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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条款大多数都来源于可口可乐的商标管理部。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公司防止商标替代和侵权行为的措施已经非常专业和完善了。公司的律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听任商标陷入非特定的使用，他们将很快失去这个商标。阿司匹林、玻璃纸和自动扶梯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提到“可乐”饮料就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因为它已经被称为麻醉药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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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刚从佐治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贾斯珀・约曼斯十分紧张地参加了可口可乐公司招聘调查员的面试。“当你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的时候，你是怎样定位可口可乐的？”约曼斯对这个很特别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便顺口回答道：“深红色的麻醉药。”面试官眉头一皱说：“贾斯珀，这是你最后一次称可口可乐为‘麻醉药’。可口可乐是一种不需要改进的产品，因此，它不需要任何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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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曼斯是骨干调查员之一，负责检验假冒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的调查人员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律师，他们正设法节省资金来启动一个项目。同时，公司就此事出台了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其隐秘性。密探将一个热水瓶藏在军用防水短上衣里，然后进入一家可疑的冷饮店，点一瓶可口可乐，再悄悄将可乐倒入瓶中，作为以后分析的样品。之后，他立即详细记录这次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苏打的供应情况。样品被热蜡封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运到实验室进行分析。公司的一个老员工回忆说：“我们常常称它为秘密部门。那些家伙是你看到过的联邦调查局最亲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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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口可乐的冷饮柜真的卖了假冒的可口可乐，老板将会收到一封警告信。如果随后两个样品都证实老板继续在销售替代品（假冒产品），就会同时派两个密探一起再去调查——其中一个作为即将提起的诉讼案件的证人。这一类案子基本上都不会开庭审理，因为大多数违反者都会选择庭外和解。即使遇到少数开庭审理的情况，可口可乐公司也没有输过。公司并不要求金钱赔偿，只是要求法官命令停止这种荒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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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沉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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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伍德拉夫暗地里一直算计瓶装商、政府和竞争者的行动。伍德拉夫逐一赎回了最早的瓶装公司。在他1923年执掌实权的时候，他已经收购了实力较弱的新英格兰瓶装公司。十年过后，他收购了东南地区的瓶装厂，1935年收购了西部地区的工厂。1940年，他收购了得克萨斯著名的“1903公司”。然后，1942年，伍德拉夫几乎快要实现他收购最后剩下的两家瓶装公司的目标了。那时候，阿瑟・普拉特拥有太平洋海岸公司，这是他从乔治・亨特手上购买的，乔治・亨特则仍然在运作原来的托马斯公司。普拉特愿意转手出售，但是亨特在最后一分钟停止了交易，其目的是保持对他已故的舅舅本杰明的忠诚。作为最后一个瓶装商，托马斯公司在此后的30年中一直令伍德拉夫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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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持续增长，税务人员开始关注其税务状况。1933年，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宣布，他打算对无形资产执行旧的税法。对股票和债券征收“从价税”[6]，这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刻迅速筹集急需资金的一种方法，而且操作非常简单。因为是以县为单位的表决制度，贫困的农村地区主导着佐治亚州的政治。而且，这种面向富人征收的税赋对所有“外来的”公司征收的税率更高。可口可乐公司就属于“外来的”的公司。从技术上说，它不是在本州登记注册的，因此要对它的所有利润征税，即使不是在佐治亚州产生的利润也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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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警告州长说，他宁愿将公司搬走也不愿意上缴税款。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吓唬人的，直到1934年1月1日，可口可乐作为控股公司重新注册。时间非常紧迫，以至于可口可乐公司全体员工在临近新年元旦午夜之前才结束打包，避开税务审查员，将行政总部搬迁到了威尔明顿。不过，糖浆仍然在亚特兰大生产。伍德拉夫和他的管理人员在特拉华州待了十年，直到佐治亚州修改法律。然而，哈罗德・赫希却拒绝搬离亚特兰大。结果，1935年，约翰・西布利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公司的总法律顾问。虽然赫希仍然是公司的一个重要法律顾问，但实际上，他已经不能左右可口可乐公司的政策了。五年之后，赫希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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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是如何设法撤销从价税的呢？这一事件生动地展示了他的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次事件中，他分配给亚特兰大律师休斯・斯波尔丁一个任务——让他保证州宪法修正案废除软饮料从价税。1937年，斯波尔丁雇用记者弗兰克・劳森开辟了两个周报专栏，针对悬而未决的佐治亚州软饮料税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的一个专栏针对乡下的农民，模仿汤姆・沃森歇斯底里的、极具煽动性的风格，充分利用黑体字、斜体字、多个感叹号以及可能想到的每一个宣传策略。另一个专栏语气没有那么尖锐，而是平和的、社论性的腔调。佐治亚州将近一百家乡村报纸都开辟了这两个专栏。报纸还被寄给了有影响力的商人和立法会的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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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937年12月，立法大会否决了软饮料税。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州长埃利斯・阿纳尔请求立法机关给予软饮料公司特别的税收优待，并请求通过未决的宪法修正案，允许免征外国公司的无形资产税。表决没有任何异议，全票通过。州长指出：“有益于可口可乐公司，就有益于佐治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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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再三陷入税务纠纷的另一个结果就是1939年他决定将可口可乐公司交给阿瑟・阿克林。阿克林以前在美国国内收入署工作，他并不渴望得到这个职位，尤其是因为伍德拉夫明显没有放弃任何权力的打算，因为他将担任执行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伍德拉夫就可以避开公众的视线，这正是他所喜欢的，而让那些官僚们处理日常的管理事务。除此以外，伍德拉夫怀疑美国最终会参与二战——这次他又如以往一样目光远大——因此，阿克林在政府的人脉关系将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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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总裁，伍德拉夫迅速而秘密地采取行动，以保证可口可乐的原料供应，因为可口可乐的成分一直是公众争议的焦点。美国立法机构于1927年通过了一项法案，除了医学目的以外，严禁以任何理由进口古柯叶。这实际上并没有对可口可乐造成什么影响，因为公司使用的是萃取了可卡因之后的古柯叶。问题是，可口可乐消费的叶子远远大于医生所需要的可卡因。到1931年，可口可乐每年要使用20万磅的古柯叶。迫于来自伍德拉夫的压力，佐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苦心想出了一条允许额外进口古柯叶的法案，条件是由此产生的可卡因将由可口可乐公司承担费用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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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考虑加入《日内瓦公约》，这就要求只能出于医学和科学目的进口古柯叶。另外，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哈里・安斯林格是一个积极反对服用麻醉品的主管，他对可口可乐的5号商品的成分表示怀疑。形势变得非常不明朗，此事不能交由政治家来处置。罗伯特・伍德拉夫秘密飞往秘鲁，在那里，他积极筹备在利马修建一家提取古柯叶中可卡因的工厂。到1937年秋天，所有设备均已备妥，尽管事实证明这一切是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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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关注古柯叶局势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关系到他的海外业务。1930年，他组建了可口可乐出口公司，以此取代原来的海外部。在接下来的整个十年中，可口可乐已经建立起来的海外前哨逐渐壮大，很多新的国家也陆续加入，诸如库拉索、爪哇、特立尼达这样的小岛，还有一些大的国家和地区，如牙买加、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挪威、丹麦、秘鲁、玻利维亚、智利、瑞士、澳大利亚、奥地利、新西兰以及南非。随着海外销售额的增长，伍德拉夫决定在世界范围内修建工厂，用以生产浓缩产品。那样的话，只用出口秘密的调味成分7X和商品5号（古柯和可乐汁）就行了。1935年，美国麻醉药品局规定，出口商品5号是违法的，但是进口完整的古柯叶以及在政府的直接监督下萃取可卡因又是完全合法的，只有政府的官员才可以理解这中间的逻辑。通过疏通微妙的关系（包括谨慎地处理对抗麻醉药品组织的资金支持），公司成功地游说政府于1937年撤销了上述规定。另外，伍德拉夫在秘鲁的工厂也变得不可或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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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伍德拉夫开始寻找关系渠道帮助他进口古柯叶，为自己与华盛顿政府的磋商牵线搭桥，并且帮助他为可口可乐慈善事业寻找最合适、最有用的目标。他找到了拉尔夫・海斯。海斯十分谦恭，人脉资源丰富，并且足智多谋。他是美国战争部部长（战争部是国防部之前身）牛顿・贝克的前任助手，还被认为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能保守秘密的人之一。在贝克退休之后，这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当上了纽约社区信托基金会会长，该协会是第一批非营利基金会之一。通过结识恰当的人，海斯1967年退休前为该组织筹集了超过1.75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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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伍德拉夫1932年结识海斯的时候，立刻就被这个孤独、文雅的单身男人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伍德拉夫取代牛顿・贝克的地位成了海斯的“继父”。伍德拉夫沉默寡言并且缺乏语言方面的知识，而海斯酷爱读书，他撰写了长长的、诙谐的并且有深刻见解的信件，信中随处可见莎士比亚的名言。他很喜欢在晚餐过后发表演讲，并且热衷于参加所有聚会，而这些聚会是伍德拉夫避之不及的。在接下来的35年间，海斯一直在幕后工作，做伍德拉夫的外交官、说客、临时发言人以及演讲稿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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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和法利的旅行推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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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能够应付美国政府的轻微挑衅行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世界各国进行同样的抗争却实在让人头疼。古巴扣留了一大批进口的咖啡因；德国健康当局也抗议古柯叶的含量；墨西哥官员要求先取得配方，然后再允许浓缩产品进入该国；在秘鲁，可乐-苏打公司员工抗议美国公司企图垄断“可乐”一词的使用，因为在那个时候，古柯叶实际上是秘鲁的。来自外国的不幸事件似乎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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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与这些国家抗衡，可口可乐出口公司雇用了斯蒂芬・拉达斯，他是希腊人，擅长处理国外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方面的事务。在接下来的25年里，拉达斯与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团队一起协作，共同策划全球战略。1940年，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说客本・奥勒特（他与拉尔夫・海斯一起，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不管是公司需要减轻舆论压力还是需要外交援助，他们都会出现）。本・奥勒特建议公司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往来于各个国家之间，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奔向哪里。结果，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佐治亚州乡村律师——罗伊・斯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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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塔布斯为了可口可乐在全球来回奔波。他写道：“我成了一位‘法律熟练工’，往来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东各个是非之地。”当斯塔布斯开始他的新工作时，他已经55岁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价的员工。他将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研究汇编成令人难忘的系列丛书，一个国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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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处理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注册事宜。最终，墨西哥政府同意公司不公布配方。在那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西班牙语。随后，他像一阵风一样飘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潜在的市场，并且面试了当地的专利权律师，试图找到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背景的长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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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发现，他自己必须适应拉丁美洲人慵懒的生活方式。在拉丁美洲，律师们通常上午11
:00左右就开始在办公室里闲逛，中午要离开办公室回家吃饭，工作断断续续，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就像伍德拉夫从佐治亚州派出去的许多使者一样，斯塔布斯也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但是他对异域文化异常敏感。斯塔布斯在1941年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律师写信时说：“在这里，开始做一件事情会花费无限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国家，这些冗长的官文和拖拖拉拉的事情通常20分钟就可以办完。你必须告诉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告诉他们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要告诉他们正确的做事方式——所有的这一切都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他们完全不欣赏我们的理念。而且，不要妄想你能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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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承认，外国人通常认为美国人骄傲自大而且令人讨厌，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写道：“美国人往往傲视群雄，却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日渐衰落，他们成天都在想象着自己是多么聪明。”斯塔布斯没有犯那样的错误，他很快就真正尊敬他的拉丁美洲同事们了，他们重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的是时间去讲究“社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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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塔布斯开始在拉丁美洲搜寻法律人才的同时，詹姆斯・法利首次正式友好访问了可口可乐公司。“大吉姆”法利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邮政管理局局长，他策划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但是，1940年罗斯福总统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时，法利却与之公然决裂了。罗伯特・伍德拉夫看到了这个机会，便雇请法利担任临时设置的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很快，他又派法利以访问官员的身份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出访拉丁美洲。他每天的旅行指南就是《纽约时报》。法利是随后历任美国总统的朋友。在接下来的35年里，他是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的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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