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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的一个星期五晚上，近千名电力工程师们和科学家们正蜂拥挤进闷热的农业大厦的集会厅，他们只对一个人感兴趣：那就是尼古拉·特斯拉。“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来到这里，”《芝加哥论坛报》记载道，“就是期待着看到特斯拉将25万伏特的电流通过他自己的身体，这一绝技曾让巴黎疯狂。”那些没有座位的人，吵吵嚷嚷地聚在入口处，急切地想出10美元让别人将入场券卖给自己。当然，那些懂得电的人现在已经明白，致死的关键不取决于多少伏特，而是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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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为参加电学会议的电学家们，冒着酷暑等着特斯拉，他们可以看见在上面的一个平台上，一些钢制的小圆筒焊在钢支架上，全有绝缘的木底座。在右边，一个木桌上堆放着奇怪的机械工具。即使是最杰出的人也承认不知道这些物件的用途。当人群坐定下来，白发的伊莱沙·格雷随着一阵掌声，陪着特斯拉走了进来，他说，“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位物理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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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斯拉（通常工作太长时间）看起来消瘦和疲惫不堪，他的下颚凹陷，眼窝深黑，但是他还是开玩笑地说，有很多电学家都要演讲，但是“当节目单经过筛选后，只剩下我一个健康的人”。于是，他在那儿给大家做题目为“机械和电力的振荡器”的演讲。这个枯燥的题目包含着许多惊人之处。特斯拉穿着一件华丽的灰褐色燕尾服，那些细心观察的人看到，他的鞋子是特殊的——后跟看起来像个瓶塞。他展示说，振荡器可以产生非常“精确的频率，可以用来传送信息或电子能。如果振荡器脉动时与灯的频率同步，他也可以证明它们能发光。从机械原理方面，他能做到通过铁板或管子产生脉动，用来检查谐波和驻波”。他还设计了小型蒸汽发电机，它们可以放进小丑的礼帽里。特斯拉将物体旋转起来，发出巨大的火花，点亮了各种类型和形状的原始荧光灯，最后，他点亮了自己，直到他被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吞没。当电流光熄灭之后，特斯拉安然无恙——这真是一个对爱迪生诽谤他钟爱的交流电的活生生的驳斥——他的褐色外衣仍然放射着“微弱的闪光和裂成碎片的光晕”。看呆了的观众开始猛烈地鼓起掌来。特斯拉来了！他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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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神奇境域里有如此超自然的时刻，但在外面那有着刺眼和宁静的灯光的真实世界里，1893年的恐慌已经发展成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灾难。展览会肯定感觉到了资金紧缺，所以他们这些总经理们倍加感谢威斯汀豪斯，是他所预付的5万美元救了他们。他们保证，先于其他的债权人，会第一个还款给他。弗朗西斯·洛普记述道，“当恐慌正经历最艰苦的阶段时，银行拒绝支付现金支票，因为他们没有现金，展览会财务……给威斯汀豪斯电气生产公司大量美元，0.5美元和25美分硬币被立刻转去匹兹堡，支付他工厂车间的工人，在当时货币拥有5%的溢价。”让每个人都非常惊奇和高兴的是，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实际上从展览会的合同中赚取了小小的19 000美元的利润。而交流电的公众效益，如威斯汀豪斯所预期的，是无法估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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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万的展会观众如潮水般地涌进芝加哥城，掩盖了那年从夏天到早秋发生的恐慌中最严重的打击。但是到了11月，芝加哥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这样写道，“多么奇怪的景象！多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了宏伟奇妙的世博会……上个月还是：高度的辉煌、骄傲、得意扬扬；下一个月则是：极度的不幸、痛苦、饥寒交迫。”在展会的最后一天，这个城市深受拥戴的，已经度过4个任期的市长卡特·亨利·哈里森（Carter Henry Harrrison）来到他家乡的展厅，问候一个因找不到工作而苦恼的年轻人，但他却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致命的枪击。紧跟着的是，恐慌悲剧导致的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这个队伍里有许多参加了建设和管理过世博会的人们。芝加哥的历史学家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写道，“千百人在街上游荡，有些夜晚，他们连10美分一夜、只有尿湿的垫子的廉价住所都住不起。”一天晚上，当记者贝克路过市政厅时，他无限感慨地看到这样的一幕：在那冰冷的石头地上，每一英尺都睡满了人，他们将报纸垫在身下，用潮湿破旧的鞋当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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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年底，整个鎏金时代的美国，总共有500家银行、150家铁路公司和16 000家企业宣告破产。在芝加哥，人们曾有过最好的时光。但现在，和整个美国的现状一样，每一个人面临的都是最严峻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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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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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帝国：爱迪生、特斯拉、威斯汀豪斯三大巨头的世界电力之争 直到19世纪末时，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Cataract）仍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风景圣地之一，是那些自我修养很高的旅游者希望去的地方。游客们无不惊叹于那160英尺的大瀑布急流直下的壮观景象，只觉得大地随之颤动，只听到震耳的涛声，只看见当空飞舞的彩虹。早先的旅游者们，无不为这里的美景所震撼，对美丽的瀑布赞不绝口。查尔斯·狄更斯于1842年4月雨季中的一天清晨，乘坐火车从布法罗来到了这里。从位于加拿大这方的角度看去，狄更斯“惊诧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实在没有想到竟如此的浩瀚无边……天哪！多么碧绿的瀑布啊！……现在我觉得离造物主是那么近……平和的心情，宁静，深情地追忆死去的人们，期待着幸福的永生……尼亚加拉的美丽立刻铭记在我的心上”。他在那里住了10天，凝视着那大湖里的晶莹碧绿的水波冲下瀑布，一路流向安大略湖。一个人静静地沉浸在水世界的大自然无限空间中：轻颤的大地，轻飘的薄雾，轻弯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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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美国风景艺术家弗雷德里克·丘奇（Frederic Church）画了一幅瀑布的风景画，描绘的角度仿佛是冒险登上加拿大那边的瀑布最高点所取。在阳光灿烂的晴朗天空下，丘奇画出了那湍急的巨大绿色瀑布奔腾而下，吼叫着冲向深壑的峡谷。它将真实和雄伟气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评论家和观众都为之着迷。当丘奇的画《尼亚加拉》1857年5月在纽约市展出时，两个星期内有10万人耐心地排队，就为了一睹这幅画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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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奇在他的油画里生动地抓住了一种将早期观众迷住的感觉，一种茫茫一片中透出神圣的感觉，可到内战的那几年，这感觉的大部分在尼亚加拉已不复存在了。铁路使得去那里旅游变得非常方便，于是，旅馆、博物馆、马厩、冰激凌店、洗浴中心、洗衣房、迎合旅游者需要的古玩店相继建了起来，不断扩大的商业主义侵袭了大瀑布的两岸——花哨俗气的茶坊、古玩店，不舒适的旅店、菜馆和观望塔等。那些只为赚钱的尼亚加拉出租马车的赶车人拼命地讨价还价，迅速破坏了朝圣者们的愉快心情。当年查尔斯·狄更斯仅仅为了身在尼亚加拉，为了实实在在地体会那神圣的气氛，而这时的人只是为了实用的虚荣。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那些被称为“走钢索的演员”了，在1859年，伟大的布隆丁（Blondin）身穿粉色裤子，吸引了25 000名观众——他们不是因日益兴旺发达的大瀑布，而仅仅是为看他走过一条横系在咆哮着的瀑布下方的绷索而来。每走过一次，他都添加一些让人揪心的绝技——将他的经纪人背在背上；之后是一个小炉子，他若无其事地在上面做着煎蛋，而且不止一个，是两个，在100英尺深渊之上！最后是一个桌子，上面放着香槟酒和蛋糕，他一面漫不经心地喝着酒、吃着蛋糕，一面保持着自己在绷索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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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的夏天，当游客成群地涌到北方来避暑和享受宜人的尼亚加拉时，布隆丁的绷索表演受到了法里尼（Farini）先生的挑战——他可以头朝下，下面是大峡谷咆哮的水流，他用脚趾钩挂在绷索上，气喘吁吁地看着下面的游船，正满载着乘客穿过宽阔的峡谷；或是拿一个洗衣盆，降下来取水，然后认真地洗起手帕来！最后，布隆丁做了甚至连法里尼都不敢做的：在高高的峡谷上方，他侧身上了绷索，在高跷上保持平衡——有人怀疑，肯定是威尔士王子的到场激励了他。当布隆丁回到岸边，优美地跳下来时，尊贵的王子紧张地喘着气说：“谢天谢地，终于完了！”随后替身杂技演员和胆大的人全跟着效仿，大瀑布则成了舞台背景。就这样，因为游客们有了被强迫观看的感觉，尼亚加拉的声望就遭到了破坏，真希望重新回到那纯粹的对伟大的水的敬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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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那些很实际的商人们，虽然在开始时对大瀑布赞不绝口，但实际上令他们发愁的是，所有这些可筑坝拦水的水力资源将被浪费，这些水只是从160英尺高的悬崖峭壁奔流直下而已。一份1857年的早期计划书叹息道，“一个不可估量的能源，总是被浪费掉，可又从来没有被缩减——经常不断的努力，从不疲倦——只是关注着，惊叹着，但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控制。”一个当地的企业家曾使尼亚加拉瀑布水改道至沟渠，到1882年时，作为涡轮机的客户，他已拥有7个小企业，包括纸浆和面粉厂以及一个欧奈达镀银工厂。这个启蒙式的工业活动促成了1885年建立尼亚加拉水库，纽约州政府为保护尼亚加拉瀑布，规定在周围的400英亩州属（四分之三是被水浸没的）土地上，禁止所有人为的赘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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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尼亚加拉水库制定的苛刻限制激励了伊利运河工程师托马斯·埃弗谢德（Thomas Evershed），他在1886年的冬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治理尼亚加拉瀑布的设想：建立一个运河涡轮机动力系统，它的进水口将在瀑布上方1英里的地方，视线看不见。在那里尼亚加拉河水将被吸起来，排到又长又宽的运河里，之后在工厂和储水池被分开注入200个涡轮机。尼亚加拉水同时转动每个涡轮机，然后水流直接输送到100英尺以下的一个2.5英里长的斜泄水渠，那水渠在仓促建成的尼亚加拉旅游城深深的地下。所有的涡轮机水流都将通过这个在瀑布下面的泄水渠返回河里。到那年的6月，十几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保证认购20万美元的尼亚加拉水力隧道、动力和下水道公司的股份以及必要时以抵押国家契约做担保。9月初，尼亚加拉瀑布周围的村庄同意，允许泄水沟渠从它的街道底下通过。在以后的几年里，埃弗谢德一班人从来没有筹集到他们的股本金，试了许多不同的投资者，但是都没能说服任何人实际地赞助他们的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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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尼亚加拉人没有放弃。他们找到了纽约律师威廉·兰金（William Rankine），在曼哈顿法律圈成名之前，他在当地学习法律。1889年的7月5日，英俊斯文的兰金传来消息，他要给北方的尼亚加拉水库带来两位有高度影响力的纽约投资者。第一个人是爱德华·威克斯，一个胖乎乎的范德比尔特的代表。第二个不是别人，正是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Francis Lynde Stetson），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律师之一。他是一个纽约法律和政治世家的后裔，是当时纽约市长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政治亲信，而克利夫兰以旋风般的速度冲上了总统职位。在任了一届总统之后，这个“大人物”成为斯特森的法律伙伴之一。由于斯特森成功地维护了范德比尔特的铁路利益，于是，从1887年起，摩根就开始聘用斯特森当他公司的长期律师。这样一来，弗朗西斯·林德·斯特森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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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9月，随着夏天过去，由于斯特森和威克斯在考虑资助埃弗谢德的计划时，一次次地要求推延和让步，于是勇敢的威廉·兰金自己去见摩根。尼亚加拉项目需要注入很巨大的一笔资金。这时距离爱迪生第一次给摩根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安装白炽灯，已经过了十几年。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摩根开始聚富发财。在办公室里，他仍和过去一样凶，他出了名的怒目注视使来客大为感慨，红红的酒糟鼻子随着发火涨得更厉害。但是摩根喜欢在唯美主义的氛围中工作，特别喜欢雇用年轻力壮、长得漂亮、又能玩命工作的年轻人。兰金来到了摩根的办公室尽力——但徒劳地——去劝说华尔街的财东参加到这个“挣扎着的动力企业”中来。兰金是不会被困难所吓倒的。第二天，他又出现在摩根的办公室里，竭力争取其成为合作伙伴。“摩根先生，在我们邀请您之前，您看起来对我们的项目都是感兴趣的。有什么方面我们可以改进以使您更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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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说，“你们的方案还行，只是缺乏来执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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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金回答，“那您有什么可推荐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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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是亚当斯。如果你们能得到他，我就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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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爱德华·迪安·亚当斯（Edward Dean Adams）到了尼亚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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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是个低调的纽约投资银行家，以有能力使失去元气的铁路公司再复苏和重整旗鼓而著称。自然，摩根的长处即在于此，他认定了亚当斯这个最难得的人选。亚当斯个子不高，看起来像长着两只凸眼的聪明大青蛙，疲软的下巴，嘴巴被黑色茂密的胡子盖住，下颚处留着奇怪的一小撮。他的相貌实在不能恭维，但亚当斯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他在诺威奇学院（Norwich College）受过科学和军事教育，然后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1878年成为纽约温斯洛–拉尼尔公司唯一的合作伙伴，在那里他是个名声很好、效率极高的行政官和律师，是个知道要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人。在那年底，美国棉花石油托拉斯的股东们感激不尽地赠给他一个纯金花瓶，因为他将他们从公司倒闭的危难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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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从1884年起就是爱迪生公司的主要股东，而且他确实对兰金提议的处于困境的尼亚加拉水力项目感兴趣。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对新科技的电力是否能持续起重要作用不确定。亚当斯和妻子孩子们住在离摩根不远的麦迪逊大街455号，他迅速去咨询一个美国最有权威的机械工程师，费城的科尔曼·塞勒斯（Coleman Sellers）。在1889年9月底的一天，亚当斯给塞勒斯写道，既然他知道电力“以全速”向前发展，他不确定它是否可以保障“大笔投资”，所以“殷切地等待着你的回复”。他把埃弗谢德的计划书一并给塞勒斯寄去。10月5日，塞勒斯回信说，基于这个巨大工程要给上百个历史悠久的涡轮机提供能源，它从财政角度讲看起来是可行的，他请亚当斯再向各方面的工程师专家多咨询一下。就电力而言，塞勒斯遗憾地说，由于缺乏对远距离送电的经验和知识，“在两三英里内的大量送电是经济便宜的，但远距离小量送电还在研究之中。”但是绝不像尼亚加拉工程设想的那样，10万马力的送电量，从尼亚加拉（人口5 000）到布法罗（人口256 000）这样的距离—26英里。如果计划可行的话，布法罗繁荣兴旺的工业将无疑成为尼亚加拉水力发电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