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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科克兰带上来一位古怪的先生，亚历山大·麦卡迪（Alexander McAdie），哈佛大学毕业生，现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信号服务实验室工作，在那儿他全心地研究着电灯。科克兰问这个年轻人，他是否认为电椅致死可行。他停顿了一下，回答道，“它的致死效果取决于对象的抵抗力和电流通过身体的路线……它可能只会使一半身体瘫痪，而另一半仍正常……它可能可以杀死人，但一旦没有立刻杀死的话，他就将被炭化——被烧焦……是的，我想会把他的皮烧焦。”这位奇怪的麦卡迪先生，一个曾经搞气象研究的人，告诉大家，他曾在暴风雨中站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上，任凭闪电通过了全身——而他此刻还在这里讲故事。可以想象科克兰对这一颠覆性的证词有多高兴。“把凯姆勒炭化烧焦”——这难道不残忍和无人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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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上午会议形成的怀疑气氛，午饭以后科克兰带上来了一个他寄予厚望的名叫达什的狗，“它长得真壮……个头很大，是苏格兰长毛牧羊犬和圣伯纳犬杂交的后代。”据说达什曾被西方联合电力公司摇曳的交流电线击中，甩到4英尺高的空中，完全失去知觉，大家都担心它会死，但几小时后它又活了下来。达什就是一个活犬证据，一个这么大的哺乳动物可以被电击后，失去知觉，然后又逐渐恢复生命。那是否可以预言凯姆勒也会如此呢？这个信息让政府不安，因为他们希望凯姆勒的生命随着电刑永远地逝去。将人二次致死难道能不被认为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吗？这天是以埃尔布里奇·格里，纽约州死刑立法委员会（New York State Death Commission）的会长带来的好消息而结束的，他说，他将放弃乘游艇的夏日旅游，而参加第二天的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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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将死亡的问题引向无痛苦结局的方法，科克兰已经引起了人们许多反对意见和怀疑，足以让州政府和布朗担心不已。7月17日，在达什成功出现的第二天，哈罗德·布朗焦急地要求得到对电流之战的最有力支援：世界著名的电力奇才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的出场。如果爱迪生说电椅是可行的，谁还会考虑其他人的意见？一年多以前，爱迪生写给索斯威克先生的那封信已经认定，总的来说，电——特别是威斯汀豪斯的机器——是可用来执行电刑后，这位大师还从未在任何公共场合露面或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任何意见，只是允许别人替他作战。现在他第一次从幕后走出来，没有他的影响力，布朗和州政府可能就输给了雄辩家科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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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一个不太常有的阴雨凉爽的天气，第一次公开作为直流电阵营领袖的爱迪生出发了，他来到科克兰的律师事务所。那里已挤满了急切的旁观者，想亲眼看见这位举世闻名的发明家作证。哈罗德·布朗作为他的随从参谋。由于爱迪生的耳聋，就产生了叫喊式的询问和爱迪生大声的回答，“可能大街上都能听到”，《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说。在一个问题上，微笑的爱迪生把椅子拉到科克兰旁边，这样一来他可以用那只好点的耳朵听清。又是一次大声的争论，是关于人的平均承受力是多少欧姆的问题，既然承受力是个整体的概念，有的人承受了大的电击而活下来，而有的人却倒地死去，人们怎么能确切地知道呢？但是爱迪生知道。他说在来之前，他已用他实验室里的250个人就承受力做了实验。这位让人敬畏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这位把电灯带给世界的伟人，在回答科克兰的问题时是毫不含糊的。科克兰用爱尔兰语调问道，“根据您的判断，有人工电流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致人死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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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爱迪生说，用手指抚摸着他抽了一半的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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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死亡吗?”科克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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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爱迪生仅有的说明就是，“犯人的双手（被放进）一个有水的罐子里，水经过碳酸钾稀释，再与电极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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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认为用多大的电流可以烧死一个人呢？”科克兰大声问。《纽约时报》记者记录了以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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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可能“‘几千马力吧……你就可能把他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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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小小烧一下，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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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不是，’爱迪生说，‘是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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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爱迪生先生，用这个极其邪恶的威斯汀豪斯发电机，’科克兰用尽他的讽刺之功来引导这个问题——‘如果它开始邪恶的运作，那您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来烧死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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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的体温会比平常提高3到4摄氏度，过一会儿他就成木乃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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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乃伊，’科克兰先生兴奋地叫道，‘现在我们抓住电力科学的本质了。可如何做呢?’‘高温蒸发掉他全身的水分，于是就剩下个木乃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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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地，科克兰询问到爱迪生和布朗的真正关系，后者官方的职务是州电刑专家。是否爱迪生曾经给过他什么推荐信？从来没有，爱迪生一口否认。可能他忘记或是忽略了—1889年3月22日，他在布朗紧急要求下写的证明书，以证实布朗对斯克兰顿市长的诚意。爱迪生说，他和布朗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在只允许布朗使用他在西橙郡的新实验室，一个同样提供给其他无数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优待。又问了几个问题后，科克兰先给爱迪生点上吸了一半的雪茄，请他退席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关于哈罗德·布朗和爱迪生公司的：爱迪生说电可以致死，电力奇才在凯姆勒案子中以专家身份作证，他认为人工电流可以将人迅速无痛地电死—1 000伏特的交流电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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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像勇士般努力着，想证明伟大的爱迪生不幸忽略了电的特殊方面——对人体的效力和它迅速无痛致死的能力。但是爱迪生一贯趾高气扬的态度和斩钉截铁地断言主导了那一天。历史学家特里·雷诺斯（Terry Reynolds）和西奥多·伯恩斯坦（Thedroe Bernstein）争论道，“爱迪生的声望可能压倒了科克兰的关于（爱迪生）忽略了电在活生物上产生效力的阐述。”当然有些报纸认为他的证词是关键性的。例如《奥尔巴尼期刊》（Albany Journal）记述道，“凯姆勒案件终于有一个懂电的专家。爱迪生先生可能是全美国最懂电流和它的破坏力的权威人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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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兰又不辞辛劳地开了几个会议，从一些目睹人被电死或听说过人被电击后而又幸存的医生们那儿取证。科克兰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关于生命力的基本议题，但是苦于他们这方没有人可以与爱迪生的声誉和地位媲美。试想，如果世界闻名的伟人爱迪生都倾向于用电椅，交流电阵营在这场电流之战中几乎必败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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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纽约人被8月的炎热折磨得发昏时，电学家们来到了凉爽的尼亚加拉瀑布，对爱迪生、布朗和计划中的电刑大发不满。一个人气愤地对国家电力电灯协会的同事说，“我们到这儿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电力应用的，使世界恢复活力，使它成为一个文明的载体，而不是一个折磨人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一起谴责这种行为……不能让那受电刑的罪犯临死发出的最后呻吟弥漫在这个国家。”与会者一致同意，迅速派代表去见纽约市长，尽快撤销电刑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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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威斯汀豪斯阵营欢欣鼓舞。在1889年8月底，又有了一个微小但辉煌的胜利。《纽约太阳报》周日版上出现了一篇针对哈罗德·布朗的文章，题目是“真丢脸，布朗!”和小标题“受贿于一个电力公司而去伤害另一个。”有人溜进布朗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偷了他锁在办公桌里的45封信件。这些信件说明他确实被爱迪生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公司资助、唆使和贿赂过，这两家显然都是威斯汀豪斯的对手。《纽约太阳报》报道，“大家都知道布朗不是个有钱人，但他能抽得出所有时间，逍遥自在地只为人类社会的利益，而不顾他自己，这对认识他的人来说是个谜。”但是形势变化不大。布朗请地区律师协助调查，并给提供小偷线索的人悬赏500美元。对其他的媒体，布朗依然口出狂言，“我揭露威斯汀豪斯系统完全出自一个正直人的做法，就像揭露一个骗子和杂货商明明卖的是毒物，而他非说卖的是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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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仲裁人特雷西·贝克给法官埃德温·戴提供了一份1 025页的完整证词记录文件，详细描述了各种不同类型电的接近死亡和实际死亡的例子，都是反驳凯姆勒的电刑将快速而无痛苦的观点的。但一个月后，10月12日，也就是在爱迪生从欧洲胜利归来几天之后，法官戴否决了科克兰，他立刻将案件上诉至纽约高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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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姆勒的案子一再拖延，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对爱迪生有利的事件：迄今为止最公开的高压电致死。这是一次骇人听闻的、公开化、如此多人亲眼目睹的死亡——发生在午饭时间，离市政府几条街的地方，高压电安全与否的争论又被重新激起。简直难以置信，在曼哈顿南部，这已是3天之内的第二起公开烧烤铺线工人的事件了。第一个是在10月9日，死的家伙是个放荡、野蛮的人，很大可能是这个人工作时已喝醉了。但是两天之后的星期五，10月11日，又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简直是糟糕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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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几个西方联合公司的铺线工人正在中心街上，离宏伟的特威德法院一条街距离，高达40英尺的巨大木柱上工作，他们剪掉那些缠绕在柱子上和建筑物上废弃的电线。在他们的下面，一大群午间休息的人拥挤地穿过马路，交织在马车和卡车群之中。一个叫约翰·菲克斯（John Feeks）的工人跨在杆上，穿过悬挂着的电线，伸出手要去剪掉一段坏线，“突然他开始发抖和震颤，像触了电一样。他松开右手，想抓住一根电线稳住自己的身子，顷刻他手中就产生一道火光。之后在他手的周围出现明亮的火花和蓝色的火舌，空中腾起一缕烟。他的右手从电线滑开，仰面朝下倒在电线网上，电线横过他的喉咙和脸，把他吊在离地面40英尺的高空。他全身起火，蓝色火苗从他的嘴巴和鼻孔里冒出，火花流过他的双脚。然后鲜血开始滴下来，先是滴落到杆上，然后在便道上形成一大摊……一大群人聚集在下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可怕的情景。”随后有人狂呼救命，不断被吸引的旁观者们已经挤满了便道和马路，阻塞了所有来往的车辆。菲克斯的身体被众多交织的电线缠裹住，只是倾斜摇摆着但没有落下来。尸体就这样在桅杆上高高地吊挂了45分钟，直到电流被掐断，才被放到地面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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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经过了这次最近的电击致死事故以后，群情激愤。菲克斯是个老实的公民和丈夫，长期被该公司雇用。库甘酒吧将一个锡制的饼干桶，钉在电线杆上当募捐盒，为菲克斯怀孕的妻子和孩子筹款。《时代周刊》（Times）报道说，“穿得破破烂烂的男人和女人们，排成长队往罐里扔钱。报童、擦皮鞋的和卖意大利水果的小贩都带来了几分的零钱硬币。麦迪逊街车的司机停在路边，跑到盒子那儿扔进一角硬币。”10个小时内竟收集了822.23美元。3天之后，这个数目增长到1873.5美元（菲克斯的周薪也不会超过1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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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休·格兰特（Hugh Grant）从病床上爬起，来到了市政厅，下令关闭曼哈顿所有高压电弧灯，并强制所有公司清除、修理和改造乱挂的电线。这里的居民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漆黑一团的情景，全都气得发狂，在没有了人造电灯之后，到处都是人们大呼小叫的抱怨之声。“昨天夜晚，这个城市又像在为丧失光明默哀一样。”《纽约时报》悲叹地报道，“到处都是黑暗和阴郁。”几个不愉快的事件发生了：纽约市电力控制委员会根据法律授权应为城市所有的电线修建的地下管道进展很慢；3个坦慕尼协会的专员拿着惊人的5 000美元的年薪，却几乎没有做一天的工作。媒体又一次发泄着愤怒：无视公共利益的电力控制委员会不站在公众一边，他们阻碍市长加速地下线路建设工作的努力——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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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克斯事件终于推动了托马斯·爱迪生走到幕前。不再在幕后指挥哈罗德·布朗，爱迪生神采奕奕地站在前方，成了真正的直流电阵营的统帅。在这场反对“刽子手电流”的圣战中，爱迪生本人第一次发出了响亮的战争口号：让交流电灭亡！在11月的《北美观察》（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中，爱迪生吼叫着，“殉难”的菲克斯提供了可怕又真实的证明——电压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受到限制。爱迪生已经听到了要求埋设地下电线和重建城市街道安全的“民声”。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交流电线“只能给人工修理口、房屋、商店、办公室、代理电话、低压系统和高压电流机器本身带来死亡。”直流电从来不能高过700伏特。就交流电安全电压而言，“我亲自看见一只健康的大狗，被168伏特的交流电迅速电死……我很难说出多少是安全的电压。”然后他提到他自己的公司已经购买了ZBD专利，“至今我一直劝阻他们不要把这个系统公布于众，起码没有我的同意，他们绝不能这样做。我个人的愿望是彻底清除交流电的应用。它们是多余和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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