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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西员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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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各种新技术，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呈多元化发展之势，达西公司介入了可口可乐业务的每一个方面。在这些年里，广告代理人员还承接可口可乐公司的其他任务，其数量之惊人，远远超过了广告创作。例如，1934年，芝加哥的一栋办公大楼不允许可口可乐公司安装冷饮柜，大楼的所有者是一个名叫唐纳利的印刷商。于是特纳・琼斯向阿尔奇・李询问到：“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些有可口可乐广告的杂志来帮我们做些宣传……以此打击一下唐纳利呢？”达西公司还针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消费者和经销商作了调查。感觉很头疼的广告人甚至还得计算可口可乐金属瓶盖的数量。他们通过从冷饮商那里收集到的瓶盖数量来计算可口可乐的市场占有率，这是特别具有攻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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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口可乐广告策划师曾经很沮丧地得出下列结论：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他苦恼地说：“甚至低能儿都会对广告发表意见和建议。”当特纳・琼斯抱怨说“这不是一件简单而有条理的作品——它把人完全搞糊涂了”时，阿尔奇・李必须接受类似的观念。可口可乐公司十分重视客户，不允许用任何方式得罪他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告策划人员不能向别人抱怨。达西公司的一个员工杰克・德雷希尔曾经写信给李，建议将一张插图更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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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罗伯特・伍德拉夫写了一封信给威廉・达西，为了这个权威人士威廉・达西几乎毁了圣诞节。伍德拉夫毫不含糊地建议达西增加人手，以便更有效地处理种类日益繁多的可口可乐广告。同时，伍德拉夫还建议达西：“应更加紧密地与东部地区的广告和商业观念接触，以更新你们的观念。”显然，伍德拉夫觉得圣・路易斯太孤单了，他需要在麦迪逊大街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并且强调这个需要“十分迫切”。第二年，达西公司设立了纽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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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30年代末，受尽折磨的达西公司几乎成了可口可乐公司的一部分。应可口可乐公司的要求，达西公司制定了很多繁文缛节来处理一些行政琐事。1938年年初，杰克・德雷希尔为达西公司员工撰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列举了在可口可乐广告业务中应该切记的35条戒律，其中主要内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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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可口可乐”这个商标拆分成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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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商标”这个短语必须总是出现在第一个大写字母“C”的尾巴上，即使难以辨认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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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冰箱画成开启状，那么放置开瓶器的右手边也要画成打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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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绝不能被删去或涂抹，以免人们不能完美地整体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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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画和彩色照片上，如果需要使用女孩子肖像的话，应该首选肤色较深的女孩子，而不是金发碧眼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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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和年轻女子的形象应该是健康向上的，而不是矫揉造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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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称可口可乐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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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可口可乐用拟人化——比如，“可口可乐邀请你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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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明示或暗示非常小的孩子应该饮用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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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神圣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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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条款大多数都来源于可口可乐的商标管理部。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公司防止商标替代和侵权行为的措施已经非常专业和完善了。公司的律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听任商标陷入非特定的使用，他们将很快失去这个商标。阿司匹林、玻璃纸和自动扶梯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提到“可乐”饮料就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因为它已经被称为麻醉药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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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刚从佐治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贾斯珀・约曼斯十分紧张地参加了可口可乐公司招聘调查员的面试。“当你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的时候，你是怎样定位可口可乐的？”约曼斯对这个很特别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便顺口回答道：“深红色的麻醉药。”面试官眉头一皱说：“贾斯珀，这是你最后一次称可口可乐为‘麻醉药’。可口可乐是一种不需要改进的产品，因此，它不需要任何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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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曼斯是骨干调查员之一，负责检验假冒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的调查人员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律师，他们正设法节省资金来启动一个项目。同时，公司就此事出台了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其隐秘性。密探将一个热水瓶藏在军用防水短上衣里，然后进入一家可疑的冷饮店，点一瓶可口可乐，再悄悄将可乐倒入瓶中，作为以后分析的样品。之后，他立即详细记录这次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苏打的供应情况。样品被热蜡封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运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公司的一个老员工回忆说：“我们常常称它为秘密部门。那些家伙是你看到过的联邦调查局最亲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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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口可乐的冷饮柜真的卖了假冒的可口可乐，老板将会收到一封警告信。如果随后两个样品都证实老板继续在销售替代品（假冒产品），就会同时派两个密探一起再去调查——其中一个作为即将提起的诉讼案件的证人。这一类案子基本上都不会开庭审理，因为大多数违反者都会选择庭外和解。即使遇到少数开庭审理的情况，可口可乐公司也没有输过。公司并不要求金钱赔偿，只是要求法官命令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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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沉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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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伍德拉夫暗地里一直算计瓶装商、政府和竞争者的行动。伍德拉夫逐一赎回了最早的瓶装公司。在他1923年执掌实权的时候，他已经收购了实力较弱的新英格兰瓶装公司。十年过后，他收购了东南地区的瓶装厂，1935年收购了西部地区的工厂。1940年，他收购了得克萨斯著名的“1903公司”。然后，1942年，伍德拉夫几乎快要实现他收购最后剩下的两家瓶装公司的目标了。那时候，阿瑟・普拉特拥有太平洋海岸公司，这是他从乔治・亨特手上购买的，乔治・亨特则仍然在运作原来的托马斯公司。普拉特愿意转手出售，但是亨特在最后一分钟停止了交易，其目的是保持对他已故的舅舅本杰明的忠诚。作为最后一个瓶装商，托马斯公司在此后的30年中一直令伍德拉夫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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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持续增长，税务人员开始关注其税务状况。1933年，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宣布，他打算对无形资产执行旧的税法。对股票和债券征收“从价税”[6]，这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迅速筹集急需资金的一种方法，而且操作非常简单。因为是以县为单位的表决制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主导着佐治亚州的政治。而且，这种面向富人征收的税赋对所有“外来的”公司征收的税率更高。可口可乐公司就属于“外来的”的公司。从技术上说，它不是在本州登记注册的，因此要对它的所有利润征税，即使不是在佐治亚州产生的利润也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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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警告州长说，他宁愿将公司搬走也不愿意上缴税款。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吓唬人的，直到1934年1月1日，可口可乐作为控股公司重新注册。时间非常紧迫，以至于可口可乐公司全体员工在临近新年元旦午夜之前才结束打包，避开税务审查员，将行政总部搬迁到了威尔明顿。不过，糖浆仍然在亚特兰大生产。伍德拉夫和他的管理人员在特拉华州待了十年，直到佐治亚州修改法律。然而，哈罗德・赫希却拒绝搬离亚特兰大。结果，1935年，约翰・西布利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公司的总法律顾问。虽然赫希仍然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法律顾问，但实际上，他已经不能左右可口可乐公司的政策了。五年之后，赫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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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是如何设法撤销从价税的呢？这一事件生动地展示了他的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次事件中，他分配给亚特兰大律师休斯・斯波尔丁一个任务——让他保证州宪法修正案废除软饮料从价税。1937年，斯波尔丁雇用记者弗兰克・劳森开辟了两个周报专栏，针对悬而未决的佐治亚州软饮料税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的一个专栏针对乡下的农民，模仿汤姆・沃森歇斯底里的、极具煽动性的风格，充分利用黑体字、斜体字、多个感叹号以及可能想到的每一个宣传策略。另一个专栏语气没有那么尖锐，而是平和的、社论性的腔调。佐治亚州将近一百家乡村报纸都开辟了这两个专栏。报纸还被寄给了有影响力的商人和立法会的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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