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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布勒在调查查塔努加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后，同样对工人们“懒散的工作态度和不卫生的操作方式”大为不满。“举例说，如果一些‘异质成分’出现在暗色黑瓶子中，”他写道，“工人们很可能视而不见，让它继续留在里面，然后照常往瓶子里灌装饮料。清洁工作通常都只是表面的，仅仅清除了小部分的垃圾。”在奥格尔索普城堡附近，基布勒获悉，在禁令颁布以前，可口可乐主要用来治疗宿醉。但是当地一名酒店老板说，士兵经常喝“可口可乐烈酒”——软饮料和威士忌的混合物——这让他们“非常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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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晚秋的时候，基布勒终于返回到华盛顿。他深信，饮用可口可乐会上瘾，这证实了威利最初的担心。10月底，威利宣布，要组建一个特别针对软饮料的新试毒小组。报纸报道了他的12名勇敢的志愿者。他们是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将要测试100种不同的饮料，包括“广告中大肆宣传的补药、精神恢复剂和大脑刺激物”，而且据了解，它们还都含有“可卡因、咖啡因、水合氯酸或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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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进攻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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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07年最终结束的时候，萨姆・多布斯在年度报告中写道：“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不仅为开拓新业务而工作，更为保持已有的业务而努力。整整一年我们都在坚持不懈地与偏见、无知和嫁祸抗争。”经过1907年的多重冲击后，令阿萨・坎德勒感到欣慰的是，随后一年会平安无事地度过，糖浆销售量将近300加仑，现金盈余12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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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威利并没有放弃。他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正面进攻，这一行动本该在1908年11月发起，但遭到了官员们的干涉。食品和药品检查委员会成员兼法律顾问乔治・麦凯布多次否决了威利的查封建议，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咖啡因有害。2月8日，在挫败中一筹莫展的威利写信给亚当斯，向他保证“我会继续监视货船，直到我被军事法庭审判或被逮捕为止”。第二个月，威利在新奥尔良查到一艘可口可乐的州内货船，并且建议将它查封。被他吵得烦躁不安的麦凯布最终决定，将此事交给委员会成员邓拉普博士来裁决。邓拉普指出，“如果所有人都强烈反对咖啡因”，他就不得不禁止进口茶叶和咖啡——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事——他驳回了这位首席化学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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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再次激怒的威利不再拿茶或咖啡与可口可乐进行比较了。他声称，这个问题已经不“值得讨论”了。他在备忘录中痛苦而清楚地表露，自己最担心的是孩子喝可口可乐。5月，他进行了又一次尝试。他写道，地方委员会的一位妇女反对可口可乐公司把广告牌树立在学校附近，诱导学生们饮用。“如果孩子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喝咖啡因，”威利断言，“他们将会恐慌。我再次重申我的请求，虽然它已经被否决了多次，但我还是要起诉可口可乐公司。”结果，他再一次被否决了。这一次，农业部部长詹姆斯・威尔逊亲自告诉威利，不要再纠缠可口可乐公司了。威利当时“既惊讶又伤心”。但他后来写道：“和往常一样，我能看见幕后有一双强有力的手在操控着一切。”他痛苦地意识到，虽然公众把他奉为名人，他也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提名，但他的意见在上级面前却没有丝毫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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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部长曾命令他不要插手亚特兰大饮料大王的事务，但威利还是在7月派遣了检查员J.L.林奇去调查这家大工厂。林奇在那里观察到，一个黑人正在“煮”一大锅可口可乐。他报告说，这位“厨师”的脏衬衣浸透了汗水，脚趾从烂鞋子里伸了出来，还无所顾忌地把一团团的嚼烟吐在紧挨着搅拌锅的台子上。当糖溅到台子上时，他还用脚把它重新踢进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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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要嘲弄威利似的，1909年，阿萨・坎德勒雇了一艘载着可口可乐大标识的飞艇在华盛顿上空漂浮。同时，萨姆・多布斯和威廉・达西合编了一本《可口可乐真相》。这本自我辩护的小册子一开始写道：“这是一本增长知识的书——而不是辩护词。”在以后几年的斗争中，公司不顾本・托马斯对防御策略的反对，发行了上百万份这样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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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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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8月，约翰・坎德勒仍在吹嘘“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州或者联邦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了”。但是两个月后，一切都改变了。《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的编辑弗雷德・西利在华盛顿质问哈维・威利，为什么没有依据《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起诉可口可乐公司。与《亚特兰大宪政报》和《亚特兰大日报》不同，《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不是隶属于亚特兰大的商业组织。新泽西州人西利在1906年创立了这份报纸，他反对雇用童工和囚犯，因而被认为是激进分子。这位富有改革精神的编辑和阿萨・坎德勒早已成为敌手了。1909年5月，西利威胁说，要公布德凯特孤儿院令人震惊的照片，坎德勒正是其理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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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利问题的启发，威利挥舞着他手里有关可口可乐的调查文件，向这位编辑倾吐自己的挫败。西利直接找到威尔逊部长并警告他，除非准许威利继续调查下去，否则自己将在《亚特兰大佐治亚人报》上给他制造麻烦。就像威利所说的，“对大众媒体的恐惧心理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二天，威利获得了准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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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19日，药品副主管基布勒和检查员林奇跟踪一艘运送糖浆到查塔努加的货船。第二天，他们再次秘密巡视了可口可乐工厂。霍华德・坎德勒发现他们在酿造车间附近鬼鬼祟祟、神出鬼没时，吓了一大跳，但他仍不失礼貌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古柯和可乐混合物“5号商品”样品。当霍华德的父亲发现政府又一次派人来窥探时，像一只被激怒的大黄蜂一般扑了过去。“他非常冲动，发疯似的，神经高度紧张。”林奇回忆道。坎德勒说：“要是当时我在场，你们根本得不到样品。”坎德勒称基布勒是个“该死的木匠”，林奇对此迷惑不解。事实上，这位北方来的检查员显然误解了这个绰号。坎德勒其实是在辱骂这位政府检查员是该死的北方佬，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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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检查员林奇在查塔努加没收了37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糖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多没收了3大桶。这个案子被官方称为“美国政府诉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案”。尽管名字听起来滑稽可笑，但此案的法庭辩论却是唇枪舌剑，精彩纷呈。这是因违反《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而闹上法庭的第二起案件。现在，威利终于获得了农业部的支持，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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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战与反间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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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和政府几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案件审理的准备工作。威利的检查员们获悉，可口可乐打算召集著名的科学家证明咖啡因是无害的，威利于是也开始思考自己的专家证人人选。他还命令间谍们尽力收集对方科学家的把柄，但却一无所获。虽然威利强烈反对，但审判地点还是定在糖浆的查封地查塔努加，而不是在华盛顿。威利知道，查塔努加是座可口可乐城，这里的陪审团容易偏袒被告。“这无异于在亚特兰大审理此案。”威利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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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审判即将开始时，7位政府间谍秘密潜入查塔努加市监视陪审团成员，力图证明他们没有资格、缺乏道德或是和可口可乐有瓜葛。同时，坎德勒也雇用了自己的反间谍人员跟踪政府方面的代表们。整个事件的开始类似一部“吉斯通式的电影”[5]。有消息透露，一位陪审员曾经因为偷马被逮捕过，而另外一位则经常光顾酒吧。代表们解散了剩下的陪审员，因为他们的“层次十分低下”，看上去“完全不能胜任这种性质的案子”。在收集这类情报时，一个政府间谍抱怨说，他们也被“被告的间谍监视、跟踪和揭穿身份……这几乎让我们一筹莫展”。他还提到，住在市区的佩顿酒店是个错误，因为那里的老板是可口可乐公司的J.T.卢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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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审判开始之前，66岁、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单身汉威利娶了年龄比他小一半多的图书管理员安娜・凯尔顿。为了让她知道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威利带她到可口可乐的审判会上度“蜜月”，那里人人都以为他是主要证人。查塔努加的报界和上流社会因为“名人”威利博士坐在他们中间而激动得浑身发抖，即便他支持有罪的一方，人们仍把威利夫妇视为前来巡视的“皇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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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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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3月13日开庭那天起，大小桶审判案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成为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的新闻报纸近一个月来的头版头条新闻。可口可乐公司的两条主要罪状分别是“在饮料中掺假”和“使用虚假商标”。根据纯净食品法的规定，一种食品里如果含有某种有害的添加剂，就被认为是掺假品。接下来，政府不得不证明，咖啡因既是有害物质，又是这部法律所说的有害添加剂。起诉书声称可口可乐使用虚假商标，是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含有完整的古柯叶（也就是说可卡因被去掉了），而且可乐果也仅仅是微量的。当然，使用虚假商标的指控有些讽刺，因为如果饮料里面确实含有可卡因，那它早就是非法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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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查塔努加市民来说，这场审判为他们在茶余饭后的消遣提供了丰富的谈资。林奇和基布勒反复强调他们在肮脏的可口可乐工厂里看到的情况，详细陈述黑人厨师汗流满面的工作场景和随地吐痰的恶习，希望能激起种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基布勒证明，可口可乐不仅有害，而且还致使一位已故受害者的心脏硬化，甚至用小刀也根本切不开。这时，爱德华・桑福德法官不得不训斥可口可乐公司的专家证人，因为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听到这些奇闻趣事后竟然笑了起来。另外一个政府证人说，他在没收的糖浆里发现了稻草、大黄蜂残骸以及其他昆虫的一些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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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斯图尔特简短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急于想听到真正耸人听闻言论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被告律师反对，他的话不久就被打断了。斯图尔特曾在亚特兰大的讲道坛上攻击可口可乐，后来又给坎德勒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提到一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大量饮用可口可乐后变成了“放荡不羁的夜间幽灵……违反校规和女性礼仪，甚至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斯图尔特还说，可口可乐还让男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这不可避免地会诱使他们犯下手淫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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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的审讯都离不开专家证人的参与。不管陪审员们是否真的来自“低层”，大家都很怀疑，他们能否完全理解医生们和药剂师们在法庭上使用的那些专业术语，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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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的口才是无可挑剔的。《国家标准药局》（1905年版）的三位合编者都在法庭上作证——亨利・鲁斯比支持政府，查尔斯・卡斯帕里和霍巴特・黑尔支持可口可乐公司。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陪审团已经眼花缭乱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们得意地公布了一份有力的证词，证人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药理学家奥斯瓦尔德・施米德贝格，因为需要翻译，审判被迫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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