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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辛迪加成功收购可口可乐公司之后，欧内斯特・伍德拉夫的喜悦却因与瓶装商永久合作的合同约定而变了味儿。瓶装商因在1917年首次同意临时提价而导致了合同纠纷。虽然一战已经结束，但白糖的供应却更加吃紧。1918年7月成立了美国白糖平均分配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稳定每磅9美分的糖价，但委员会却在1919年年底解散了。因为在那之前，秋季的糖价就翻了两番，政府对此已经无法控制。新总裁萨姆・多布斯十一月份致信瓶装公司，请求他们同意“按照霍华德・坎德勒先生提议的价格购买所有我们能够买到的白糖”。多布斯说，根据目前的协议，公司根本无利可图，因而请求在原有糖价基础上有一定的浮动，并强调说这是一个“临时方案”。瓶装商欣然接受。十二月份，他们还同意了公司提出的暂时性借款请求。霍华德・坎德勒写信给乔治・亨特说，他“真诚地感激……因为这是你们灵活经营方针的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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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雷恩沃特和亨特不知道的是，尽管多布斯和霍华德表面上百般讨好，实际上他们正在密谋对付瓶装商。在多布斯写那封信的前一周，公司组建了一个“调查装瓶合同履约情况”的委员会。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上，哥伦布市某厂主W.C.布拉德利经由他的老邻居欧内斯特・伍德拉夫介绍，加入了辛迪加，并成了董事之一，他还宣布了一项针对瓶装商进行“重新调整”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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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圣诞节，气氛一片祥和。霍华德・坎德勒在1920年1月发行的《可口可乐瓶装商》中向瓶装商们送上了他的新年祝福：“朋友们，请允许我加入你们，齐心协力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天。”在同一期《可口可乐瓶装商》里，哈罗德・赫希写道：“新的管理层由衷地感谢瓶装商们……并对这个行业抱有极大的信心。”维奇・雷恩沃特致电回复道：“我们有信心！”不到两周，当他发现公司的虚伪面目之后，他的信念一瞬间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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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白糖的供应形势还不是特别让人担忧，赫希还是要求和瓶装公司就糖的供应问题再行磋商。然而，当维奇・雷恩沃特和乔治・亨特一起读完会议日程安排后，他们简直不恨相信。“我们发现，”雷恩沃特说，“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为摆脱当前困境而作的修正，而是一项改变我们整个经营方式的提议。”鉴于目前不寻常的局势，他们拒绝参加预先安排的会议，于是写信给赫希，提议再次考虑临时性提价。经过几天焦躁不安的通信联系之后，霍华德・坎德勒把雷恩沃特和亨特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伙计们，我请你们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他告诉他们，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已经认定，“你们签订的是一种随意性合同，只要在合理时间内事先给予通知，就可以撤销”。赫希询问瓶装公司的两位老板，是否有任何建议可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雷恩沃特回忆说，当时他们两人“完全说不出话来”。待他们回过神来，询问赫希关于此事的态度时，这位不安的律师答道：“我想，我会置之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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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身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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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赫希不可能做到若无其事，但是他的确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几年来，他是可口可乐公司和瓶装商双方共同的律师，曾经成功地为他们共同使用的可口可乐商标做过辩护。瓶装商们完全信任他，其部分原因是赫希自己也拥有一家瓶装厂。现在看来，赫希似乎被收买了。作为辛迪加收购事件的核心人物，他被“赏赐”了一个董事的职位，他的年薪也飞涨到了闻所未闻的37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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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赫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余地。他试图说服欧内斯特・伍德拉夫，让其相信，废除装瓶合同会在可口可乐这个大家庭内部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可惜无功而返。伍德拉夫接手过来的生意当前一片混乱，他简直惊呆了。从他的利益角度来看，瓶装公司根本就不算是瓶装商，而只是吸食他人利益的寄生虫。此外，萨姆・多布斯、霍华德・坎德勒和阿萨・坎德勒一致同意，可以随时终止瓶装合同。老坎德勒还坚持声称，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永久放弃瓶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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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嗅出了瓶装厂中间的火药味，那些人早已为发生在遥远的纽约和亚特兰大的一些变故担心不已。瓶装公司对此也“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这显然是他们防止自己的“小店”（这是萨姆・多布斯对它们的轻蔑称呼）被摧毁的唯一保护伞。赫希向董事会报告说，所有瓶装商都拒绝参加会议。他被授权提起法律诉讼，然而，这位饱经忧患的律师并没有这样做。他与维奇・雷恩沃特协商，试图尽最后一次努力达成某种妥协。在2月12日的一封联名信中，赫希和雷恩沃特提出了一种复杂的糖浆销售滑动定价法，随信还附寄了一份装在密封袋里的可口可乐配方，并声明“万一争论涉及成分比例问题就打开它”。多布斯坚决反对这个提议。“我们从不会考虑，也不会采取任何方式泄露或者公布可口可乐的配方比例，有些事情必须依靠信念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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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双方都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1920年3月2日，霍华德・坎德勒以特拉华州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名义，通知瓶装公司他们的合同将在1920年5月1日到期。雷恩沃特和亨特立即做出回应，坚持维持约定好的糖浆价格每加仑97美分不变。公司被迫屈服，四月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糖价飞涨到每磅超过20美分，为此公司每天都要损失2万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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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商们从亚特兰大聘请了两位律师，金和斯波尔丁，他们言辞尖刻地以书面形式否认了公司有权废止合同。律师们特别谴责伍德拉夫辛迪加这一举动，并保证“我们的当事人……不会容忍这样的专横，他们会通过各种法律途径来保护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原本看起来很有希望达成的妥协方案现在也失败了。4月16日，瓶装公司向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提起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诉讼。“战争在继续，”萨姆・多布斯写道，“我们决定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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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内战正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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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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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母公司赢得了第一场较量的胜利，法院强制可口可乐公司不得在5月1日以后直接向实际瓶装厂供应糖浆。萨姆・多布斯试图利用这个禁令，便写信给瓶装厂，解释说如果公司不再向他们供给糖浆，“你们的利益将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尽管多布斯对瓶装母公司极为恼火，却也感到无能为力。几天后，他写信给好友比尔・达西：“查塔努加那伙人正想方设法挑拨瓶装厂对我们产生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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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和雷恩沃特重整队伍，于4月22日在查塔努加召集了由众多瓶装商参加的会谈。哈罗德・赫希被指名排除在外，他悲哀地写道，自己一直在努力倡导“可口可乐大家庭的合作精神”，但却归于失败。他强调，双方有着相同的基本目标——“向瓶装商持续不断、自由通畅地供应可口可乐糖浆”。然而，在这场激烈的争吵中，“这个特别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混乱的局面而被遗忘了”。愤怒的瓶装商们集结在田纳西州，他们一味发泄对公司的指责，而不是像赫希恳求的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乔治・亨特发誓：“如果我的工厂倒闭了，我将把整个行业的生意都搞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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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浆供应被真正切断以前，可口可乐公司和瓶装商们都从他们之间的这场报复性游戏中退了出来。他们相互妥协，达成了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即在5月最后期限之前，同意公司以每加仑1.72美元的价格向瓶装厂供应糖浆，而且随着糖价的波动，糖浆价格也随行就市（这让公司深感欣慰）。开庭时，审判室里座无虚席。前来旁听的亚特兰大人知道，这将是一场趣味横生的审判。每磅20多美分的糖价仍然居高不下，这是古巴制糖厂联盟囤积居奇的结果，他们的生意曾经伴随着可口可乐的销售而兴隆起来。然而，在亚特兰大，冷饮柜台的可口可乐价格却涨到了每杯8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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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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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审判迅速演变成为一场拔河比赛。瓶装商的代理律师本・菲利普拿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会议纪要，他不顾对方辩护律师的再三抗议，肆意曲解纪要的内容。最后，哈罗德・赫希几乎是从菲利普手中抢回了会议纪要。一向沉稳的赫希一反往日的律师形象，以坏脾气的口吻说：“记录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我要求归还会议纪要，把我的本子还给我。”秩序刚恢复，赫希和他的同事就极富说服力地证明，瓶装商是一群类似寄生虫的中间人，“没有起到一丁点儿作用，而只是简单地以定价买进糖浆再转手卖出，从中谋取差价——他们对糖浆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在维奇・雷恩沃特的交互讯问期间，他承认，瓶装商靠可口可乐公司做的广告宣传就获得了25%的利润。东南瓶装公司几乎没有怎么投资，就在20年里赚了2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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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公司作了同样公正的回答，没有他们就没有瓶装业。亨特和雷恩沃特回顾了早年创业的艰辛史、失败的痛苦以及与仿冒者的残酷斗争。瓶装商在房地产、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而可口可乐公司在整个行业起步过程中却没有出过一分力、投过一分钱。瓶装公司绝不是吸血鬼，他们经常培训和劝诫瓶装商生产统一的、高品质的产品。他们赞助聚会和培训研讨会，安排批发采购，保证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至于20年间赚取250万美元——完全靠金融诡计而非长期努力工作的辛迪加，每天赚取的利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这又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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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完全正确，事情的真相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到1920年为止，瓶装业几乎遍布整个美国。1928年，获得授权的特许经营商的数量最高为1263家；同年，瓶装糖浆的消耗量终于超过了冷饮柜台的消耗量，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将逐步合并为一体。在瓶装业的成型时期，瓶装公司毫无疑问地提供了有价值的帮助，但到这次审判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们尝到了甜头，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也是他们不打算放弃合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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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词中，亚特兰大市民为了让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东们上缴税金，要求公司公布他们的名字，这使得形势进一步激化。但比起瓶装商律师们大胆的新策略来，这实在不算什么。“瓶装商起诉可口可乐公司，要求获得配方权”的大标题在3月15日横空出世。瓶装商故意攻击公司最引人质疑的地方，坚持认为最初的合同承认了他们对配方的所有权。假如第一次起诉失败的话，只要第二次赢了，他们至少还能自己给自己供应糖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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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瓶装商意外地于5月31日撤销了他们向富尔顿县高等法院提起的诉讼，同时上诉到了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多布斯写道，“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的头上。”这一举动的公开解释是，案件涉及一些“联邦问题”，但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律师想找一个比亚特兰大更公正不阿的审讯环境。案件于六月份在特拉华州开审，由亚特兰大的约翰・西布利和查塔努加的J.B.赛泽为瓶装商们辩护。赛泽曾与赫希在大小桶案中通力合作，现在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在致开场辩护词时，赛泽精神过度紧张，以致突然昏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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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去纠缠瓶装公司对瓶装业发展的贡献大小，那就把话题扯远了——现在主要的问题是，1899年的合同是否永久有效？1915年，在赫希的建议下，合同做了修改，从而避免了受到根据《克莱顿法案》提起的“限制贸易”起诉。佛罗里达的一个瓶装商拒绝在修改后的合同上签名，直到赫希特别再三向他保证这是真正永久性合同。赛泽和西布利情绪高昂地出示了赫希1916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尤其重要并且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新合同是永久有效的，甚至处处都比最初那份合同更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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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在证人席上想方设法回避这个问题，他辩解说：“我是以瓶装商的律师身份写这封信的，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的法律顾问名义写的。”虽然如此，他承认自己一直认为这些合同是永久性的，直到1919年“重新审查”合同条款时才发现自己弄错了。其他的证词揭示，阿萨・坎德勒、萨姆・多布斯和霍华德・坎德勒不断地恳求托马斯公司废除其2年期的合同，而参考取得成功的怀特海-卢普顿公司的运作模式。雷恩沃特作证说，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曾坚称，与瓶装商签订的永久性合同给了他们“强大的动力，让他们一直尽力做到最好”，并让他们感觉到进行必要的资本结构调整是“绝对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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