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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过了大半，“Koke”案件仍悬而未决，梅菲尔德又为可口可乐公司制造了更多的麻烦。他向1914年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可口可乐对仿冒者采取的惩戒行为是非法的。在1915年秋季和第二年春季的时候，司法部的一个特工向可口可乐瓶装商和他们的竞争者询问了一些重要问题。1916年夏天，阿萨・坎德勒接到了来自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正式通知他这些控状并要求给予回复。坎德勒恼怒的时候，常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下他的辩驳之词。在1916年大多数指控的旁边，他都写着“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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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绝向有竞争力的其他可乐饮料经销商出售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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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胁起诉竞争者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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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恶意起诉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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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全年购买可口可乐并做大量的广告，就会得到回扣，因此，我们认为这么做实际上是逼迫经销商只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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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诽谤竞争者的品格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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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给可口可乐的经销商发奖金，但仅限于那些不经营其他可乐饮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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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胁瓶盖生产商，如果不停止向竞争者供应瓶盖，就起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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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留间谍系统，调查竞争者的客户名单和其他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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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竞争者获得的订单、签订的合同千方百计予以取消或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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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能责怪坎德勒感到深受迫害。他一定觉得美国政府疯了。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为了保护自己产品的信誉和完整性，他采取积极的促销策略和合理的关注，却横遭毁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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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坎德勒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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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坎德勒收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正式通知的时候，亚特兰大的一群商人和政客支持、簇拥他竞选市长。亚特兰大市的财政收入几近枯竭，背负着15万美元的债务，学校破败不堪，街道急需修整；已经被解雇的警察局局长正准备起诉，要求回到工作岗位；电车售票员威胁要发起罢工。最初，坎德勒拒绝参加竞选——他是一个商人，不是政客——但是很快，他的自负心就战胜了一切疑惑。1916年6月19日，就在收到联邦贸易委员会那封信的第4天，他同意作为市长候选人。显然，这场市长竞选给他提供了一个退休的借口——坎德勒“心甘情愿，有时甚至是近乎渴望地想要摆脱可口可乐公司”，他的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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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坎德勒的候选资格后，他立刻启程去了密歇根州的一个矿泉疗养地，打算一直在那里疗养，直至竞选结束。但是他的政治顾问说，一位千万富翁一直隐居在密歇根州，甚至连假装参与竞选的姿态都没有，这实在是太傲慢了。坎德勒觉得他的话有道理，于是在离初选仅剩8天的时候回到亚特兰大，开始了紧张的、为期一周的政治演讲。“我站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我对这个职位不感兴趣，甚至不想得到它。事实上，我很想得到这个职位，”他告诉他的支持者，“如果我可以为你们所有的人尽一份责任，我将会得到一顶桂冠，即使在我百年之后它还会继续带给我荣耀。”他的竞争者，某工会的一个排版操作工，对“不朽的名声”不感兴趣，而是用“人民的候选人”赢取穷人的支持。他评价坎德勒是“资本主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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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化身明显符合亚特兰大的需要。在12月6日的选举中，坎德勒轻松获任市长一职。亚特兰大许多市民欣喜地把“阿萨叔叔”比作救世主，以为他会用数百万的家产解决这个城市的一切问题。当他把年薪4000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时候，他们备受鼓舞。可是除此之外，坎德勒在任期内竟然一毛不拔，仅仅是在自来水厂改造时赞助了一些资金。选举结束后，一位愤世嫉俗者评论说：“某个普通的家伙靠廉价商品、软饮料、药丸和安全别针发了财，成了市长的最佳人选，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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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选市长，坎德勒兼任法律与秩序委员会主席，帮助终止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但伴随着电车爆炸、枪击事件及“流氓！坏蛋！”的呼喊声，亚特兰大第一起严重的劳工骚乱使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工人们要求重视工会、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最后，留用的司机工资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工会被解散了，而且工会组织者也被开除了。现在，坎德勒用更加雄辩的口吻谴责劳工动乱的领袖：“煽动者的激进举动威胁到了商业制度的稳定性……这是一种政治寄生虫，来自用无知堆积起来的垃圾，靠着大众偏见的脓液养得肢肥体胖。”他继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说：“商业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自私而卑下。相反，它是世界进步的道路和带给人类无限福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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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市长任期满一年后，他的许多支持者都幡然醒悟了。他的内阁建议提高水费，这样势必损害穷人的利益。其他人想提高富人的税赋，坎德勒当即反对。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去年秋季，阿萨的支持者难道真的相信，这位老绅士会把自己的钱财当作一份免费礼物来填补城市财政赤字吗？”贝茜・史密斯夫人撰写并于1917年秋天发表的小册子《亚特兰大市民》似乎就是专门为了给坎德勒当头一棒。史密斯夫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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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德勒竞选期间，他曾对我们许诺……他几乎是说，我们的灵魂可以免除罪过，他用天才般的手就能抹去我们所有的债务……迄今为止，如果说他为亚特兰大办成了什么好事，我们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观察不到，不过他倒是增添了自己的荣誉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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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夫人指出，虽然坎德勒主张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为提高城市的税基而高估财产的价值，但市长本人的纳税申报却减少了10.8万美元。她还极为痛快地报道说，坎德勒吝啬之极，当他从报童手里接过报纸后，快速浏览完标题就还给了报童，而不肯付区区3美分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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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坎德勒的吝啬习惯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在他离任时，城市的预算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整体说来，他似乎是一位保守、正派、诚实的市长，即使他优先考虑的事情有时候显得有些奇怪。坎德勒市长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了一部《冰激凌和软饮料条例》，从而确保了冷饮柜台“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设施，远离老鼠、苍蝇或其他昆虫”。他还主张礼拜日尽量休闲娱乐，认为这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这样做会“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甚至比德国皇帝在悬而未决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还令人担忧”。当然，批评者对他的回应也是信手拈来：冷饮柜店员在安息日忙于销售可口可乐又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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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杖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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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1月21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以公司总裁的身份正式接管了可口可乐公司，但是他的父亲仍然持有大部分的股份。阿萨・坎德勒虽然忙于新的工作，但还是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并不打算放弃可口可乐公司的控股权，至少现在不会。这场斗争影响到了家族出售公司的系列计划。纽约的两位律师班布里奇・科尔比和埃德・布朗代表某个辛迪加集团，计划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去净赚的巨额利润，出售公司将会在税收方面获得更大的好处：以投资资本形式赚取的2500万美元需要缴纳的累计收益税，比起其他形式的同值收入需要缴纳的税金要少得多，而且公司也不必再支付那些特别股息了。1917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一一列明了收购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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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可口可乐公司召开了一次喧闹的董事会。1920年，法庭要求呈递当天的会议记录时，这些档案和科尔比致布朗的那封信碰巧一起失踪了，仅存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只有含义模糊的一句话：“阿萨・坎德勒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他的“口头报告”是对出售公司计划的严厉叱责。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的那样：“这场交易泡汤了，因为坎德勒家族的那个大股东拒不同意。”在董事会上，坎德勒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着，听着建议和陈述。如果他不同意，就会逐渐变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抚弄拇指。然后，他用尖锐的声音急切而果断地说：“我，阿萨・坎德勒，公司股票90%的持有者，表示反对霍华德・坎德勒先生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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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原先计划的资本结构调整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被拖延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重组却从来没有进行过。根据1918年6月4日的会议记录：“现在看来，当初没有放弃老公司是明智的选择。”然而，科尔比和布朗已经签发了2500万美元的“实益拥有权证明书”，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出售股份的回报。科尔比和布朗威胁要起诉公司违约，最后他们得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事情才算了结。到1918年夏季作出此项决策的时候，坎德勒的孩子们才完全合法地控制了整个可口可乐公司。紧随着大小桶案的解决，阿萨・坎德勒将他所有的不动产权益全部移交给了他的孩子们。1917年12月，作为圣诞礼物，他把自己拥有的股票几乎全部送给了家人，只给自己留下了象征性的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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