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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发新丑闻事件的风口浪尖上，可口可乐不幸成了众矢之的。J.J.威拉德在《可口可乐瓶装商》一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见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飓风，表面上假装要铲除各种邪恶，补救所有缺陷……国内成功的工业企业几乎没有几家不遭受它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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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可口可乐公司显然也不例外地发现自己被“热心过头而知识贫乏的人、专业的酒家、最初的禁酒主义者以及无所事事的人所诽谤”。威拉德列举的名单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该饮料所有的敌人。在他看来，改革家拥有“过度的热情”和无知的头脑。酿酒商（威拉德所指的酿酒企业）深信可口可乐公司为了禁酒令而贿赂了游说议员的人，他们憎恨可口可乐自称是一种温和的饮料而实质上含有像酒精一样的刺激性成分。可口可乐也被禁酒势力（禁酒主义者）诋毁，因为它含有咖啡因，谣传还含有可卡因。最后，法官们（无所事事的人）把富有的瓶装商和可口可乐公司看作是“特别赎罪税”唾手可得的纳税人。（在此后80多年的时间里，对可口可乐公司征收特种州税成了全国范围内地方议员的一大消遣活动。虽然许多法案一看便知道是贪婪的政治家在敲诈勒索，但他们希望瓶装商拿出足够的诚意，感谢他们为阻止通过这些征税法案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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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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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亚当斯在《科利尔周报》上继续他的系列报道，辛克莱的书也十分畅销，通过一项强制性国家立法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威利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奔走，游说议员，劝告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他给政府的化学家写信，在妇女俱乐部演讲，为商业协会致辞，他几乎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于是，当1906年6月《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通过的时候，几乎全世界都认为这是“威利博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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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阿萨・坎德勒和可口可乐公司其他的人都警觉到了这场纯净食品运动的来临。萨姆・多布斯顽皮地称那些拥护者是“纯净食品怪人”，约翰・坎德勒则抱怨他们是“被误导的狂热分子”。在州这一层面，可口可乐公司从新世纪开始就一直在和对它不利的立法做斗争，并呼吁当地瓶装商声援它，否决几乎在南方各州都有的征税法案或禁售令。然而，约翰・坎德勒法官清楚地知道，一定形式的国家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1902年被任命为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法官，他仍然把自己接近半数的时间奉献给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事务。当纯净食品运动升级后，这位法官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需要一位全职律师。衡量利弊得失后，他于1906年1月辞去了法官职务。政治嗅觉一贯灵敏的约翰・坎德勒使他的哥哥阿萨确信，即将实施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实际上会给公司带来好处，支持该法案会让可口可乐显得道德高尚，同时也和“劣质”的专利药品划清界限。除此之外，这部法案有利于巩固可口可乐的地位，很可能把那些含有可卡因的仿冒品赶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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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06年春，约翰・坎德勒到华盛顿，表示同意通过《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该法案一生效，公司马上刻意发布广告，宣称可口可乐绝对纯净而且有益于健康，是了不起的全国禁酒饮料。“仿佛夏天一阵清新的微风，”1906年末的一则广告宽慰地以此开头，“它帮助消化，味道纯正，给你继续工作的热情，让你享受休闲的惬意。本产品由《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担保。”可口可乐冷饮料销售员用这个新法案恐吓那些稀释品和仿冒品的业主，威胁说他们会把样品寄给纯净食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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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法案的通过也迫使可口可乐公司改变配方，去除了瓶装和冷饮柜台糖浆中的糖精，因为大家都知道威利反对使用糖精，认为它是一种掺杂物。至于添加人造甜味剂的确切时间和原因，只能靠推测，但这极可能发生在坎德勒同本杰明・托马斯协商之后，托马斯以人造甜味剂更加便宜，而且能作为防腐剂为由说服了坎德勒。因为改变配方后成本增加，阿萨・坎德勒试图把每加仑瓶装饮料的价格提高10美分。但是托马斯坚决反对提价，并拿出了当初签订的固定价格合同。两人最终妥协，达成了每加仑涨价2美分的协议。为了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公开宣布改动了配方，但这事很快就传开了。在堪萨斯州的恩波里亚，威廉・怀特报道说：“这种饮料的大多数饮用者认为，新产品不如老产品好喝，但是冷饮柜台前仍然挤满了老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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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向“麻醉药”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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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似乎一切都进展顺利。但是1907年年初，阿萨・坎德勒拿起一份报纸，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威利博士着手调查冷饮柜台出售的‘麻醉药’。”显然，威利说的“麻醉药”指的就是可口可乐。他说，尽管生产商声称剔除了可卡因，可口可乐的咖啡因含量仍然需要调查。1907年2月25日，坎德勒写信给威利，抱怨他的声明会对饮料的销量产生“严重的坏影响”，并提醒威利一个“清楚的事实”，即可口可乐是一种无害的、不含酒精的饮料。“不含一点可卡因或任何有毒药物”，他强调并补充说，一份这种软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只相当于一小杯茶。“比起进口使用的茶和咖啡，反对以饮用可口可乐的方式消费咖啡因显然缺乏更多的理由，”坎德勒总结道，“因此，我们无比尊敬地恳请您，认可我们投入了所有精力、理所应当受到赞赏的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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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认为，这么做就能解决问题，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他并不了解哈维・威利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坎德勒和威利有着相似的背景。两人都受正统派基督教熏陶，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而且都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农场长大成人。在印第安纳州长大的威利回忆说，那时候必须严守主日，连钓鱼都被视为“罪大恶极”。坎德勒希望当一名医师，后来却转向了制药业；威利确实获得了医学学位，但从来没有当过医生，反而成了化学家。然而，他们最大的相似点在于，对自己所尊重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持有近乎狂热的信念。威利认真地秉承父亲的教诲：“只要你确信自己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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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和坎德勒在其他方面几乎都恰恰相反。威利是北方人，他的父亲经常为他大声朗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还把家作为“地下铁路组织”的后勤站。威利在谢尔曼的军队中服役，但是亲身经历的战斗并不多。从外形上看，坎德勒和其他大多数人与威利相比都成了矮子。威利身体结实，身高1.83米，“身材高大魁梧”。一位记者描述他时说，“一个大脑袋稳固地摆在坚定有力的肩膀上”，他“敏锐的眼光”会让对手失去勇气。但与坎德勒不同的是，威利十分幽默，博览群书，能从生活中寻找有益于健康的乐趣。然而，当威利站在纯净食品讲坛上大发雷霆时，往日的幽默感却荡然无存。由于他的穿着和风度，他总是被人误以为是牧师，还因此得到了“威利牧师”的外号。事实上，虽然他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但儿时所有的宗教训诫都被他引入工作中了。他的崇拜者称他是一位“纯洁的传教士”，他的批评家把他叫作“狂热分子”，某位历史学家客观地形容他是一名“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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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重要的是，威利发起了一场讨伐欺诈和恶行的道德运动。“有害公众健康，”他说，“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也应该放在最后。掺假食品的真正罪行是欺骗消费者。”威利对欺骗行为甚于健康问题的担忧也体现在他的法典之中。1906年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有毒的物质是非法的，只是要求它们必须在标签上予以说明。咖啡因（不像可卡因）不属于有毒物质，没有必要列在标签上，因此，坎德勒理所当然地认为，根据新的《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精神，可口可乐是安全的。坎德勒仅仅是用常识进行判断，认定可口可乐的危害不会超过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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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威利来说，这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人人都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但是可口可乐自称是健康饮料，并以此为由向孩子销售。同时，咖啡因是茶和咖啡中的天然组成成分，但在可口可乐中却不是。1907年2月28日，威利的回复让坎德勒很不悦：“我接到许多有关可口可乐瘾的控诉……你当然可以说氢氰酸无害，因为它天然存在于桃子和杏仁里。”威利在信的末尾带有不祥预兆地向坎德勒保证：“部里不会采取任何草率或非法的行动……当我们来调查你的产品时，你有足够的机会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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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农业部代理部长（毫无疑问是受到威利的指使，因而化学局隶属于农业部）写信给可口可乐公司，威胁说：如果不停止在广告中宣称可口可乐得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的担保，就撤销产品的序列号。身为公司律师的约翰・坎德勒礼貌地回信询问起因，结果被告知：农业部反对可口可乐广告声称它是“纯净食品”。公司同意在以后的广告中不再使用这句冒犯性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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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参与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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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威利在幕后阴谋反对可口可乐的行为还得到了玛莎・艾伦夫人的支持，她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简称妇禁会）医学禁酒部的主席，丈夫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艾伦夫人是个难以对付的高手，曾经出版过一本书，提及隐含在药品中的酒精和麻醉剂，目前已经当选为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的会员。她和威利不知从哪里弄到了1901年美国国内收入署无效审判中的旧证词，显示可口可乐含有少量的可卡因和2%的酒精。威利和艾伦夫人利用老的审判证词，获得了陆军军医处处长的帮助，对方在五月份写道：“一个士兵每天喝6瓶可口可乐，就会摄入一定量的可卡因……相当于同样数量的啤酒里含有的酒精。”基于这个诊断，美国陆军在1907年6月宣布禁饮可口可乐——这给了公司以沉重一击，公司原本打算把可口可乐定位为爱国的全民禁酒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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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可口可乐的确含有微量的酒精，糖浆中酒精的含量不足1%，是提炼油和榨取物的残留物。2%这个数据显然来自掺假糖浆的化验结果。为了说服陆军撤销禁令，可口可乐公司勇闯虎穴，请威利的化学局分析饮料样品，希望向威利证明饮料是无害的。1907年9月，约翰・坎德勒寄给威利一份由独立药剂师作出的化学检验报告，显示饮料中含有1.25格令的咖啡因，而一杯普通咖啡中咖啡因的含量是2格令。“实验中没有发现可卡因。”药剂师写道。对此，威利仅仅回复了一封简短的致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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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围攻陆军部，要求重新审议这个禁令，这显然是为了取悦他们背后强大的可口可乐选民。同时，媒体的煽动性报道把这件事闹得举国皆知。新泽西州一家报纸打出大字标题——“冷饮柜台出售可卡因”。“陆军部军区食堂全面禁止供应可口可乐——据说可口可乐不仅含有可卡因和咖啡因，还含有和啤酒等量的酒精——南方已蔚然成风。”结果，一些部门的行政长官读到这类新闻报道后，纷纷致函部队询问原委。国际主日学校协会、伊利诺伊州卫生组织和暑期讲学会都想知道，可口可乐是否真的有害健康。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这是一场公共关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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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可口可乐里没有可卡因、酒精含量也可以忽略不计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陆军部队在1907年11月废除了禁令，但实质性损害已经产生了。虽然可口可乐在美国的销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这次事件几乎毁掉了可口可乐在古巴的业务。1902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哈瓦那开办了自己的瓶装工厂，生意十分兴隆，主要销售给古巴人、旅游者和美国军队（从美西战争以来，为镇压叛变而被第二次派驻到古巴）。当地的竞争者发现可口可乐被军队禁售后，便四处散发传单，声称该饮料是一种“狡猾的毒药”，古巴的销量就此一落千丈。“竞争者认为我们完蛋了。”工厂经理后来写道。可口可乐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象征，公司花费了多年的心血才得以重返古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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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多布斯巧遇艾伦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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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夫人想动员所有的美国母亲反对可口可乐。在威利的帮助下，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暗示这种饮料仍然含有可卡因，还断定其中的咖啡因和酒精成分特别危害孩子健康。萨姆・多布斯试图安抚这位活跃的妇禁会领袖。他决定北上，仿佛参加一场决斗似的。多布斯一开始就称赞舅舅阿萨：“对一位品格高尚的人来说，生产并销售一种可能致人毒瘾的饮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解释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慷慨地为慈善机构和学校捐赠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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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夫人仍然不为所动。她只是冷静地说，英国暴君查理一世也曾因为疼爱孩子而出名。“至于资助慈善机构，多布斯先生，这是对这些年来宣传可卡因饮料的赎罪。”此时的多布斯显然情绪失去了控制。他在艾伦夫人面前挥舞着这本破坏可口可乐名誉的妇禁会小册子，尖声叫道：“你以为我们会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喝毒药吗？我的孩子也喝可口可乐，如果可口可乐有毒，你认为我还会让他们喝吗？”待他从气急败坏中恢复平静之后，艾伦夫人回答说，小册子里从未使用“毒药”一词，但她相信该饮料是有害的，“我认识一位少年，可口可乐瘾使他在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一无是处”。最后，多布斯借揭发丑闻者的保护神塞缪尔・亚当斯之名进行反击，声称当《科利尔周报》派遣亚当斯到佐治亚州调查可口可乐时，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因为饮用该饮料而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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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两位角斗士分手时，谁都没能改变对方的想法。玛莎・艾伦随后就写信给亚当斯，询问他到佐治亚州的情况。亚当斯回信说：“多布斯先生不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盗用我的名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制造了一种假象。我对《科利尔周报》讲的意思是，我确信可口可乐不含可卡因，但我十分确切地相信它会让人上瘾……有害于健康，而且很难戒掉。正如空气中烟尘太多就会让人感觉像起火了一样。我通过书信往来和个人访谈了解到，南方所有地区的那些瘾君子必须每天喝15～20杯这种‘麻醉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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