直流电的任何部位——从发电机到电线直到灯泡——都只能受到微弱的电击。他根本不想与交流电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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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到美国时，正好赶上美国4年一次的竞选大战。腐败，这个玷污了地方和国家多方面生活的现象，是万恶之源。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Blaine），共和党候选人，被不受欢迎和霸道的铁路公司所收买。民主党候选人是纽约州长（前布法罗城市长）、改良主义者格鲁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人称“好人格鲁弗”，因为他竭力反对坦慕尼的腐败。民主党描述他们的这位候选人，是在世风不正、盛行政治和经济的肮脏交易时出现的少有的诚实代表。结果在7月12日的《布法罗晚邮报》（Buffalo Evening Telegraph）中共和党披露：未婚的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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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高又胖、气质温和的克利夫兰和灰色胡须的布莱恩之间的竞选大战，越来越激烈。直到10月底，布莱恩——新工业巨头的候选人，转战到曼哈顿。纽约，因为是富人和许多全国主要报纸的聚集地，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10月29日晚，180位美国富豪和显要人士聚会，盛宴款待他们的候选人布莱恩——他的竞选纲领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削减进口，以促进本土工业占据广袤的国内市场和满足国内消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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