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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化身明显符合亚特兰大的需要。在12月6日的选举中，坎德勒轻松获任市长一职。亚特兰大许多市民欣喜地把“阿萨叔叔”比作救世主，以为他会用数百万的家产解决这个城市的一切问题。当他把年薪4000美元捐赠给慈善机构的时候，他们备受鼓舞。可是除此之外，坎德勒在任期内竟然一毛不拔，仅仅是在自来水厂改造时赞助了一些资金。选举结束后，一位愤世嫉俗者评论说：“某个普通的家伙靠廉价商品、软饮料、药丸和安全别针发了财，成了市长的最佳人选，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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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选市长，坎德勒兼任法律与秩序委员会主席，帮助终止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但伴随着电车爆炸、枪击事件及“流氓！坏蛋！”的呼喊声，亚特兰大第一起严重的劳工骚乱使整个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工人们要求重视工会、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最后，留用的司机工资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工会被解散了，而且工会组织者也被开除了。现在，坎德勒用更加雄辩的口吻谴责劳工动乱的领袖：“煽动者的激进举动威胁到了商业制度的稳定性……这是一种政治寄生虫，来自用无知堆积起来的垃圾，靠着大众偏见的脓液养得肢肥体胖。”他继续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说：“商业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自私而卑下。相反，它是世界进步的道路和带给人类无限福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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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市长任期满一年后，他的许多支持者都幡然醒悟了。他的内阁建议提高水费，这样势必损害穷人的利益。其他人想提高富人的税赋，坎德勒当即反对。一篇社论这样写道：“去年秋季，阿萨的支持者难道真的相信，这位老绅士会把自己的钱财当作一份免费礼物来填补城市财政赤字吗？”贝茜・史密斯夫人撰写并于1917年秋天发表的小册子《亚特兰大市民》似乎就是专门为了给坎德勒当头一棒。史密斯夫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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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德勒竞选期间，他曾对我们许诺……他几乎是说，我们的灵魂可以免除罪过，他用天才般的手就能抹去我们所有的债务……迄今为止，如果说他为亚特兰大办成了什么好事，我们用最高倍的显微镜也观察不到，不过他倒是增添了自己的荣誉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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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夫人指出，虽然坎德勒主张热心公益事业的市民为提高城市的税基而高估财产的价值，但市长本人的纳税申报却减少了10.8万美元。她还极为痛快地报道说，坎德勒吝啬之极，当他从报童手里接过报纸后，快速浏览完标题就还给了报童，而不肯付区区3美分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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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坎德勒的吝啬习惯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在他离任时，城市的预算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整体说来，他似乎是一位保守、正派、诚实的市长，即使他优先考虑的事情有时候显得有些奇怪。坎德勒市长的成就之一就是通过了一部《冰激凌和软饮料条例》，从而确保了冷饮柜台“有良好的照明和通风设施，远离老鼠、苍蝇或其他昆虫”。他还主张礼拜日尽量休闲娱乐，认为这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这样做会“陷入令人担忧的境地，甚至比德国皇帝在悬而未决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还令人担忧”。当然，批评者对他的回应也是信手拈来：冷饮柜店员在安息日忙于销售可口可乐又作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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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杖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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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1月21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以公司总裁的身份正式接管了可口可乐公司，但是他的父亲仍然持有大部分的股份。阿萨・坎德勒虽然忙于新的工作，但还是很快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并不打算放弃可口可乐公司的控股权，至少现在不会。这场斗争影响到了家族出售公司的系列计划。纽约的两位律师班布里奇・科尔比和埃德・布朗代表某个辛迪加集团，计划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去净赚的巨额利润，出售公司将会在税收方面获得更大的好处：以投资资本形式赚取的2500万美元需要缴纳的累计收益税，比起其他形式的同值收入需要缴纳的税金要少得多，而且公司也不必再支付那些特别股息了。1917年1月15日的一封信中一一列明了收购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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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可口可乐公司召开了一次喧闹的董事会。1920年，法庭要求呈递当天的会议记录时，这些档案和科尔比致布朗的那封信碰巧一起失踪了，仅存的一份年度报告里只有含义模糊的一句话：“阿萨・坎德勒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他的“口头报告”是对出售公司计划的严厉叱责。正如《纽约时报》后来报道的那样：“这场交易泡汤了，因为坎德勒家族的那个大股东拒不同意。”在董事会上，坎德勒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着，听着建议和陈述。如果他不同意，就会逐渐变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抚弄拇指。然后，他用尖锐的声音急切而果断地说：“我，阿萨・坎德勒，公司股票90%的持有者，表示反对霍华德・坎德勒先生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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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原先计划的资本结构调整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里被拖延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重组却从来没有进行过。根据1918年6月4日的会议记录：“现在看来，当初没有放弃老公司是明智的选择。”然而，科尔比和布朗已经签发了2500万美元的“实益拥有权证明书”，作为可口可乐公司出售股份的回报。科尔比和布朗威胁要起诉公司违约，最后他们得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事情才算了结。到1918年夏季作出此项决策的时候，坎德勒的孩子们才完全合法地控制了整个可口可乐公司。紧随着大小桶案的解决，阿萨・坎德勒将他所有的不动产权益全部移交给了他的孩子们。1917年12月，作为圣诞礼物，他把自己拥有的股票几乎全部送给了家人，只给自己留下了象征性的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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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的糖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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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公司被迫做出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调整。美国参加一战，导致糖的限量供应。可口可乐打出广告宣称“白糖应征参战”，请求公众对糖供给的减少保持耐心。另外一则爱国主义的广告刻画了一双捧着可口可乐饮料杯的手，背景是举着火把的自由女神像。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发觉，这实际是在恳求瓶装商不要去开拓新的市场，因为公司已经不能保证供应足够的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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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白糖一直是可口可乐中最贵的成分。多年以来，白糖的批发价一直在每磅5美分左右徘徊。到1917年5月的时候，价格上涨到8美分，这就需要给每加仑糖浆加价5美分。萨姆・多布斯“命令”瓶装公司多支付一些，但哈罗德・赫希不同意，因为装瓶合同上规定了固定价格不变。赫希建议采用灵活的外交策略，而非强硬的军事命令。于是，萨姆・多布斯飞到查塔努加，同乔治・亨特商讨这个问题。自从1914年亨特的舅舅本杰明去世之后，亨特就接掌了托马斯公司。鉴于战时的“特殊情况”，亨特同意在必要的时候暂时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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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1月，霍华德・坎德勒决定终止回扣方案，一方面是想阻止大量购买，另一方面是想躲避他预感即将来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起诉。（1918年2月15日，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最终开始审判。就连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们都缺乏十分有力的证据反对可口可乐公司。1919年11月17日，案件被迫撤销。）同月，他发表声明说，工厂开始停产，直到新的糖原料送到为止。应政府的要求，软饮料生产商把产量都减少了一半。“但是，我们连减半供给的糖都弄不到。”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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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对可口可乐生意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1916年，糖浆销量接近1000万加仑。19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00多万加仑。第二年，又下降到1000万加仑。虽然可口可乐总的需求量在稳步上升，但由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糖，可口可乐明显失去许多生意。冷饮柜台前贴出了这样的告示：“可口可乐供不应求，我们提供质量稍差一点的非洲可乐。”许多其他冷饮柜台和瓶装商没有那么诚实，由此滋生了大量冒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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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也意味着征税更多。约翰・坎德勒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声明，反对向软饮料征收10%的特别税。他说：“我的客户都愿意付税，他们也希望付税，并无意逃税。”但是经营利润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乐公司不能接受这项税收提议。“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不被摧毁。”坎德勒请求政客们网开一面。他向他们解释说，公司不可能让瓶装商负担这个税，因为他们签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瓶装商和冷饮柜店主的提价也不会超过惯常的5美分，否则会引发公众的抗议。简而言之，在坎德勒看来，软饮料业将会被伤害，政府只会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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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参议员们还是通过了这项征收10%的税法。但一点也不奇怪的是，软饮料行业仍然存活了下来。可口可乐公司让瓶装公司支付了部分税金，瓶装公司又把税赋转嫁到瓶装厂身上，从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满。面临坎德勒家族和瓶装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价不变的强大压力，许多瓶装商认为这是商业自杀，于是纷纷向批发商要高价，最后导致零售价涨到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装商写道：“今年我必须赚钱，否则我的处境堪虞。我购置制冰机花了3000美元，买卡车用了6000美元，还有去年的所得税6000美元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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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望之中，其他瓶装商为了延续糖浆供应，采用白糖的类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浆、蜂蜜糖和糖精。1918年11月战争结束后，可口可乐公司自豪地吹嘘说：“成分没有改变，质量没有降低，浓度没有稀释，可口可乐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不变。”但是这很显然歪曲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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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后的1919年注定是可口可乐公司特别兴旺的一年。“那些回国的士兵会很饥渴，”一位瓶装商预言说，“他们会记起当年最合心意的东西是什么。”可口可乐糖浆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应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会上，霍华德・坎德勒建议，在北大街购买一块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产工厂，包括一幢办公大楼、厂房、制桶厂和糖加工厂，总共耗资近8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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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工厂计划其实是自信心持续膨胀的结果。两周后的2月24日，上诉法庭引证“不清白的手”说法，裁定J.C.梅菲尔德胜诉。这个判决表示，因为可口可乐中曾经含有“致命的药物可卡因”，所以它根本没有权利可言。此外，饮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来自茶树叶，而不是可乐果。因此，法庭认为，可口可乐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种欺骗、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国瓶装商公报》上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裁决下，不管仿冒者有多么大胆，可口可乐公司都不能彻底防御他们。”他还补充说，这把公司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甚至可能是“毁灭性”的境地。可口可乐公司立刻把“Koke”案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对审判结果依然毫无把握，因为三年前正是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决可口可乐公司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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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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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e”案的最终判决结果笼罩着公司的未来。1919年7月1日，萨姆・多布斯在纽约市的华尔道夫酒店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会晤，商谈出售可口可乐公司的事宜。伍德拉夫是佐治亚州信托公司的主席，在纽约交际甚广，很可能就是1917年最初企图收购可口可乐公司的幕后主使者。据他说，“某利益集团”同样愿意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了来自“Koke”案的威胁，多布斯还意识到了公司沉重的税务负担，这也是他赞同出售公司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做将会大大减少累计收益税以及战争期间的超额收益税。超额收益税是指政府对公司的小量资本投入超过“合理”比例部分的超额利润所征收的税赋。多布斯满腔热情地答应把伍德拉夫的提案带回亚特兰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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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结实、下巴突出的伍德拉夫是一个富有的面粉厂老板的儿子。像约翰・彭伯顿一样，他也从佐治亚州的哥伦比亚来到亚特兰大；但与彭伯顿不同的是，他在旧金山时就已经很成功了，一系列交易使他获得了令人羡慕（和敬畏）的地位。伍德拉夫寻找那些快要倒闭的小公司，然后把它们合并成像亚特兰大制冰与煤炭公司、亚特兰大钢铁厂、帝国棉油公司、卜纳特实验室和大陆轧棉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但他职业生涯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要算这次与可口可乐公司的洽谈，到目前为止，这是发生在南方的一宗最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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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伍德拉夫都小心谨慎、低调行事，因为他知道，坎德勒家族，尤其是竞争对手、银行家阿萨，宁愿把他们在南方的公司卖给不知名的纽约某利益集团，也不愿卖给臭名昭著的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尽管伍德拉夫很富有，但他对金钱的极端吝啬反倒让阿萨・坎德勒成了一名挥霍者。伍德拉夫因在小事上的过分节俭而声名狼藉。他积攒酒店的香皂，把一沓沓的债券藏在衣服里面以省去运费。曾经有一个行李生等他给小费，可伍德拉夫把身上的口袋摸索一遍后，不仅没有摸出一分钱来，而且嘴里还咕哝道：“我好像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行李生说：“伍德拉夫先生，如果你确信你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那它就一定还在你身上。”甚至连一向尊重他的报纸专栏作家在赞扬他的商业才干之余，也承认伍德拉夫让人不愉快的本性。1919年亚特兰大一位编辑说：“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了解他的私事。他是一个低调沉默、不好相处的人，没什么亲密朋友。可当他需要金钱时，美元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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