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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7章 威利博士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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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威利成了首席巡视员、首席检察官、起诉煽动者、检举人、陪审员和法官。哪个制造商胆敢公开反对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必将遭受威利和媒体的指责：“他是造假者和预言家……”独揽大权的威利说：“我是《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我就没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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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杂志》，191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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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83年到达华盛顿，美国化学物质局[4]局长哈维・威利博士就一直坚定不移地打击假货，但直到1902年“试毒小组”成立，哈维・威利的名字才开始家喻户晓。“试毒小组”的12名年轻人是威利怀疑有害于健康的食品添加剂的实验品。“实验”过程缺乏科学的控制措施，并忽略了志愿者吃五谷生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调研不严谨，但他们仍然将结果公之于众，新闻记者于是创作了一首讽刺性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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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搜寻一种毒药，一种必然致死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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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它狡猾且难以捉摸，但很快会被我们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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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喝下许多难喝饮料，只为寻找致命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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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体重每天都增加一磅，只因威士忌神奇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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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威利借助他在政府部门的新地位，开始攻击专利药品行业，要求通过一部《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但是所有相关提案——在过去30年中接近200例——都遭美国有产阶级协会和威士忌与食品行业的联合游说而被否决。“国会的参众两院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威利回忆道，“当一方通过了一项法案……另外一方就会拖延表决，直到不了了之。”然而，舆论开始逆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闻媒体。19世纪，专利药品的广告制作商促使了全国杂志销量的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杂志给类似哈维・威利和记者塞缪尔・亚当斯及马克・沙利文这样的人提供了场所，让他们在那里抨击自我吹嘘的广告和秘方中的麻醉药品成分。1905年10月，《科利尔周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美国骗子》系列文章的第一篇——赛缪尔・亚当斯激烈的言辞和充分的调查立刻在公众和立法机构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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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亚当斯揭露了专利药品广告客户利用“红条款”勒索出版物，以求得到有利的版面位置。如果州立法委员会通过了不利的法案，广告合同中用红色印刷的条款就会让整个合同作废。“这些暴君般的广告客户是广告版面的大买主。”亚当斯评论道。他还赞扬堪萨斯州《恩波里亚报》编辑威廉・怀特不向强权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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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怀特和其他编辑们这样大勇气的是其他美味产品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广告收益。专利药品曾经引领了这条路，但现在，早餐食品、缝纫机、农场机具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厂商都认识到了广告的价值。亚当斯1905年的鞭策促使威廉・怀特编辑用他的这份堪萨斯州小镇报纸搭建了一个平台，并成为此后40年间美国人伦理道德的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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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威廉・麦金利总统遇刺以后，难以捉摸而又争强好斗的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总统。从此，“镀金时代”让位于“进步时代”。19世纪晚期发生的迅猛变革和工业化革命自然促成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举措突然之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连以前那些温顺的城市中产阶级，现在也要求确保他们购买的食品和药品的安全性与纯洁性。他们开始怀疑那些与个人无关的大公司经常利用诱骗性广告来促销掺假的产品。记者不断揭发出千奇百怪的丑闻。受此激励，消费者强烈要求各行各业进行变革。1906年2月，社会学家厄普顿・辛克莱出版的《屠场》一书曝光了芝加哥肉类包装厂里令人作呕的加工环境。辛克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控诉恶劣的作业条件。正是他生动地描述了劳工掉进染缸、污染了街角商店售卖的猪油这一情景，才起了实质性的作用。他悲叹道：“我本意是想唤醒公众的良知，不料却意外触碰到一个正合大家胃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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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发新丑闻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可口可乐不幸成了众矢之的。J.J.威拉德在《可口可乐瓶装商》一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见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飓风，表面上假装要铲除各种邪恶，补救所有缺陷……国内成功的工业企业几乎没有几家不遭受它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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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可口可乐公司显然也不例外地发现自己被“热心过头而知识贫乏的人、专业的酒家、最初的禁酒主义者以及无所事事的人所诽谤”。威拉德列举的名单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该饮料所有的敌人。在他看来，改革家拥有“过度的热情”和无知的头脑。酿酒商（威拉德所指的酿酒企业）深信可口可乐公司为了禁酒令而贿赂了游说议员的人，他们憎恨可口可乐自称是一种温和的饮料而实质上含有像酒精一样的刺激性成分。可口可乐也被禁酒势力（禁酒主义者）诋毁，因为它含有咖啡因，谣传还含有可卡因。最后，法官们（无所事事的人）把富有的瓶装商和可口可乐公司看作是“特别赎罪税”唾手可得的纳税人。（在此后80多年的时间里，对可口可乐公司征收特种州税成了全国范围内地方议员的一大消遣活动。虽然许多法案一看便知道是贪婪的政治家在敲诈勒索，但他们希望瓶装商拿出足够的诚意，感谢他们为阻止通过这些征税法案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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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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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亚当斯在《科利尔周报》上继续他的系列报道，辛克莱的书也十分畅销，通过一项强制性国家立法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威利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奔走，游说议员，劝告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他给政府的化学家写信，在妇女俱乐部演讲，为商业协会致辞，他几乎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于是，当1906年6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这是“威利博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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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萨・坎德勒和可口可乐公司其他的人都警觉到了这场纯净食品运动的来临。萨姆・多布斯顽皮地称那些拥护者是“纯净食品怪人”，约翰・坎德勒则抱怨他们是“被误导的狂热分子”。在州这一层面，可口可乐公司从新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和对它不利的立法做斗争，并呼吁当地瓶装商声援它，否决几乎在南方各州都有的征税法案或禁售令。然而，约翰・坎德勒法官清楚地知道，一定形式的国家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1902年被任命为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法官，他仍然把自己接近半数的时间奉献给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事务。当纯净食品运动升级后，这位法官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需要一位全职律师。衡量利弊得失后，他于1906年1月辞去了法官职务。政治嗅觉一贯灵敏的约翰・坎德勒使他的哥哥阿萨确信，即将实施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实际上会给公司带来好处，支持该法案会让可口可乐显得道德高尚，同时也和“劣质”的专利药品划清界限。除此之外，这部法案有利于巩固可口可乐的地位，很可能把那些含有可卡因的仿冒品赶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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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06年春，约翰・坎德勒到华盛顿，表示同意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该法案一生效，公司马上刻意发布广告，宣称可口可乐绝对纯净而且有益于健康，是了不起的全国禁酒饮料。“仿佛夏天一阵清新的微风，”1906年末的一则广告宽慰地以此开头，“它帮助消化，味道纯正，给你继续工作的热情，让你享受休闲的惬意。本产品由《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担保。”可口可乐冷饮料销售员用这个新法案恐吓那些稀释品和仿冒品的业主，威胁说他们会把样品寄给纯净食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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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的通过也迫使可口可乐公司改变配方，去除了瓶装和冷饮柜台糖浆中的糖精，因为大家都知道威利反对使用糖精，认为它是一种掺杂物。至于添加人造甜味剂的确切时间和原因，只能靠推测，但这极可能发生在坎德勒同本杰明・托马斯协商之后，托马斯以人造甜味剂更加便宜，而且能作为防腐剂为由说服了坎德勒。因为改变配方后成本增加，阿萨・坎德勒试图把每加仑瓶装饮料的价格提高10美分。但是托马斯坚决反对提价，并拿出了当初签订的固定价格合同。两人最终妥协，达成了每加仑涨价2美分的协议。为了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公开宣布改动了配方，但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在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威廉・怀特报道说：“这种饮料的大多数饮用者认为，新产品不如老产品好喝，但是冷饮柜台前仍然挤满了老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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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向“麻醉药”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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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1907年年初，阿萨・坎德勒拿起一份报纸，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威利博士着手调查冷饮柜台出售的‘麻醉药’。”显然，威利说的“麻醉药”指的就是可口可乐。他说，尽管生产商声称剔除了可卡因，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仍然需要调查。1907年2月25日，坎德勒写信给威利，抱怨他的声明会对饮料的销量产生“严重的坏影响”，并提醒威利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可口可乐是一种无害的、不含酒精的饮料。“不含一点可卡因或任何有毒药物”，他强调并补充说，一份这种软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只相当于一小杯茶。“比起进口使用的茶和咖啡，反对以饮用可口可乐的方式消费咖啡因显然缺乏更多的理由，”坎德勒总结道，“因此，我们无比尊敬地恳请您，认可我们投入了所有精力、理所应当受到赞赏的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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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认为，这么做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哈维・威利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坎德勒和威利有着相似的背景。两人都受正统派基督教熏陶，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农场长大成人。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的威利回忆说，那时候必须严守主日，连钓鱼都被视为“罪大恶极”。坎德勒希望当一名医师，后来却转向了制药业；威利确实获得了医学学位，但从来没有当过医生，反而成了化学家。然而，他们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对自己所尊重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持有近乎狂热的信念。威利认真地秉承父亲的教诲：“只要你确信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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