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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坎德勒家族希望这位年迈的绅士（威利）安静地退休，那他们就想错了。威利开始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演讲。考虑到他的所有专家证人最近都坚持认为咖啡因是一种有害物质，威利就“咖啡作为美国的全民饮料的好处”问题发表演讲，这让坎德勒大伤脑筋。同时，威利担任了《好主妇》的固定专栏作家，以此作为攻击可口可乐的全国性根据地。1912年12月，他出版了《可口可乐之战》，在书里他用自己的观点对审判作了诠释。他指出，站在可口可乐公司一边的唯利是图的科学家被收买了。在书里附随的一幅漫画上，一位满脸堆笑的科学家正透过一只装饰着夸张美元符号的玻璃杯观察可口可乐。另外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好心的威利博士警告容易受骗的公众提防在一只巨大的可口可乐玻璃杯里面爬行的小鬼，它们身上都写着“神经过敏、上瘾和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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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口可乐公司在审判中获胜，全国性的宣传却对它十分不利，这引起了一位年轻的说教电影制片人D.W.格里菲思的注意。1912年，距格里菲思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并获得巨大成功已经过去了三年，但他仍然默默无闻地在纽约“传记”电影公司工作，每周艰辛地制作两部无声电影短片。其中有一部短片是抨击可口可乐的史诗，片名作《为了儿子》，剧中“麻醉可乐”的发明家看见自己的儿子深深陷入可卡因的折磨之中。一行电影字幕写道：“这种饮料已不能让他感到满足了。”最后，这个年轻人因为皮下注射过量毒品而死去。格里菲思并不关心可口可乐不再含有可卡因的事实。“传记”电影公司的专职演员布兰奇・斯威特扮演神经紧张、有药瘾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麻醉可乐”而把一个小男孩推开，喝完饮料后因为痛苦得以减轻而微笑叹息。在男友的指导下，她学会了往饮料中掺加可卡因粉末（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做法，甚至在喝不含麻醉剂的可口可乐时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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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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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桶案被上诉到联邦地方法院，虽然判决还没有下达，但美国政府已经着手从另一个方向努力了。第一部公司税法在1909年通过，但是它的税率并不高，因此，改革者要求提高税率。“企业正在逐步汇聚成一种势力，其权力高度集中，”1909年一位评论家写道，“所以，需要集权的政治力量从各个方面去规范它。”1913年，改革者的呼声有了回应，累进制所得税法出台了。这是对那些存储现金“超过合理商业需要”的公司征收的惩罚性税赋。这部税法强迫公司支付股息，这是个人股东的应税收入，公司不得予以相应的抵扣，这就相当于双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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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法让会计师们苦恼不堪，他们不得不将阿萨・坎德勒个人的权益与公司的权益分开——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从真正意义上来说，”霍华德・坎德勒写道，“可口可乐公司就是阿萨・坎德勒，他个人和公司的产权收益界限一直没有明确划清。”从1914年年末新税法生效起，可口可乐公司账目显示盈余超过1000万美元。坎德勒对这部税法无比怨恨，他认为钱是自己赚的，只能由他决定是花还是留。除此之外，他还认为，有必要设立“战备基金”，以便应对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特别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对这点反应强烈，”他的儿子回忆说，“并且还经常说，摩西在圣经时代曾尝试实行过这样的税收制度，可惜最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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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被迫申报了高额的股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支付股东1000多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640万美元的房地产。公司公开发行的股票共530股，其中阿萨・坎德勒就持有400股。因此，那些年坎德勒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1914年，他捐赠给埃默里大学100万美元，这无疑是试图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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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法官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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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政府在联邦地方法院败诉之后，就将案子上诉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16年3月22日，最高法院的法官查尔斯・休斯推翻了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定，这是他准备离任，与伍德罗・威尔逊角逐总统宝座之前做出的最后一项判决。休斯出生于浸信教会之家，曾想投身浸信教会做牧师，他对“大桶小桶案”的判决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态度。令政府欣喜若狂而让可口可乐公司气愤不已的是，休斯说“可口可乐”这个名称不具有区别性特征，仅仅是两个普通名词简单地拼凑在一起而已。更重要的是，他认定咖啡因确实是一种有害添加剂，并把案子打回查塔努加，让桑福德法官重审此案，以便裁决咖啡因是否真正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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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的决定刚一公布，哈罗德・赫希就着手准备，希望通过协商来避免一场新的审讯。可口可乐公司和化学局双方都在疯狂地做实验——可口可乐公司的科学家是评估减少咖啡因后饮料的口感和风味变化，而政府的化学家阿尔斯伯格博士则试图证明咖啡因是有害物质。因为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果，阿尔斯伯格请求延长实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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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12日，此案终于庭外和解了。可口可乐公司同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争辩”，使政府在法律意义上获胜。反过来，公司同意减少一半咖啡因含量，即每盎司糖浆中的咖啡因含量不超过0.61格令，但这仍是降低了古柯叶和可乐果含量的“5号商品”中咖啡因含量的两倍。尽管桑福德法官在和解书里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双方达成了默契——政府将放开对可口可乐的管制，威利也不再在化学局里继续追究这个问题。从最初的追查到现在已经8年了，如今每个人都已厌倦了这场官司。然而，霍华德・坎德勒在几年以后暗示说，当时一位联邦律师接受了贿赂才同意庭外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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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为打这场官司花费了25万多美元，但除了公众的抗议减少、当初被没收的那40大桶和20小桶陈腐变味的糖浆被追讨回来以外，公司显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正如哈罗德・赫希后来写道的：“这是一起重大的诉讼案，处理不当，它完全可能会彻底摧毁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事实上，赫希大获全胜了：可口可乐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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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危机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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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桶小桶案的和解并不说明可口可乐卷入的官司或者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纠葛就此结束。这场混乱为年迈的阿萨・坎德勒敲响了警钟，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迫害。当他离职、把公司交给孩子们打点的时候，却引起了一系列事件，使可口可乐遭受了更加严峻的威胁。但是，威胁不是来自竞争者、政治家或改革者，而是来自公司内部。麻烦就像潜伏在人体内的病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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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8章 险恶的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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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现在向法庭作以下陈述并宣誓一切属实：1919年夏季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发起人构想出了一套控制上述佐治亚公司股票的计划。由于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和人们产生的投机心理……上面提到的发起人就这样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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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瓶装公司诉可口可乐公司案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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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6年5月，当查尔斯・休斯宣布他对大小桶案的毁灭性判决时，64岁的阿萨・坎德勒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迫害他的又一证明：税收宰割他，法院起诉他，检查员折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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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彭伯顿的最后一个合伙人J.C.梅菲尔德像芒刺一样再次出现在坎德勒的身边。梅菲尔德和坎德勒一样忙碌，但他的许多商业投机活动却没有坎德勒那么成功。除了软饮料以外，他还投资房地产、油井和醋厂。1909年，他的“芹菜可乐”因含可卡因违反《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而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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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梅菲尔德是不会轻易被打倒的，没有什么能让他长期意志消沉下去。他重新启用了“Koke”名称（这是他最初使用过的名称之一），还买下了另外一个名为“麻醉药酒（Dope）”的可口可乐仿制品的所有权，不久就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Koke Company of America）的名义在全美大部分地区销售这两种仿制饮料。1914年，作为保护可口可乐商标的系列行动之一，赫希起诉了梅菲尔德。然而，不像其他仿冒者，梅菲尔德有足够的资金聘请律师为他打这场严酷而漫长的法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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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Koke”案件的证词中，可口可乐早期许多可疑的活动均被暴露无遗。在证人席上，梅菲尔德讲述了约翰・彭伯顿的吗啡瘾、查尔斯・彭伯顿复出及自己独立生产“YumYum”和“Koke”的1888个日日夜夜。他有些令人信服地宣称，他合法而直接地从可口可乐发明者那里得到了原始配方。此外，他的律师们还找到了多齐尔夫人。她坚持认为，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权益文件上，她的签名都是伪造的。所有这些材料在被埋藏了25年多之后又重新浮出水面，阿萨・坎德勒对此感到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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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e”案件充满了讽刺意味。多年来，坎德勒和赫希一直严厉谴责用俚语称呼可口可乐（特别是那些暗指可卡因成分的称谓），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他们不得不召集药剂师到证人席上证明“可乐”和“麻醉药酒”是公众对可口可乐的普遍称呼，而不是指梅菲尔德所生产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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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药剂师J.B.彭德格拉斯特证明说：“当有人到我的冷饮柜台要一杯‘麻醉药酒’时，我明白他指的是‘可口可乐’。”当顾客说出一大堆有趣的昵称，如“兴奋剂”或“坎德勒大厦的另一块砖”时，彭德格拉斯特也明白他们指的是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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