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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一点,但是世界各地很多人正在关注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怎么办呢?自动化会或多或少地带来平等吗?一些经济思想家建议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技术进步一直在让大多数工人变得更富有,而不是更贫穷。另一些人则警告说,经济冲击将会变得非常严重,所以创业者、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做法:承诺只设计为人力工作提供方便的技术,而不是取代人力的技术。他们建议,我们的商业领袖必须用一种负责任和创造性的思维,来代替节约人力和自动化的心态,我同意这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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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的轨迹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要真正把握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的意义,我们还需要从多个部分进行深入分析。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埃里克·霍维茨是我的同事,在微软研究部门工作,多年来他一直在探究这些问题。埃里克和他的家人帮助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百年研究”项目筹集了资金,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该项目将定期报告随着智能计算能力提升而引发的近期和长期社会经济、法律和伦理问题,社会对机器智能的感知如何变化,以及人类和计算机的关系可能会有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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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专家小组在第一份报告《2030年的人工智能与生活报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ife in 2030)中指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应用在“世界各地那些难以吸引年轻人的行业中,比如农业、食品加工业、订单履行中心和工厂”。该报告没有发现有任何理由担心人工智能是对人类的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目前,没有任何具有自我维持长远目标和意图的机器被开发出来,也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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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路线图,但在以前的工业革命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转型并不总是能顺利度过每个阶段。第一,我们发明和设计了转型的技术,我们今天就处在这个阶段。第二,我们为未来进行改造。我们很快就会进入这个阶段。比如,无人驾驶飞行员将需要进行培训;将传统汽车转化为自动驾驶车辆需要进行重新设计和重建。第三,我们在各种失真、不和谐和错位中找出道路。这个阶段将提出新的挑战。当机器可以更好地阅读X光片时,放射科医生的工作要怎么做?当计算机可以从数以百万计的文件中识别出人类无法识别的法律模式,律师的工作又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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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转型阶段都提出了艰难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设计原则,如果我们为人类所需的技能做好了准备,那么在我们改变世界的同时,人类和社会也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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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撰稿人、认知科学家、哲学家科林·艾伦(Colin Allen)总结说:“我们可以设想出自主程度越来越高的机器,它们需要的人类照管越来越少,同样我们也可以设想出一些机器,对于涉及伦理的事情,它们的控制装置的敏感程度也越来越高。肯定没有完美的机器,但是一定会有更好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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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机器人,甚至量子计算,它们都是可以与人类协同工作以获得更大成果的机器的最新例子。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曾讲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行车技工、“重于空气飞行器”的创新者威尔伯·莱特(Wilbur Wright)的故事。麦卡洛描述了威尔伯如何使用人的能力——他的头脑、身体和灵魂——来让滑翔机飞行。从远处拍摄的粗颗粒老胶片未能捕捉到他的坚持和决心。但是,如果我们放大胶片,就会看到他肌肉紧绷、聚精会神,看到当人与机器一起飞行时充盈在空中的创新精神。当他在基蒂霍克创造新的历史时,人是在和机器合作,而不是在和机器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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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并没有把航空技术看成是“人工飞行”——它就是飞行。同样,我们也不应将技术智能视为“人工的”东西,而应把它看成是用来增强人类能力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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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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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就坐在我的正前方,我们所在的这个廊台可以俯瞰美国众议院。她聚精会神地聆听丈夫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最后的国情咨文。那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夜晚。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国会山的政治分歧很大、很深,而一场异常激烈的总统竞选仍在继续。我来美国已经28年了,现在,作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我成为美国第一夫人的座上宾,与世界各地数以千万计的人一起倾听奥巴马总统郑重地提出他的继任者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无论这位继任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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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似乎是在直接向我提问:“如何让科技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与我们为敌,尤其是在解决气候变化这种紧迫的挑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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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有好多双眼睛在留意我的反应——难道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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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继续说道:“很多美国人感到焦虑的原因是,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早在大衰退之前就开始了,至今仍未停止。如今,科技不仅取代了装配线上的工作,还取代了任何一项能实现自动化的工作。全球经济中的公司可以位于任何地方,但都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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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短短几句话,奥巴马总统就表达出科技及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给我们所有人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将会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总统之后逐渐显现。事实上,就在大选结束后,我与科技界的同行们一起与候任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圆桌会谈。与他的前任一样,特朗普也希望探索我们如何继续创新,如何继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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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我们需要通过科技上的突破来实现超越现状的增长。我相信混合现实、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这些创新可以发挥加速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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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家的儿子和商业领袖,我对这些问题十分痴迷。我们的经济是否在增长?没有。我们的平等程度改善了吗?没有。我们是否需要新的技术突破来实现这些目标?是的。新技术会引发裁员吗?是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方式呢?找到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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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全世界向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数以千亿计——个人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打印机、机器人、各种智能设备,以及一个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庞大网络系统,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和效率。然而,我们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经打趣道:“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唯独生产率统计数据是个例外。”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4年,在个人计算机革命的推动下,曾经停滞不前的生产率确实得以重新增长。但好景不长,除了这个短暂的时期外,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该指标可以反映经济生产力——一直令人失望,仅略高于每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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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GDP增长可以粗略地衡量人类幸福的实际改善程度。我在瑞士达沃斯跟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进行了一场专题研讨会。他指出,有很多通过技术手段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善,都是生产力数据无法衡量的——从医疗方式的改进到维基百科这种随时随地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信息的工具。换个角度想想。你愿意在今天拥有10万美元,还是希望成为1920年的百万富翁?很多人都想成为20世纪的百万富翁,但如果是这样,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青霉菌这种救命药,无法给远在他乡的家人打电话,无法享受很多现代人眼中理所当然的创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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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这个被称为GDP的衡量标准外,我们实际上还肩负着继续创新的道义责任,要通过技术来解决重大问题——成为向善的力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我们如何利用技术来应对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气候、癌症,以及如何为人们提供有用、高效、有意义的工作,取代那些因为自动化而消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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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情咨文发表的前一个星期,在跟中东、迪拜、开罗和伊斯坦布尔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举行的会议上,各国元首向我提出了跟奥巴马总统相似的问题和想法。这些领导人都想知道,如何利用最新的科技浪潮来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这也是我在各地出差期间从各个城市、各州以及国家领导人那里最常听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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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应中有一部分是敦促政策制定者以更广阔的思维来看待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常常过分执着于吸引硅谷公司,希望这些公司能在当地开设办事处。他们渴望“硅谷卫星”分部。但实际上,他们应该制订计划,为当地企业家提供最好的技术,这样就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国内增加更多的就业——不仅是在高科技行业,还涉及每一个经济领域。他们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战略,充分而迅速地接受支持性的前沿技术,以此增强他们的区域在特定行业中享有的天然优势。但通常还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他们对于投资最新技术没有把握,比如云计算。领导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究竟是害怕新技术还是拥抱新技术。这种差异会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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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回顾一下历史。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许多重大技术最初都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这自然会在经济霸权的争夺中赋予英国巨大优势,但其他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英国开创的技术突破做何反应。比利时利用了英国的重要创新,还投资建设了铁路等基础设施,并且创造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监管环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业产值,甚至达到了足以匹敌英国的水平。得益于这些政策,比利时成为煤炭、金属和纺织工业的领导者。相比之下,西班牙的工业生产率明显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原因在于西班牙采纳外部创新的速度太慢,而且奉行保护主义政策,降低了该国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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