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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孩子签署收购合约前，阿萨・坎德勒对收购事宜一无所知。他的儿子在传记中写道，他当时相当震惊。在收购是既成事实后，他拒绝出席佐治亚公司的最后一次董事会。对这位老人而言，这个时机实在是太糟糕了。坎德勒夫人露西在他的市长任期结束不久后，于1919年3月死于乳腺癌。现在，这位企业界的大亨又要放弃公司。他感受到了背叛的滋味和权力尽失的苦楚，仿佛暴风雨来临时的李尔王一样。失去了可口可乐，阿萨・坎德勒迅速变成了一个可怜人。他曾真心地写道：“我的精神状态一点也不能让生活真正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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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所有的成就都化为了灰烬，他所拥有的只剩下灰烬。他开始逐渐生活在神秘的过去里，在乡下度过的少年时期泛着无可挽回的伊甸园的光泽。“在这些年劳心、忧虑、心神烦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过去那黄金般的岁月。有时候，我以为我过去是住在天堂，四处徘徊却迷失了方向。”1921年，坎德勒悲哀地写信给霍华德说：“我也算得上是亚特兰大的建设者，是佐治亚州的激进分子——你们的顾问——可惜，我现在无人陪伴，公司既不需要我上班，也不再征询我的意见。”坎德勒内心充满自怜的感伤，于是决定找一个新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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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70岁的坎德勒通知全家，他打算娶一个离过婚的天主教女人，新奥尔良的万兹玛・马歇尔。他的主教弟弟沃伦颇为尴尬和惊诧，使出浑身解数阻止他们结合。沃伦知道阿萨不会听他的话，便说服两人共同熟悉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善意的劝阻信。坎德勒在信上潦草地写上“还有你，布鲁图”和“为什么要再刺一刀呢”，寄了回去。当阿萨最终屈从于家庭重压而取消婚约时，马歇尔小姐起诉他违背誓言，主教的一位朋友因此写道：“我越来越相信，你哥哥的一切麻烦均是有预谋的，她想为天主教会争取到他的百万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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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几个月后，阿萨・坎德勒娶了梅・利特尔，坎德勒大厦里37岁的速记员。“明天我将给自己找一个生活伴侣，”他写信给霍华德，“我相信，她是喜欢我的，这是对我的一个安慰。”新坎德勒夫人带着一对10岁的双胞胎女儿搬进了位于莱昂大街的豪宅。但是8个月后，她上了《纽约时报》头条，因为她被当场抓住和两个男人一起喝私酿酒。“我们正在开一个小型派对。”她告诉警察。1924年6月，结婚刚满一年，坎德勒在起草的离婚书上写道，“从一开始”，他的妻子就忽略他的“舒适和便利”，早上很早就离开家去找“一个男人陪伴一起开车到乡间”。那年10月，坎德勒夫人摇晃着在公路上逆行时，碾死了一个5岁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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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年底，阿萨・坎德勒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当坎德勒最后一次被传唤到法庭上作证时（作为“我的可乐”案件的辩护证人），他为弗兰克・鲁滨逊的去世哀恸不已。“每个人都死了，只剩下我，我也应该去的，只是还没有死。我已经活得太久了，从摇篮到坟墓，一辈子经历了太漫长的岁月。”他独自在纽约比尔特莫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写道，他“一点也不喜欢外出”，因为房间里很暖和。他恳求他的孩子们“尽量想起我以前的样子”。坎德勒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他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77岁的坎德勒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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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把阿萨・坎德勒的一生看作是一出道德剧，把他比作威利・洛曼（美国著名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一类的人物，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烦恼不安因此相随而生，甚至在他的事业达到辉煌鼎盛之时也无二致。由于缺乏信心，他拼命地寻找最基本的信仰，并最终在美国资本主义、卫理公会教徒的上帝、理想化的妇女和人类的福音饮料可口可乐中发现了它们。没有阿萨・坎德勒，可口可乐不会成为世界上广告做得最好的产品，也不会销往全美国。他渴望不朽，并最终在他的饮料里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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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勒希望能活着看到他的孩子们创下伟大的事业，可他们却因专横、凡事绝对化的父亲、轻松到手的财富和多灾多难的命运而饱受磨难。小阿萨，也就是巴迪，是一个酒鬼，他在自家前院经营公共的游泳池、洗衣店和动物园。他给自己的四头大象分别取名为古柯、可乐、清新、可口，还曾因为他饲养的一只狒狒爬过栅栏吃掉邻居钱包里的60美元而被起诉。阿萨的另一个儿子沃尔特卷入了一场声名狼藉的诉讼案件，因为凌晨3
:00他在一艘豪华游轮上欲强奸有夫之妇时被当场捉住。他的儿子威廉建造了一流的亚特兰大比尔特莫尔旅馆，却在佐治亚州南部开车时撞上一头迷路的母牛而身亡。阿萨的女儿露西・坎德勒的第二任丈夫海因茨死于一起血腥的谋杀案，一个黑人盗贼因此被监禁，但谣言传说杀害海因茨的凶手是他们的某个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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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长子霍华德似乎总是符合父亲的期望。然而，站在霍华德的角度看，他却恨透了阿萨。作为公司的总裁，霍华德批准了把公司的秘方卖给伍德拉夫辛迪加的提议，尽管他知道这件事会要了父亲的命。霍华德的内心充满了罪过、羞愧、热爱和压抑等复杂情感，正是在这些复杂的情绪状态下，他写了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表面上看，这本传记尽用一些令人厌恶的奉承话来刻画阿萨・坎德勒，却对其违背誓言的那次起诉以及失败的第二次婚姻只字未提。但是，霍华德巧妙地在字里行间设法报复了他那位专制的父亲，令他的形象经常被损坏，特别是在弗兰克小马这则故事里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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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上完马具、备妥马和四轮车以后，父亲在座位上坐好，拉着马背上的缰绳，吆喝着马驹前进。然而，他没有办法让马驹弗兰克往前走，弗兰克最多只是撒开四蹄蹲下来，浑身颤抖。这个时候，父亲会卸下马具，右手顺势抓住马嚼子旁边的绳子，气急败坏地用左手拿起一根长长的柳条，狠狠地鞭打弗兰克，并用他尖锐而激动的嗓音训诫弗兰克听从他的指挥——但这一切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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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华德・坎德勒的内心深处，一定很渴望经常都可以像弗兰克一样反抗父亲的命令。在人兽之战中，他的同情心倾向于哪边再清楚不过了。然而，无论怎样不满，霍华德总是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掩饰得很好。1919年伍德拉夫接管公司之后，萨姆・多布斯当上了总裁，他对此并不抱怨。第二年，当瓶装商发起反对新主人运动时，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可口可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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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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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公司和实际瓶装厂对辛迪加动向几乎一无所知。回到查塔努加，乔治・亨特听到了很多关于纽约召开秘密会议的传闻，接着他便发电报给哈罗德・赫希，要他“挤出一点时间，写信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处于谈判核心位置的赫希在1919年8月8日回信时再次向瓶装公司保证：“大财团正在接管这家公司，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瓶装商的权利一定会受到绝对的保护，无须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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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赫希错了。很快，新的管理层和瓶装商之间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他不得不决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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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9章 可口可乐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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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争吵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它没有任何规章可言，不像疼痛或者创伤，而更像皮肤上的裂痕，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而永远无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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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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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开始认真对待时，我们已经播下彼此憎恨的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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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塞伯特・布鲁尔，前可口可乐瓶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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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辛迪加成功收购可口可乐公司之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的喜悦却因与瓶装商永久合作的合同约定而变了味儿。瓶装商因在1917年首次同意临时提价而导致了合同纠纷。虽然一战已经结束，但白糖的供应却更加吃紧。1918年7月成立了美国白糖平均分配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稳定每磅9美分的糖价，但委员会却在1919年年底解散了。因为在那之前，秋季的糖价就翻了两番，政府对此已经无法控制。新总裁萨姆・多布斯十一月份致信瓶装公司，请求他们同意“按照霍华德・坎德勒先生提议的价格购买所有我们能够买到的白糖”。多布斯说，根据目前的协议，公司根本无利可图，因而请求在原有糖价基础上有一定的浮动，并强调说这是一个“临时方案”。瓶装商欣然接受。十二月份，他们还同意了公司提出的暂时性借款请求。霍华德・坎德勒写信给乔治・亨特说，他“真诚地感激……因为这是你们灵活经营方针的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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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雷恩沃特和亨特不知道的是，尽管多布斯和霍华德表面上百般讨好，实际上他们正在密谋对付瓶装商。在多布斯写那封信的前一周，公司组建了一个“调查装瓶合同履约情况”的委员会。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上，哥伦布市某厂主W.C.布拉德利经由他的老邻居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介绍，加入了辛迪加，并成了董事之一，他还宣布了一项针对瓶装商进行“重新调整”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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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圣诞节，气氛一片祥和。霍华德・坎德勒在1920年1月发行的《可口可乐瓶装商》中向瓶装商们送上了他的新年祝福：“朋友们，请允许我加入你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天。”在同一期《可口可乐瓶装商》里，哈罗德・赫希写道：“新的管理层由衷地感谢瓶装商们……并对这个行业抱有极大的信心。”维奇・雷恩沃特致电回复道：“我们有信心！”不到两周，当他发现公司的虚伪面目之后，他的信念一瞬间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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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糖的供应形势还不是特别让人担忧，赫希还是要求和瓶装公司就糖的供应问题再行磋商。然而，当维奇・雷恩沃特和乔治・亨特一起读完会议日程安排后，他们简直不恨相信。“我们发现，”雷恩沃特说，“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为摆脱当前困境而作的修正，而是一项改变我们整个经营方式的提议。”鉴于目前不寻常的局势，他们拒绝参加预先安排的会议，于是写信给赫希，提议再次考虑临时性提价。经过几天焦躁不安的通信联系之后，霍华德・坎德勒把雷恩沃特和亨特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伙计们，我请你们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他告诉他们，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已经认定，“你们签订的是一种随意性合同，只要在合理时间内事先给予通知，就可以撤销”。赫希询问瓶装公司的两位老板，是否有任何建议可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雷恩沃特回忆说，当时他们两人“完全说不出话来”。待他们回过神来，询问赫希关于此事的态度时，这位不安的律师答道：“我想，我会置之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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