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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主教顺理成章地认为，有必要派遣传教士去传播新教教义，广为宣讲工业稳定发展的好处。“为了确保贸易的公平和商人的安全，”坎德勒主教写道，“传教士的工作必须走在国际商务活动的前面。”他亲自把福音书送到韩国和墨西哥，但是他最钟爱的国家还是古巴。1898年的美西战争为这个卫理公会传教士开辟了一片完美的新天地——古巴，一个饱受穷苦、充满压制的天主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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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年末，美西战争要结束的时候，沃伦・坎德勒乘船到了古巴，他后来又陆续访问过古巴20次。在出访归来的路上，他满腔热忱地说，古巴是“离我们最近、需求最迫切、条件最成熟的传教地”。第二年，他协助成立了坎德勒学院，这实际上是由阿萨创建的一所古巴卫理公会教派学校。沃伦为此解释道：“我们可以断定，贸易往来将沿着由教化打开并不断掘进的通道发展起来……在这里，我们的责任和利益是一致的。”听到沃伦关于古巴是“成熟地域”的评价后，阿萨于1899年5月迅速在古巴征募了一位名叫何赛・帕雷哈的酒商，作为可口可乐在哈瓦那的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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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古巴并不是可口可乐打入的第一个国外市场。1897年的时候，可口可乐就已经销往加拿大、夏威夷和墨西哥了。1900年夏季，当霍华德・坎德勒去英格兰的时候，随身携带了1加仑可口可乐糖浆。他欣喜地发现，美国人约翰・拉夫斯在伦敦经营着一家新式冷饮店。拉夫斯卖完了这1加仑糖浆后，又从可口可乐公司费城分公司订购了更多的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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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浮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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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狂躁不安的阿萨・坎德勒写信给当时正在伦敦的霍华德，憧憬可口可乐成为世界软饮料霸主的那一天。虽然他在任期间没有实现这一幻想，但他确实是个不错的预言家。“我打算让你和你哥哥去分管某些重要区域。”他写道。他要求霍华德“谨慎地审视欧洲的形势”，并让巴迪（即小阿萨）负责制定在亚洲的经营战略，这大概是考虑到巴迪在西海岸的优势的原因。“我们必须共同制定宏伟的蓝图。”第二年，坎德勒向一位记者吹嘘：“可口可乐正海运至伦敦、柏林、加拿大和火奴鲁鲁，并且开始在古巴、波多黎各和牙买加的金斯敦等地大量销售。”事实上，除了加拿大和古巴以外，其他地方的销售总量可以忽略不计。可口可乐主要是通过纽约和费城的经销商销售。经销商们担心公司会越过他们直接销售产品，所以不愿意告诉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人员真正的消费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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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坎德勒喜欢为他的孩子们勾画这些“宏伟的蓝图”，可他的身体却日渐衰弱。1901年，坎德勒写道：“我几近绝望地意识到，我的重要性只限于捍卫我的同代人的利益。我只有把可口可乐公司交给我的儿子们了，希望上帝保佑他们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第二年，年仅51岁的坎德勒说话的语气听起来却好像行将就木一样。“最多再过几年，我就不得不坐着等待死神把我带走，仿佛等街道清洁员扫走的垃圾一般，”他哀叹道，“近两周来，我一直感觉很不好。现在我的头又疼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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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越来越不能适应逐渐做大的生意了。虽然财富积累的速度快于他花钱的速度，但他仍然对公司的广告和劳务支出惊诧不已。1901年年初，他抱怨说：“我们的发展规模太大，要开支的地方太多，花钱简直就像流水一样。”那时，公司的现金盈余有20万美元，还拥有净值高达71000美元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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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也跟不上可口可乐潜在市场的发展需要。坎德勒继续怀揣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梦想，认为可口可乐必须是高档冷饮料，坚决抵制平民化的瓶装潮流，主张“我们绝不能向低级和廉价的场所提供可口可乐”。他还不愿意接受汽车。1902年，在抱怨纽约办公室的自力推动车遇到的一些机械故障时，他表示对“这类器械”没有信心，并补充说：“就像自行车一样，汽车也不过是一种时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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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马拉的车子根本就算不上是风尚。事实上，它正是坎德勒所代表的那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最恰当的象征。1901年，《亚特兰大宪政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我们的新朋友——汽车——正象征着这个动荡年代稀奇古怪的精神，它似乎已经演化为我们国民生活的一种传统。”每个美国人似乎都在“不停地寻找一些节省时间的新方法，生活尽可能简单化，甚至消遣娱乐活动也是以耗力、紧张和让人精神疲惫的方式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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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坎德勒读到了这篇社论，他一定会认为这篇文章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我是如此习惯于忙忙碌碌的生活，”他写道，“以至于我好像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下来。”当有人礼貌地请坎德勒下次闲暇时听他说点事情的时候，他总是厉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闲暇时间，我这么忙，你能有什么事情？”在坎德勒的成功中没有一点安宁，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受害者。虽然广告宣传说可口可乐能快速补充能量，立即让人放松，但可口可乐并没有减轻坎德勒的痛苦。实际上，可口可乐是现代美国人试图把娱乐“打包消费”的一种标志。正如社论所暗示的那样，甚至连娱乐都变得紧张起来。坎德勒的侄子写道，美国文化中的“狂热”表现为“匆忙和奋斗”，这解释了为什么可口可乐这种方便提神的饮料需求量会快速增长。但对于那些包括他叔叔在内的商人来说，这种饮料却只能起到暂时的缓解作用。坎德勒只懂得工作的好处，却不能成为休闲一族的成员。数年前，他剪报收集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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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忙碌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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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超越才能有神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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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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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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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萨・坎德勒胜过了别人，但他却没有神仙那样的体会，因为他一直受着胃病的折磨。为了寻求宽慰，他认真地打印了霍桑的一句名言：“世界前进的全部动力都归功于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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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依旧源源不断地向坎德勒涌来。他成立了坎德勒投资公司，并开始在亚特兰大购置房地产。1904年8月，他目睹了坎德勒大厦的奠基工作。亚特兰大这幢17层高的摩天大楼成了美国新南方的护身符。1906年1月4日，身着优雅礼服的女士们和西服三件套装的先生们应邀前来参观这件即将完工的作品。它有6部电梯、极富艺术性的滴水嘴、抛光效果极佳的大理石、桃花心木和黄铜制品以及璀璨耀眼的水晶装饰灯。大厦第一层是坎德勒新近组建的银行——中央储蓄和信托公司。永恒和不朽就在这里。在大厦的奠基石上，坎德勒安放了一个铜盒子，里面装着他的照片和一瓶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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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下来的那个月，仿佛上帝存心捉弄阿萨・坎德勒似的，一场猛烈的大风暴从建筑上扯落了一块巨大的玻璃窗，掉在桃树街中心，砸得粉碎。坎德勒为此烦躁不安，他写道：“我的朋友也常常是我的敌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甚至连上帝都可能已经抛弃他了。“上帝已经明确昭示我，他有能力带我安全度过危险地带——可惜我不相信他，所以会迷失方向。”为了追求不朽的声名，坎德勒在堪萨斯州、巴尔的摩和纽约城都购置了摩天大楼，全部命名为“坎德勒大厦”，誓将他的名字和事迹弘扬全国。纽约坎德勒大厦紧邻时代广场，面朝西42大街，高达25层，价值200万美元，所有房间门把手、电梯门和邮箱上都铸有坎德勒的盾徽。因为注重细节和从小处节约，他还特别规定了电灯泡的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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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阿萨・坎德勒事实上在亚特兰大的各个领域都有投资。霍华德・坎德勒写道：“要用文字说清楚我父亲所有的商业利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坎德勒拥有铁路资产，他可以免费乘坐任何线路的列车，并坚持在餐车上销售可口可乐。当棉花市场价格跌落到最低谷的时候，他修建了一座大型仓库，并以低价购买了市场上所有过剩的棉花，后来在价格回升的时候抛售出去，获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在“1907年恐慌”期间，坎德勒抢购了许多濒临破产的房地产项目，稳定了房地产市场。由于大多数投资都是有利可图的，他迅速赚到了大把钞票，人们因此盛赞他为英雄。然而，在激进分子和劳工领袖的眼里，坎德勒却是一个坏蛋。1908年，有一幅政治漫画讽刺这位富有的企业家，批评他只支持既得利益群体，对穷人却永远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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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坎德勒的钱财并没有让他变得慷慨仁慈。曾经有一个欠他债务的私人朋友暗示他两人之间长期的友谊，坎德勒虽然很感激，但仍断然拒绝他说：“现在我们不是在谈友谊，我们是在谈生意。”一位贫困潦倒的传教士曾乞求坎德勒施舍一些钱，以便养活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并解释说乞讨是“非常丢脸的事”，但他就要死了。坎德勒给了他10美元，并附上一张字条：“希望你能理解，我经常接到许多像你这样的请求。”对可口可乐发明人的穷寡妇克利夫・彭伯顿，坎德勒甚至还没有这么“慷慨”。当一群妇女找到坎德勒，要求他每月付给克利夫50美元生活费的时候，他拒绝了。1909年7月，身患癌症的彭伯顿夫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一个亲戚写道：“如果有人把她的情况准确地告诉那个曾经买走可口可乐配方的富人，他的心会被感动的，当然，如果他还有心的话。”两个月后，这个可怜的妇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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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彭伯顿夫人去世的前一年，坎德勒让人讨厌的另外一面也暴露出来了。1908年，全国童工委员会在亚特兰大召开第四次年会，主要是抗议棉花工厂恶劣的工作环境，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60多个小时，吸进大量的棉花尘埃，但每天只能拿到50美分甚至更少的报酬。佐治亚州是南部各州中最后一个通过童工法的。身为亚特兰大商会的主席，坎德勒的开场白几乎让听众难以置信。“如果对童工制度进行正确的引导、严格的管理和合理的限制，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成功，”他说，“劳作中的孩子是我们看到的最美丽的风景。”实际上，孩子越早工作，“生活就会越美好，人生也越值得称赞”。坎德勒在讲话结束时声称，全国童工委员会的正确职能是，确保劳动能让孩子变成“一个高尚、有用、能干的成年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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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坎德勒的表现时，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认为，他的发言是“琢磨不透的幽默”，是他独特的性格特征使然，任何人都无权谴责。他显然是认真的。他也许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当企业家的日子，但更可能是在为南方棉花工厂普遍使用童工的做法辩护，其中包括两年后被他卖掉的佐治亚州哈特维尔工厂，当然还有可口可乐公司及授权的各个瓶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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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季，61岁的坎德勒带着妻子一起环游欧洲，这是那个时代适合有钱人的度假方式。在出发旅行之前，他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看着“大量预示好兆头的彩虹”，他表示“对可口可乐的商业前景完全持乐观而愉快的态度”。其实，这次招待会是用来蒙蔽公众的。坎德勒此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避免身体被拖垮，正如他向弟弟沃伦坦言的那样：“我离家旅行，是为了放松一下神经。”像平常一样，他憎恨被迫闲散下来。他写信说，虽然他的妻子喜欢上了巴黎，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忍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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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只有在认为投资能带来巨大荣耀时，才会舍得大把花钱。坎德勒在欧洲旅行期间，安德鲁・卡耐基给范德比尔特大学捐赠了100万美元，其资助条件是，让这所过去一直隶属卫理公会教派的学校摆脱宗教色彩。不信神的北方资本家使卫理公会面临着失去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的危险，教派的领导权自然而然落到了阿萨・坎德勒这位与卡耐基势力相当的南方代表手中。因为谣传他愿意捐赠200万美元把埃默里学院改造成一所著名大学，坎德勒感到非常难堪和愤怒。他根本就没打算给这所被他称为“一座正在崩溃的城堡”的学院捐一分钱。在沃伦的激励、谣言的压力和他对宗教教育信仰的鞭策下，他不得不于1914年7月赠予埃默里学院100万美元。在宣布捐赠声明时，他暴躁地说：“我的财产并不像某些人夸张想象和主观臆断的那么多。”埃默里学院随后从佐治亚州的牛津城搬迁到了亚特兰大市。不过在坎德勒去世之前，对这所学院的资助已经超过了8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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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尔周报》上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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