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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似乎对托马斯·爱迪生都是好兆头，他为这等待已久的法律判决而得意至极，它驳斥了那些认为他的电灯泡仅是把别人的发明加以修补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爱迪生希望这个称心的决定，将可以永远阻止住维拉德的关于与偷窃专利的对手合并的废话。爱迪生的官员和律师梅杰·舍伯恩·伊顿（Major Sherbourne Eaton）所做的陈述，对耳聋的爱迪生来说，真可谓是动听的音乐：现在爱迪生公司合法的灯泡垄断权被再一次确定。伊顿说道，“合并的理念将比以前更不适用，因为那样做公司什么都不会得到，而只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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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谁又不是饶有滋味地看着那个法官华莱士在品头论足地指责爱迪生长期的敌人莫顿·史密斯教授，说他在作为专家鉴定时，胆敢“贬低爱迪生的成就”呢？事实上，爱迪生自己对专利的话题也感到厌烦极了。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已经提出了数百次法律诉讼，收效甚微（除了让律师发财致富外）。烦躁的发明家举出无数荒谬的索赔和反对他的决定来，如“外国发明家失败是因为设在那个国家的专利办公室会发现，几乎相同的东西已经在公元前2000年就在埃及被使用了——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一样的程度足够来打败我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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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官华莱士刚刚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电力工程师》杂志就登出了一篇号外，把他的决定全版印出。1万本杂志被立刻一抢而光。编辑康默福德·马丁显然希望使那些受惊了的电学家们安静下来，在随后为爱迪生的电灯写社论时，他用一种很平和的笔调写道，“如果谈到对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我们只能希望并相信该公司实现现代化，这一通常最好的证明能力的方式。”马丁也正确地指出，除了法律审判的未知沉浮，永远变化的科学技术将主导未来。康默福德是尼古拉·特斯拉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他提议说这位伟大的塞尔维亚人的“工作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应该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特斯拉先生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带整流器的发电机；如果现在他给我们一个不带灯丝的灯，那又有什么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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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学家们也接受了爱迪生的胜利，但是直率的乔治·威斯汀豪斯又一次证实了，他的所有反对派认为以下的事是不可能的想法是错的：他拯救了自己缺少现金的电力公司，通过合并使其更加强大，而且自己始终大权在握。1891年7月15日，在匹兹堡，股东们终于同意放弃他们的部分股份来还清公司的债款。一个更有权力的董事会组成了，包括银行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奥古斯托·贝尔蒙特。《电力工程师》杂志在发表对爱迪生专利胜利评论的同一期上，也刊登了对威斯汀豪斯突然一击的祝贺，尤其可贵的是，他刚刚经历了灯泡专利权之战中的失利。“唯一可能的原因是，”该杂志记者说，“所有涉及事件的人们……看来都满意。我们则倾向于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看成这个领域里最有实力和最强大的，他们会有生意可做，并且比在通货膨胀和盲目扩张时更有效益。”威斯汀豪斯的律师，保罗·克拉瓦斯，数年之后仍然对这次成功的重组而惊讶不已。他说道，威斯汀豪斯“发觉与银行家一起工作很困难。让他烦恼的是，他所认可的事，银行家们根本不认可，根本不信任他……在起码两次财政危机中，当银行家们因无望而放弃时，是威斯汀豪斯先生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坚持不懈的毅力和巨大的权力来影响那些人，因为他们可以在金融风暴中呼风唤雨，找来一大笔资金，使威斯汀豪斯的公司重整旗鼓。终于度过了危机，而之前，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批评家们，都认为他必将全军覆没。”又一次，威斯汀豪斯合并成功，度过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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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泡的胜利并不像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期望得那样彻底。最后判决仍旧拖延着，华尔街的投资大老板们看到爱迪生的股值从120美元降到90美元时，它们又一次变得焦躁不安起来。到1891年的12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说，亨利·维拉德在爱迪生通用电气总裁的职位上待不了几天了。“他是个极善言谈和颇有魅力的人，”该报这样记载，“可皮尔庞特·摩根绝对不是容易受迷惑的。”于是，谣言四起。生性开朗的阿尔弗雷德·泰特（Alfred O. Tate）从1883年5月起，一直是爱迪生的私人助理，他已经听到过许多次谣言，从来没有在意。但是在1892年2月5日那天，泰特坐在爱迪生大厦的办公室里，他的一个老朋友，记者赫伯特·辛克莱（Herbert Sinclair）走进来，他抢先发表新闻的对象是华尔街。泰特向他讲述了他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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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夫，’他一边就座一边说，‘你知道爱迪生的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将要合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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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比，’我回答道，‘这已是一个老故事了，早就没人再提了。你是从哪儿又挖出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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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听我说，’他答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查理·科芬和维拉德此刻正在摩根的办公室里，我们全都在等结果。我们被告知三点以后可以透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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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蹦起来，说他必须赶快离开，好赶上去西橙郡的轮渡，“我必须立刻去见爱迪生。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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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冷风刺骨的冬天，泰特快步穿过衣着华丽的华尔街人群，绕过拥挤的马车和装满货物的卡车，经过卖牡蛎的小摊和咖啡棚，直奔霍伯肯轮渡站。码头上停满了船，桅杆上飘着各式各样的旗子。天气是那么寒冷，冰帆全在结冰的河道上划行。泰特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说道，“我经常后悔出其不意地告诉爱迪生一些消息，但是我不敢肯定，如果用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或不是那么鲁莽地告诉他，是否可以减少对他的打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变脸的颜色。他的脸色通常是白的，一种明净健康的白，但是在听完我的消息之后，他的脸色变得异常惨白，让人不忍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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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叫英萨尔。’当他离开我之前就说了这句话。英萨尔是他的财务主管，被叫来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一次高层的聚会，爱迪生再也没有提及过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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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哈得孙河的另一边，摩根在他的充满烟雾的办公室里，决定支持爱迪生通用和汤姆森–休斯顿合并，主要是为了显而易见的和不得不服从的商业原因：盈亏线。在1891年，爱迪生通用电气销售额是1 100万美元，利润额140万美元，即11%的利润率。汤姆森–休斯顿销售额1 000万美元，利润额270万美元，26%的利润率。查尔斯·科芬对投资商们吹嘘说，合并会“全线挫败他们（爱迪生）的傲气。”这两个公司的生意都很兴隆，但是爱迪生通用又一次堆积了400万美元的当地电力股票，那纸不能兑换成现金。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波士顿的为汤姆森–休斯顿工作的银行家们，则谨慎地开发市场并顺利地卖出了这些证券，所以他们可以偿还这笔资金。当然，这里也有爱迪生灯泡专利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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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科芬开始考虑，既然汤姆森–休斯顿公司业务开展得这么好，为什么他们要把公司卖给爱迪生？在摩根及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哈密尔顿·麦基·通布利共有的波士顿大厦，一个汤姆森–休斯顿的总经理说了以下让摩根吃惊的话，“我们认为爱迪生公司的管理方式不怎么样。”当他们这种不热心的态度让在曼哈顿的摩根知道了以后，他命令道，“好，把他们叫到这里来和我谈。”科芬，长着一脸的大胡子，一副精打细算的样子，按照要求去会见摩根。科芬进行了商业调研，他展示的两个公司的资金平衡表给摩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生产了两倍于爱迪生的利润。摩根认为，此时寻求一个更好的经理班子——汤姆森–休斯顿的班子——买断爱迪生的通用公司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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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芬犹豫了一下，然后就提出建议合并，但是得让他领导，并且合并后的总资金达到5 000万美元。这在1892年时是全国第二大规模的资金合并。爱迪生的股票可以按1∶1比例兑换，汤姆森–休斯顿的则按3∶5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比较慷慨，事实是小型的和不知名的公司受益了。和汤姆森–休斯顿的1 800万美元相比较，爱迪生的股东在新公司里只占了1 500万美元的份额。剩下的1 700万留作库存基金以为将来之用。爱迪生班子只得到了不多的钱。最让人伤心的是，新公司的名称——通用电气——包括了两个原公司名字的词，但爱迪生，电力之父的光辉名字却被忽略了。摩根也是一样，十几年前，他的豪宅曾是纽约第一家由爱迪生安装电灯照明的，现在新公司组合中除去了爱迪生的名字，他竟然都没给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打个电话或发个电报。爱迪生的传记作者马修·约瑟夫森记述说，“对摩根而言，只要结果是能组成大托拉斯，并且他是老板，用谁都无所谓。”辉煌的历史已成过眼云烟，爱迪生已经在时间的词汇表中，摩根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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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每日论坛报》两个星期后报道说，“爱迪生对所有发生的这一切非常恼火，他已提议自己全部退出——他对公司的管理不善并牺牲他的利益感到愤愤不平。”这些当然完全是事实，但是爱迪生恨别人把他看成傻瓜，所以事件发生的当天，他立刻摆出一副惯有的趾高气扬的样子。他不希望全世界和他的敌人知道他的公司在自己手里被卖掉了，而银行家口中却没有对他透露一个字。面对众多的记者，爱迪生表现出他最好的绅士风度，解释他已经着手做更大、更好的事情。“我不能在电力照明上浪费时间，因为它们已经年代久远了。我十年前就停止了对此事的担心，我有很多更新的材料可以使用。电灯对我来说真是太老了，我只希望我持有的股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分红。我不是纯粹的生意人，不会去为这些浪费宝贵时间的。我想我曾是第一个主张合并的人。”他坚持认为，新的公司将占领3/4的电力市场，但既不是托拉斯，也不是垄断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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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颇具影响力的《电力工程师》编辑康默福德·马丁，曾在门罗公园为爱迪生短期工作过，写了一篇编者论，题目是“爱迪生先生的错误”。他深思了导致爱迪生通用电气垮掉的原因。毫无疑问，可以抱怨“间断的、经常的变化，爱迪生公司重组和管理。”他说道。但是这还不是深层次的原因，他提出，“那爱迪生对交流电的态度和他的坚决阻挠呢？他可以无视其价值，但是随着这个系统的出现，它的能量立刻被别人所察觉到……自从6年前这个系统提供了远距离服务，就已经从实用价值上把直流电从中心电站送电的生意中挤了出去，爱迪生先生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毫不妥协地反对它，而且利用他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诋毁对方。但是潮流是不会改变方向的。”在这第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战斗中，把一个新型现代技术斗来斗去，这卓越的技术也因而获得普及。尽管爱迪生顽固地站在交流电的对立面，但是马丁认为爱迪生的代价是他的公司，他也相信爱迪生的伟人形象将受影响，“他在全世界的声誉太高了，以至于不能承受任何由于改变生意或方式引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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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在1892年秋天时，对他的白炽灯经过了7年之后赢得的最后胜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喜悦。这只给受了伤的、已退至新泽西的巨擘一点安慰。爱迪生的秘书阿尔弗雷德·泰德，在专利权判决宣布的几个月后，去看望他，希望得到关于电池项目的一些技术信息支持。他发现，爱迪生独自站在他那巨大的布满了藏书的二层图书馆里。他那张可折叠的大书桌上是雕塑家奥雷利厄·博丁格（Aurelio Bordigo）的小鬼怪，高高举着一盏灯。爱迪生在1889年巴黎展览会期间那段快乐的日子里，购买了《电力奇才》（Genius of Electricity）。但当泰德向电力大师提出技术问题时，爱迪生却激动地说，“泰德，如果你要想知道关于电的问题，你就去电流计室找肯内利。他知道的比我多得多。实际上，我发觉自己对电从来都不懂。我现在要去干一些完全不同的、更大更新的事情，人们将永远忘掉我的名字，忘掉我和电之间的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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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目瞪口呆地看着痛苦的爱迪生，“我意识到爱迪生的心已经死去了。它将不会被任何他刚提到的更大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代替。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在他的性格中没有丝毫虚荣，但是有着根深蒂固、永存不朽的自尊。而现在他的名誉被践踏了，被自己多年精心研究和不懈努力创造的伟大工业践踏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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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同样的命运也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乔治·威斯汀豪斯呢？他面对这少见和未预料的困难，成功地保证了贷款和新电力公司的储备基金。然而，1892年2月17日的《电力工程师》记载道，“看起来，许多人有所期待是有道理的。和传言所说的一样，新的（通用电气）公司将吞并威斯汀豪斯公司，这马上就会成为事实。共有1 660万美元的股份——其中600万是优先股——余下的，除去承兑爱迪生和汤姆森–休斯顿股票后，作为库存资金，很多人想到用一个恰当的比例在方便的时候接收威斯汀豪斯公司；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公布于众。”当方便的时候，甚至像威斯汀豪斯般强硬的人读起这个词来，也带着一丝颤抖。因为他还没有将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付诸使用，虽然没有人怀疑他会做到。在通用电气公司内掌握了3/4的国家电力生意的人，毫无疑问，也将会希望得到交流电系统专利权。而摩根，通用电气的后台老板，是一个只热衷大垄断集团，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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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70396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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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1892年的5月中旬，乔治·威斯汀豪斯坐在他的私人列车上，穿过春意盎然、野花盛开的印第安纳大草原，向前疾驰。前方是向四处延伸的大都市芝加哥，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火车行李员羡慕地称之为“美国的老板城”。宾州火车的机车头开始紧急地拉响了汽笛，因为它正快速驶进“一个工业竞技场，它比匹兹堡还大，天空比匹兹堡还黑，一片无边无际的工厂、铁路编组车场、屠宰场、谷仓，还有铁工厂、煤渣堆和像小山一样的煤堆。烟灰覆盖的缆车和长列的货车停在交叉路口，等待着火车横穿而过，到处覆盖着的都是黑灰色的烟雾。”随着火车速度降下来，传说中的芝加哥24座摩天大楼渐渐映入眼帘，现代化的建筑圣堂显示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想象力。这个变化迅速的商业新世界有着纵横交错的几十条铁路线，造就了200多个百万富翁。现在，这个城市的野心是举办下一届的世界博览会。而乔治·威斯汀豪斯希望拿到它最大的电力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