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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1年3月13日开庭那天起，大小桶审判案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成为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的新闻报纸近一个月来的头版头条新闻。可口可乐公司的两条主要罪状分别是“在饮料中掺假”和“使用虚假商标”。根据纯净食品法的规定，一种食品里如果含有某种有害的添加剂，就被认为是掺假品。接下来，政府不得不证明，咖啡因既是有害物质，又是这部法律所说的有害添加剂。起诉书声称可口可乐使用虚假商标，是因为事实上它并不含有完整的古柯叶（也就是说可卡因被去掉了），而且可乐果也仅仅是微量的。当然，使用虚假商标的指控有些讽刺，因为如果饮料里面确实含有可卡因，那它早就是非法产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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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查塔努加市民来说，这场审判为他们在茶余饭后的消遣提供了丰富的谈资。林奇和基布勒反复强调他们在肮脏的可口可乐工厂里看到的情况，详细陈述黑人厨师汗流满面的工作场景和随地吐痰的恶习，希望能激起种族主义者的不满情绪。基布勒证明，可口可乐不仅有害，而且还致使一位已故受害者的心脏硬化，甚至用小刀也根本切不开。这时，爱德华・桑福德法官不得不训斥可口可乐公司的专家证人，因为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听到这些奇闻趣事后竟然笑了起来。另外一个政府证人说，他在没收的糖浆里发现了稻草、大黄蜂残骸以及其他昆虫的一些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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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斯图尔特简短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然而，对于那些急于想听到真正耸人听闻言论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由于被告律师反对，他的话不久就被打断了。斯图尔特曾在亚特兰大的讲道坛上攻击可口可乐，后来又给坎德勒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提到一所女子学校的学生大量饮用可口可乐后变成了“放荡不羁的夜间幽灵……违反校规和女性礼仪，甚至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斯图尔特还说，可口可乐还让男孩子兴奋得睡不着觉，这不可避免地会诱使他们犯下手淫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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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的审讯都离不开专家证人的参与。不管陪审员们是否真的来自“低层”，大家都很怀疑，他们能否完全理解医生们和药剂师们在法庭上使用的那些专业术语，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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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的口才是无可挑剔的。《国家标准药局》（1905年版）的三位合编者都在法庭上作证——亨利・鲁斯比支持政府，查尔斯・卡斯帕里和霍巴特・黑尔支持可口可乐公司。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陪审团已经眼花缭乱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们得意地公布了一份有力的证词，证人是享誉世界的德国药理学家奥斯瓦尔德・施米德贝格，因为需要翻译，审判被迫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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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的资历证明书让人印象深刻，可大部分专家证人还是主要依赖于有缺陷的实验证据，并带有明显的个人偏见。然而，哈里・霍林沃斯和莉塔・霍林沃斯的双盲实验是个例外，这个实验突破常规地研究了咖啡因对人体的影响，其研究文献至今仍然被引为经典。年轻的哈里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接受这项工作——被认为“多少有点靠不住”——仅仅是因为他的前辈拒绝这项研究后。莉塔指导实验的具体操作，结果显示，适量的咖啡因能提高运动技巧，同时不影响睡眠规律。在等候出庭作证的时候，哈里・霍林沃斯发觉，整个庭审过程是“一场有趣的、经常逗人发笑的争吵”。霍林沃斯被“双方讲述的传闻和误导性证词”吓坏了。一位科学家让他感到相当失望，因为这位科学家竟然用木棒敲打兔子的头部，然后得出“咖啡因能引起兔子的脑血管堵塞致死”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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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出庭作证，这在阿萨・坎德勒的案子中并不难理解。他的律师们不想让这位暴躁的可口可乐拥有者靠近审判室一步。在开庭审判的大多数时间里，坎德勒都待在亚特兰大，给查塔努加写了一连串充满火药味的信，骂林奇是个作伪证的骗子，他还通过佐治亚报纸的炒作性新闻报道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他是很少受到责备的。西利的报纸曾一度打出这样的标题：《8杯可口可乐的可卡因含量足以致人死亡》。坎德勒总结道：“政府折磨我们的行径令人无法容忍，但是我相信，正义的力量最终一定会获胜。”政府的科学家花费了好几天时间来描述各种动物服用可口可乐以后出现的生理反应。当被告的辩护律师J.B.赛泽不满地指出给青蛙注射可口可乐很难构成合理的证据时，哈佛大学教授威廉・布斯博士无力地反驳说：“饲养青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试过了吗？”3月21日，阿萨・坎德勒怀着欣慰和几分藐视的心情写道：“政府快要把自己所有的老鼠、兔子和青蛙证人折磨得精疲力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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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报纸一再预言威利会出庭作证，但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虽然威利策划了整个起诉案件，但很明显他更倾向于让专家作证，并告诉律师们他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没有资格被称为专家。如果他的试毒小组拥有足够的对可口可乐不利的证据，威利肯定会出庭作证。但是很明显，这群年轻人都因为喝了这个饮料仅仅只是精力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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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虽然并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它无罪。所有的证词和对陪审员的秘密监视都没有起到作用。桑福德法官（1923年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法官席上发表了他的看法，命令陪审团做出一个有利于可口可乐的裁决。他宣判，该产品没有做虚假广告，虽然其中的确含有古柯和可乐果，但都只是微量。桑福德没有裁定咖啡因是否有毒，只是说可乐糖浆不属于《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规定的添加剂范畴，而是从该饮料被发明之日起整个配方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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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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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职员们喜气洋洋地到处宣传这次胜利。虽然如此，可口可乐的广告也确实因为审判而立即发生了变化。原告对该饮料的指控主要基于孩子们饮用可口可乐这样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状。被告律师没有证明咖啡因对孩童的健康是否有不良影响，只是一味否认小孩子喝可口可乐这个事实。这样的手法显得有点拙劣，因为当时许多广告塑造的都是孩子和父母一起喝可口可乐的场景。“父亲喜欢，儿子也喜欢。”1907年的一则广告刻画了一个5岁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吸着可口可乐的情景。1911年后，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规定出台：12岁以下的孩子不允许在可口可乐的广告中出现。法官的这条附带意见被强制执行，直到1986年才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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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审讯的负面宣传报道，1912年，两项议案被送到美国众议院，建议修正《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将咖啡因列入“成瘾”和“有毒”物质之列，而且必须在标签上注明。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奋力抗争，成功地否决了这两项议案。可口可乐取得了首次胜利，保住了产品中的咖啡因成分，并使它尽量远离公众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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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同样给威利博士带来了影响。他的上司千方百计要踢走这个顽固的化学家，指控威利为获取证词而非法贿赂鲁斯比医生。参议院为此展开了特别调查，报纸上充满了有关威利的漫画和社论。虽然他最终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在1912年，他感觉自己总是受到政府官员的阻挠。于是，1912年3月，当他在国内的知名度达到顶峰的时候，他果断提出了辞职，急流勇退。威利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远远大于现代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与他处于同一职位的）拉尔夫・纳达尔。威利获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甚至在他离开化学局以后仍有影响。这也正是为什么“紫色胡椒饮”董事长寄给他一份饮料的配方（因为不含咖啡因），邀请他参观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工厂，并向这位化学家保证自己会永远支持他。1912年5月，67岁的威利当了爸爸，他的小男孩立即被称为“纯净食品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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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坎德勒家族希望这位年迈的绅士（威利）安静地退休，那他们就想错了。威利开始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演讲。考虑到他的所有专家证人最近都坚持认为咖啡因是一种有害物质，威利就“咖啡作为美国的全民饮料的好处”问题发表演讲，这让坎德勒大伤脑筋。同时，威利担任了《好主妇》的固定专栏作家，以此作为攻击可口可乐的全国性根据地。1912年12月，他出版了《可口可乐之战》，在书里他用自己的观点对审判作了诠释。他指出，站在可口可乐公司一边的唯利是图的科学家被收买了。在书里附随的一幅漫画上，一位满脸堆笑的科学家正透过一只装饰着夸张美元符号的玻璃杯观察可口可乐。另外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好心的威利博士警告容易受骗的公众提防在一只巨大的可口可乐玻璃杯里面爬行的小鬼，它们身上都写着“神经过敏、上瘾和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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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口可乐公司在审判中获胜，全国性的宣传却对它十分不利，这引起了一位年轻的说教电影制片人D.W.格里菲思的注意。1912年，距格里菲思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并获得巨大成功已经过去了三年，但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纽约“传记”电影公司工作，每周艰辛地制作两部无声电影短片。其中有一部短片是抨击可口可乐的史诗，片名作《为了儿子》，剧中“麻醉可乐”的发明家看见自己的儿子深深陷入可卡因的折磨之中。一行电影字幕写道：“这种饮料已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皮下注射过量毒品而死去。格里菲思并不关心可口可乐不再含有可卡因的事实。“传记”电影公司的专职演员布兰奇・斯威特扮演神经紧张、有药瘾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麻醉可乐”而把一个小男孩推开，喝完饮料后因为痛苦得以减轻而微笑叹息。在男友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往饮料中掺加可卡因粉末（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甚至在喝不含麻醉剂的可口可乐时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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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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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桶案被上诉到联邦地方法院，虽然判决还没有下达，但美国政府已经着手从另一个方向努力了。第一部公司税法在1909年通过，但是它的税率并不高，因此，改革者要求提高税率。“企业正在逐步汇聚成一种势力，其权力高度集中，”1909年一位评论家写道，“所以，需要集权的政治力量从各个方面去规范它。”1913年，改革者的呼声有了回应，累进制所得税法出台了。这是对那些存储现金“超过合理商业需要”的公司征收的惩罚性税赋。这部税法强迫公司支付股息，这是个人股东的应税收入，公司不得予以相应的抵扣，这就相当于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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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法让会计师们苦恼不堪，他们不得不将阿萨・坎德勒个人的权益与公司的权益分开——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霍华德・坎德勒写道，“可口可乐公司就是阿萨・坎德勒，他个人和公司的产权收益界限一直没有明确划清。”从1914年年末新税法生效起，可口可乐公司账目显示盈余超过1000万美元。坎德勒对这部税法无比怨恨，他认为钱是自己赚的，只能由他决定是花还是留。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有必要设立“战备基金”，以便应对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对这点反应强烈，”他的儿子回忆说，“并且还经常说，摩西在圣经时代曾尝试实行过这样的税收制度，可惜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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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被迫申报了高额的股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支付股东1000多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640万美元的房地产。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共530股，其中阿萨・坎德勒就持有400股。因此，那些年坎德勒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1914年，他捐赠给埃默里大学100万美元，这无疑是试图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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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法官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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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政府在联邦地方法院败诉之后，就将案子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16年3月22日，最高法院的法官查尔斯・休斯推翻了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定，这是他准备离任，与伍德罗・威尔逊角逐总统宝座之前做出的最后一项判决。休斯出生于浸信教会之家，曾想投身浸信教会做牧师，他对“大桶小桶案”的判决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态度。令政府欣喜若狂而让可口可乐公司气愤不已的是，休斯说“可口可乐”这个名称不具有区别性特征，仅仅是两个普通名词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已。更重要的是，他认定咖啡因确实是一种有害添加剂，并把案子打回查塔努加，让桑福德法官重审此案，以便裁决咖啡因是否真正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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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的决定刚一公布，哈罗德・赫希就着手准备，希望通过协商来避免一场新的审讯。可口可乐公司和化学局双方都在疯狂地做实验——可口可乐公司的科学家是评估减少咖啡因后饮料的口感和风味变化，而政府的化学家阿尔斯伯格博士则试图证明咖啡因是有害物质。因为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果，阿尔斯伯格请求延长实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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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2日，此案终于庭外和解了。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争辩”，使政府在法律意义上获胜。反过来，公司同意减少一半咖啡因含量，即每盎司糖浆中的咖啡因含量不超过0.61格令，但这仍是降低了古柯叶和可乐果含量的“5号商品”中咖啡因含量的两倍。尽管桑福德法官在和解书里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双方达成了默契——政府将放开对可口可乐的管制，威利也不再在化学局里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从最初的追查到现在已经8年了，如今每个人都已厌倦了这场官司。然而，霍华德・坎德勒在几年以后暗示说，当时一位联邦律师接受了贿赂才同意庭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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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为打这场官司花费了25万多美元，但除了公众的抗议减少、当初被没收的那40大桶和20小桶陈腐变味的糖浆被追讨回来以外，公司显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正如哈罗德・赫希后来写道的：“这是一起重大的诉讼案，处理不当，它完全可能会彻底摧毁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事实上，赫希大获全胜了：可口可乐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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