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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坎德勒编撰了这段可口可乐历史的修订本，也许这样才能让他心安理得。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一再声称甚至发誓，否认他的饮料中曾经有过可卡因。尽管1903年之后可口可乐中就不含可卡因了，但直到今天，可口可乐公司都认为有必要坚持否认这一点。1900年以后，公司不再强调可口可乐中已经去除了可卡因成分，而是把重心放在广告上，突出该饮料的健康特性。1902年12月，佐治亚州立法规定，以任何形式销售可卡因都是违法行为。依靠运气、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以及良好的判断力，可口可乐再一次幸免于难。不过，围绕可口可乐饮料的争论已经拉开序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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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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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案件审理期间约翰・坎德勒被问及可口可乐公司用了什么样的广告传媒时，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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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之交，弗兰克・鲁滨逊每年采取约30种广告形式，分发100多万份广告宣传品。1900年，公司的广告花费将近85000美元。到1912年，这个数字就已经攀升到了100多万美元。萨姆・多布斯明确指出，可口可乐是美国广告做得最好的产品。不管美国人往哪里看，都不可避免地要看见可口可乐的手写体标识。1913年年间，公司使用了1亿多件宣传品做广告，包括体温计、纸板剪贴画、金属广告牌（各5万份）、日式扇子和日历（各100万份）、冷饮柜托盘（200万只）、纸板火柴盒（1000万盒）、记事簿（2000万本）、棒球卡（2500万张），还有数不清的纸板和金属牌标识。仅仅在这一年分发出去的新奇广告品就足够满足从1650年以来生活在美国大陆的所有男女老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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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的是，可口可乐已经开始渗透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马被命名为可口可乐，黄石国家公园的熊也喝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牌口香糖、雪茄和糖果都借助可口可乐的知名度打入了市场。由于可口可乐曾背负过可卡因的污名，这给流行歌曲的歌词增添了美味而罪恶的色彩。有这么一支小曲子，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纵情享受着第一次在大城市里的放荡生活，他写信给家里说：“哦！妈妈，你不了解你的孩子。哦！妈妈，我快要发疯了。我正喝着可口可乐！坦白告诉你，我是一个小魔鬼。”在“跟我来，小女孩，到冷饮柜台来，做我的可口可乐小女孩！”这首小调中，可口可乐饮料变成了勾引女孩的诱饵。作曲家把这首歌曲献给可口可乐公司，因为“可口的饮料滋润着无数人的喉咙，让他们在枯燥的小镇里也能享受奢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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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萌芽的电影行业，故事情节的风流韵事往往都是由软饮料引发的。阿萨・坎德勒吹嘘说：“户外不能拍摄电影……但是拍下可口可乐广告牌的镜头却很容易，因为可口可乐的广告牌无处不在。”布斯特・基顿在银幕上喝可口可乐，著名的无声电影明星波尔・怀特和马里恩・戴维斯也出现在可口可乐广告里。可口可乐甚至介入了好莱坞早期的一宗性丑闻，当时谣传喜剧演员法蒂・阿巴克尔曾利用一只可口可乐瓶子放纵地搞性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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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克尔事件曝光，阿萨・坎德勒显然很不满意，正如他对西部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未经许可擅自进行广告宣传很不满意一样。1905年，卢普顿拥有的第三代瓶装公司从东南瓶装公司中分离出来。它以芝加哥为基地，但面临着来自酿酒厂的强大竞争力和北方冬季恶劣气候的双重考验。公司管理者S.L.惠滕在1907年年初写给阿萨・坎德勒的信中提到：“在我们的销售领域中，去年没有一家可口可乐瓶装公司是盈利的。”但是他又补充说：“我们正在采用一种与去年有些不同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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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滕所谓的“有些不同”指的是，公开使用性广告为可口可乐做宣传。1908年，他推出的广告托盘上就印着一名裸胸的年轻女子，手拿一瓶可口可乐，旁边的文字建议人们去品尝一下“可口可乐高杯酒”和“可口可乐混合冷饮”。另外一则广告描绘了一位身穿黑色内衣的少妇躺在一张虎皮地毯上，脸上露出筋疲力尽后的狂喜表情，她举着一只空玻璃杯，一旁的桌子上放着一只可口可乐瓶，标题写着：“心满意足。”这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广告的潜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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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瓶装公司的广告让坎德勒大吃一惊。在通过审批的广告中，年轻漂亮的女人们用独特的方式注视着观众。这些健美的模特儿十分擅长表演，当她们假装端庄地用吸管喝着饮料的时候，眼角还流露出挑逗的神情。当时一位评论家描述说，“迷人的美女通过施展她们的魅力，引诱我们去喝可口可乐”，而且已经准备好“在警觉到观众可能上当之后，天真无邪地逃走”。男人们迷恋上了1914年日历女孩贝蒂的上百万张照片，女人们则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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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口可乐最显而易见、最流行的广告还是手绘的广告牌。其中一幅广告牌高达32英尺，画面上一个冷饮柜店员正从水龙头里接出一杯原汁原味的可口可乐。虽然大多数广告牌不会如此精心制作，但规格大多是一样大，要占据整栋建筑的墙面。1894年，佐治亚州卡特斯维尔市出现了第一面因为可口可乐而变红的墙体。到1914年，公司已经拥有了500多万平方英尺的广告墙面，这足以给某位不幸的消费者带来噩梦。正如1906年一位销售人员所说，“可口可乐广告牌几乎要把人逼疯了”。这个可怜的人会“在半夜惊醒，因为梦见红色壁炉上一个白色大魔鬼在身后不停地追赶，口中还尖叫着‘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直到他下决心找个地方喝下一杯，或者有冠冕堂皇的借口逃开，否则他将会神志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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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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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高效的广告支撑下，一小队可口可乐人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让可口可乐渗透进了全美各地的大中小城镇里。1903年12月，29名推销员被召集到亚特兰大，参加一个为期4天、旨在鼓舞士气的盛大促销会，这个会议被冠名为“可口可乐研讨会”。坎德勒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这些人中有的还从未与公司的官员们见过面。他们彼此进行了直接接触，然后带着满腔热忱回到不同的工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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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多布斯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公司的销售队伍。他还四处游走，监督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推销员。在1903年的会议上，他称赞他们是“优秀的人才”，具有绅士风度而且品性高洁。“不要羞于承认自己是旅行推销员。”多布斯劝慰他们。推销员们的激情被彻底激发出来了。他们大声欢呼：“为可口可乐干杯！可口可乐，强身健体又不至酩酊大醉——可口可乐，时代的饮料！”余下的数周里，他们都在彼此分享成功的推广经验，比如给橱窗里展示的模特配备一个“机械附件”，这样当它的眼睛转动时，就能把一杯可口可乐送到嘴边；或者是在太阳直射下的窗户里放置一个大型温度计，免费安装一台风扇，并提供给每人一杯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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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员们还讨论合理分配免费券的方案，商议相互避开住宅区域，以免大多数免费券都落在孩子们的手中，但是要抓住商业区、办公楼和大学校园。“别在地痞流氓或者小男孩面前发放免费券，但也不要过分吝啬，要让公众觉得可口可乐公司是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圣诞老人。”尽管有位推销员提到“女速记员和簿记员是值得重视的可口可乐消费者”，但是，除了认为妇女是劳动力队伍中的一支力量外，没有人认定她们是可口可乐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为了防止伪造，200万张免费券全部由德国一家公司采用平版印刷技术制作。即便如此，许多冷饮柜的店主还是允许用可口可乐的免费券兑换别的软饮料。推销员杜绝此类事件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一些新奇的小物品（比如袖珍餐刀或者手表链）贿赂冷饮柜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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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鲁滨逊在1903年的会议上也发言了，但他的演讲缺乏像萨姆・多布斯那样鼓舞人心的话语，而只是强调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如何督促推销员记下冒牌可口可乐的名称。鲁滨逊还提到，他订购的“高级、美观、昂贵的广告宣传品”应该恰当地摆放，“一幅价值1美元的大幅平版画不应该放在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或者任凭分销商随意处置”。他这样警醒大家是有道理的，因为与那些华丽的16色艺术品比起来，即使是现代印刷品也相当逊色。鲁滨逊骄傲且略显激动地说，他已经在各大火车站安置了650幅大型平版广告，“在费城和芝加哥，大型的油布广告牌是如此显眼和众多……以至于给人们留下了可口可乐公司拥有一座城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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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末的时候，推销员全被彻底洗脑了。可口可乐是“来自天堂的解渴佳品，”一位员工热情洋溢地说，“是上帝赐给太阳炙烤下的地球的恩泽”。另外一个发言者建议，推销员应该把自己当作世俗宗教的传播者，像“到异国的传教士”一样去传授“可口可乐教义”，可口可乐人一定是“精力充沛、实际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沃伦・坎德勒主教也几次亲临讨论会，带领大家做完早间祈祷之后再开始开会。周末，沃伦和阿萨一起带领大家演唱催人奋进的歌曲《基督教战士向前进》，从而结束整个一周的研讨活动。正如后来出版的会议记录所述：“这次会议……自始至终，与会者都倾注了不同寻常的认真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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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主教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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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主教不是简单地给哥哥帮忙，因为他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和宗教这对孪生的道德天使。1888年，他帮助可口可乐在纳什维尔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自己也因此拥有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沃伦和阿萨・坎德勒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有着相同的宗教价值观和金钱观。与阿萨相比，主教更像一位智者，他凭借个人的魅力、著述和布道，执掌卫理公会教派的南部支脉长达30年之久。霍华德・坎德勒形容叔叔沃伦是“个子矮小、身材如桶一般的人”，性格上“容易激动，固执己见”。主教的儿子把父亲比喻成一头斗牛犬。这个好争辩、自以为是的小个子男人喜欢激烈的辩论，他的保守观点也常常给他以辩解的机会——他经常和“佐治亚州背弃人民党”的煽动政客汤姆・沃特森一起争论，汤姆经常说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说客……假装虔诚，自认为正义和真理都在他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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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坎德勒深信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在1904年出版的《伟大的复兴与伟大的共和国》一书中，声称美国注定要成为全世界的领袖，因为这个国家信仰复兴运动：“天主教造就了今天的南美和南欧，新教造就了今天的英国、德国、荷兰和北美。”换句话说，上帝站在美国这一边；至少，当美国人创造财富时，上帝会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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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主教积极拥护信仰复兴，他最强有力的观点之一是，复兴信仰有助于维持社会现状和防止劳工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他说：“如果劳工来自欧洲大陆未受基督教教化的群体，那么他们所在的行业就最容易出现劳资纷争。”最后，他强调指出，在工业时代，牧师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在平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推迟甚至阻止工业中出现极端无序的状态方面，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怎么说都不算过分。”沃伦・坎德勒家长式的作风和保守的观点得到了其哥哥阿萨的附和。阿萨在可口可乐公司推行反公会主义的政策，因此，亚特兰大公司的员工从来就没有结成过任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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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主教顺理成章地认为，有必要派遣传教士去传播新教教义，广为宣讲工业稳定发展的好处。“为了确保贸易的公平和商人的安全，”坎德勒主教写道，“传教士的工作必须走在国际商务活动的前面。”他亲自把福音书送到韩国和墨西哥，但是他最钟爱的国家还是古巴。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开辟了一片完美的新天地——古巴，一个饱受穷苦、充满压制的天主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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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年末，美西战争要结束的时候，沃伦・坎德勒乘船到了古巴，他后来又陆续访问过古巴20次。在出访归来的路上，他满腔热忱地说，古巴是“离我们最近、需求最迫切、条件最成熟的传教地”。第二年，他协助成立了坎德勒学院，这实际上是由阿萨创建的一所古巴卫理公会教派学校。沃伦为此解释道：“我们可以断定，贸易往来将沿着由教化打开并不断掘进的通道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是一致的。”听到沃伦关于古巴是“成熟地域”的评价后，阿萨于1899年5月迅速在古巴征募了一位名叫何赛・帕雷哈的酒商，作为可口可乐在哈瓦那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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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巴并不是可口可乐打入的第一个国外市场。189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就已经销往加拿大、夏威夷和墨西哥了。1900年夏季，当霍华德・坎德勒去英格兰的时候，随身携带了1加仑可口可乐糖浆。他欣喜地发现，美国人约翰・拉夫斯在伦敦经营着一家新式冷饮店。拉夫斯卖完了这1加仑糖浆后，又从可口可乐公司费城分公司订购了更多的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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