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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e”案的最终判决结果笼罩着公司的未来。1919年7月1日，萨姆・多布斯在纽约市的华尔道夫酒店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会晤，商谈出售可口可乐公司的事宜。伍德拉夫是佐治亚州信托公司的主席，在纽约交际甚广，很可能就是1917年最初企图收购可口可乐公司的幕后主使者。据他说，“某利益集团”同样愿意出价2500万美元收购可口可乐公司。除了来自“Koke”案的威胁，多布斯还意识到了公司沉重的税务负担，这也是他赞同出售公司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做将会大大减少累计收益税以及战争期间的超额收益税。超额收益税是指政府对公司的小量资本投入超过“合理”比例部分的超额利润所征收的税赋。多布斯满腔热情地答应把伍德拉夫的提案带回亚特兰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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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结实、下巴突出的伍德拉夫是一个富有的面粉厂老板的儿子。像约翰・彭伯顿一样，他也从佐治亚州的哥伦比亚来到亚特兰大；但与彭伯顿不同的是，他在旧金山时就已经很成功了，一系列交易使他获得了令人羡慕（和敬畏）的地位。伍德拉夫寻找那些快要倒闭的小公司，然后把它们合并成像亚特兰大制冰与煤炭公司、亚特兰大钢铁厂、帝国棉油公司、卜纳特实验室和大陆轧棉公司这样的大企业。但他职业生涯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要算这次与可口可乐公司的洽谈，到目前为止，这是发生在南方的一宗最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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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伍德拉夫都小心谨慎、低调行事，因为他知道，坎德勒家族，尤其是竞争对手、银行家阿萨，宁愿把他们在南方的公司卖给不知名的纽约某利益集团，也不愿卖给臭名昭著的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尽管伍德拉夫很富有，但他对金钱的极端吝啬反倒让阿萨・坎德勒成了一名挥霍者。伍德拉夫因在小事上的过分节俭而声名狼藉。他积攒酒店的香皂，把一沓沓的债券藏在衣服里面以省去运费。曾经有一个行李生等他给小费，可伍德拉夫把身上的口袋摸索一遍后，不仅没有摸出一分钱来，而且嘴里还咕哝道：“我好像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行李生说：“伍德拉夫先生，如果你确信你有一枚25美分的硬币，那它就一定还在你身上。”甚至连一向尊重他的报纸专栏作家在赞扬他的商业才干之余，也承认伍德拉夫让人不愉快的本性。1919年亚特兰大一位编辑说：“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也没有人了解他的私事。他是一个低调沉默、不好相处的人，没什么亲密朋友。可当他需要金钱时，美元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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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辛迪加包括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担保信托公司，但是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官方入股。为了隐瞒幕后买主的真实身份，多布斯带回亚特兰大的合同都没有签名。然而，不久之后，担保信托公司的副总裁尤金・斯泰森就放弃使用匿名，正式到亚特兰大参与这场交易谈判，欧内斯特・伍德拉夫则仍然留在纽约的临时办公室里，用一根专用电话线与亚特兰大保持联系。由多布斯作为中间人，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商讨后，截止至7月26日，大多数合同书都已签订。这样，辛迪加只要在8月28日以前付清2500万美元，就能获得实际拥有权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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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信托公司召开董事会，“广泛讨论”有关可口可乐公司的收购事宜，萨姆・多布斯以信托公司董事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伍德拉夫陈述了他的理由：这是一个靠零散资本运作获得巨大利润的家族式小企业。只要管理恰当，规模将会成指数增长，尤其是在对外业务方面。此外，刚刚通过的沃尔斯特禁酒法案于1920年1月16日正式开始施行之后，也将会极大地提高可口可乐的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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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次收购是一场赌博，胜负取决于具有潜在影响的“Koke”案能否获得有利的裁决。于是，公司最终决定，只有当银行的律师们在最高法院对收购可口可乐公司的把握性做出肯定表示以后，才能实施收购方案。到8月13日，司法部门可能已经开了绿灯。“兹决议，因已购得代表可口可乐公司股份的共享证书，辛迪加已经收购可口可乐公司。”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个人得到2万股认股权，因为“考虑到他为这场交易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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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伍德拉夫成功地完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友好型融资收购（Friendly leveraged buyout）”。佐治亚州可口可乐公司将被卖给一家新公司，即特拉华州可口可乐公司（该州以宽松的公司税政策而闻名）。股东们（比如坎德勒家族）将收到1500万美元的现金及价值1000万美元、利率为7%的优先股。此外，为了逃税，公司向公众发行50万支未规定票面价值的普通股。信托公司只筹集到450万美元现金，但需求量为1500万美元。这样推算起来，余下的资金应该来自辛迪加股份的其他签名承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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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笔资金，信托公司没有多余的储备金。它只有180万美元存款，目前是亚特兰大7家银行中规模最小的一家。即便如此，伍德拉夫仍然对转嫁成功很有信心。8月22日他公布合约的那天，《亚特兰大宪政报》用头号大标题在报纸的头版写道：“可口可乐被亚特兰大人收购：佐治亚信托公司得到了全民饮料！”同一天，银行邮寄了一封题头印着“绝密”字样的信给它的股东们，因为这封信语义含糊，股东们只有被逐一解释后才能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信托公司的股东们可以按照持有的银行股用1∶1的比例购买可口可乐股份，只要他们在5天之内为每股股票预付195美元定金即可。这封信还承诺说，10月1日辛迪加解散之时会实行一次财产分配。这种模糊的用语掩饰了背后的实情，那些拿钱收购可口可乐的人在清理股份时，使劲地购买了每股仅5美元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十月份就可得到每股190美元的返还金。8月26日上午9
:00，股票公开发行的时候，每股售价40美元。到当天下午3:45，股票被超额认购14万股，股票销售大获全胜。将近半数的股票被亚特兰大人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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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整个销售过程也就清楚明朗了。坎德勒家族一夜暴富，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大厦迅速遍及整个亚特兰大。萨姆・多布斯获得了新公司总裁的职位，而霍华德・坎德勒则被明升暗降，成了董事会主席。然而，公司真正的实权却掌握在“投票受托人”这个三人小组手里，他们是伍德拉夫、斯泰森和多布斯。股东在公司经营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多布斯这个坎德勒唯一的亲属在公司里的票数也没超过其他两位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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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清楚的是，神秘的“辛迪加”究竟从这桩交易中赚了多少钱。知道内情的人显然以每股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3000股，但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为他的2万股付了款。信托公司清理可口可乐公司时股票，有权以5美元的价格进购24900股，从此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据估计，其直接利润在200万～500万美元之间。瓶装商后来愤然抱怨不法投机者在幕后“操纵”，但除了旷日持久的美国国内收入署税收案件以外，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触犯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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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华州公司的财务报告反映出了最为重要的变化。资产负债表的开头账目显示，不动产、建筑物、机器和设备总价值不到200万美元，但是无形资产价值高达2496万美元。这些无形资产构成了可口可乐价值的核心，包括配方、商标和好口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计报表。事实上，伍德拉夫辛迪加真正买下的不是原始的糖浆工厂，而是美国消费者心目中的好口碑。随后几年，这种无形的口碑效应会逐渐放大，进而产生有形的经济效益。可口可乐公司1919年的1股原始股到2000年已经分裂成了4608股。如果用这样1股原始股的股息再继续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当时40美元（或内部价5美元）的投资到2000年时的价值近700万美元。这样算来，如果谁的曾祖父在1892年购买了1股阿萨的可口可乐公司股票（面值为100美元），那到今天，收益就将近73.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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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的苦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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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孩子签署收购合约前，阿萨・坎德勒对收购事宜一无所知。他的儿子在传记中写道，他当时相当震惊。在收购是既成事实后，他拒绝出席佐治亚公司的最后一次董事会。对这位老人而言，这个时机实在是太糟糕了。坎德勒夫人露西在他的市长任期结束不久后，于1919年3月死于乳腺癌。现在，这位企业界的大亨又要放弃公司。他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和权力尽失的苦楚，仿佛暴风雨来临时的李尔王一样。失去了可口可乐，阿萨・坎德勒迅速变成了一个可怜人。他曾真心地写道：“我的精神状态一点也不能让生活真正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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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所有的成就都化为了灰烬，他所拥有的只剩下灰烬。他开始逐渐生活在神秘的过去里，在乡下度过的少年时期泛着无可挽回的伊甸园的光泽。“在这些年劳心、忧虑、心神烦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过去那黄金般的岁月。有时候，我以为我过去是住在天堂，四处徘徊却迷失了方向。”1921年，坎德勒悲哀地写信给霍华德说：“我也算得上是亚特兰大的建设者，是佐治亚州的激进分子——你们的顾问——可惜，我现在无人陪伴，公司既不需要我上班，也不再征询我的意见。”坎德勒内心充满自怜的感伤，于是决定找一个新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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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70岁的坎德勒通知全家，他打算娶一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女人，新奥尔良的万兹玛・马歇尔。他的主教弟弟沃伦颇为尴尬和惊诧，使出浑身解数阻止他们结合。沃伦知道阿萨不会听他的话，便说服两人共同熟悉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善意的劝阻信。坎德勒在信上潦草地写上“还有你，布鲁图”和“为什么要再刺一刀呢”，寄了回去。当阿萨最终屈从于家庭重压而取消婚约时，马歇尔小姐起诉他违背誓言，主教的一位朋友因此写道：“我越来越相信，你哥哥的一切麻烦均是有预谋的，她想为天主教会争取到他的百万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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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个月后，阿萨・坎德勒娶了梅・利特尔，坎德勒大厦里37岁的速记员。“明天我将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伴侣，”他写信给霍华德，“我相信，她是喜欢我的，这是对我的一个安慰。”新坎德勒夫人带着一对10岁的双胞胎女儿搬进了位于莱昂大街的豪宅。但是8个月后，她上了《纽约时报》头条，因为她被当场抓住和两个男人一起喝私酿酒。“我们正在开一个小型派对。”她告诉警察。1924年6月，结婚刚满一年，坎德勒在起草的离婚书上写道，“从一开始”，他的妻子就忽略他的“舒适和便利”，早上很早就离开家去找“一个男人陪伴一起开车到乡间”。那年10月，坎德勒夫人摇晃着在公路上逆行时，碾死了一个5岁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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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年底，阿萨・坎德勒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当坎德勒最后一次被传唤到法庭上作证时（作为“我的可乐”案件的辩护证人），他为弗兰克・鲁滨逊的去世哀恸不已。“每个人都死了，只剩下我，我也应该去的，只是还没有死。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从摇篮到坟墓，一辈子经历了太漫长的岁月。”他独自在纽约比尔特莫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写道，他“一点也不喜欢外出”，因为房间里很暖和。他恳求他的孩子们“尽量想起我以前的样子”。坎德勒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他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77岁的坎德勒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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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把阿萨・坎德勒的一生看作是一出道德剧，把他比作威利・洛曼（美国著名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一类的人物，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烦恼不安因此相随而生，甚至在他的事业达到辉煌鼎盛之时也无二致。由于缺乏信心，他拼命地寻找最基本的信仰，并最终在美国资本主义、卫理公会教徒的上帝、理想化的妇女和人类的福音饮料可口可乐中发现了它们。没有阿萨・坎德勒，可口可乐不会成为世界上广告做得最好的产品，也不会销往全美国。他渴望不朽，并最终在他的饮料里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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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希望能活着看到他的孩子们创下伟大的事业，可他们却因专横、凡事绝对化的父亲、轻松到手的财富和多灾多难的命运而饱受磨难。小阿萨，也就是巴迪，是一个酒鬼，他在自家前院经营公共的游泳池、洗衣店和动物园。他给自己的四头大象分别取名为古柯、可乐、清新、可口，还曾因为他饲养的一只狒狒爬过栅栏吃掉邻居钱包里的60美元而被起诉。阿萨的另一个儿子沃尔特卷入了一场声名狼藉的诉讼案件，因为凌晨3
:00他在一艘豪华游轮上欲强奸有夫之妇时被当场捉住。他的儿子威廉建造了一流的亚特兰大比尔特莫尔旅馆，却在佐治亚州南部开车时撞上一头迷路的母牛而身亡。阿萨的女儿露西・坎德勒的第二任丈夫海因茨死于一起血腥的谋杀案，一个黑人盗贼因此被监禁，但谣言传说杀害海因茨的凶手是他们的某个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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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长子霍华德似乎总是符合父亲的期望。然而，站在霍华德的角度看，他却恨透了阿萨。作为公司的总裁，霍华德批准了把公司的秘方卖给伍德拉夫辛迪加的提议，尽管他知道这件事会要了父亲的命。霍华德的内心充满了罪过、羞愧、热爱和压抑等复杂情感，正是在这些复杂的情绪状态下，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表面上看，这本传记尽用一些令人厌恶的奉承话来刻画阿萨・坎德勒，却对其违背誓言的那次起诉以及失败的第二次婚姻只字未提。但是，霍华德巧妙地在字里行间设法报复了他那位专制的父亲，令他的形象经常被损坏，特别是在弗兰克小马这则故事里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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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上完马具、备妥马和四轮车以后，父亲在座位上坐好，拉着马背上的缰绳，吆喝着马驹前进。然而，他没有办法让马驹弗兰克往前走，弗兰克最多只是撒开四蹄蹲下来，浑身颤抖。这个时候，父亲会卸下马具，右手顺势抓住马嚼子旁边的绳子，气急败坏地用左手拿起一根长长的柳条，狠狠地鞭打弗兰克，并用他尖锐而激动的嗓音训诫弗兰克听从他的指挥——但这一切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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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华德・坎德勒的内心深处，一定很渴望经常都可以像弗兰克一样反抗父亲的命令。在人兽之战中，他的同情心倾向于哪边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无论怎样不满，霍华德总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掩饰得很好。1919年伍德拉夫接管公司之后，萨姆・多布斯当上了总裁，他对此并不抱怨。第二年，当瓶装商发起反对新主人运动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可口可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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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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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公司和实际瓶装厂对辛迪加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回到查塔努加，乔治・亨特听到了很多关于纽约召开秘密会议的传闻，接着他便发电报给哈罗德・赫希，要他“挤出一点时间，写信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处于谈判核心位置的赫希在1919年8月8日回信时再次向瓶装公司保证：“大财团正在接管这家公司，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瓶装商的权利一定会受到绝对的保护，无须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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