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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伍德拉夫开始寻找关系渠道帮助他进口古柯叶，为自己与华盛顿政府的磋商牵线搭桥，并且帮助他为可口可乐慈善事业寻找最合适、最有用的目标。他找到了拉尔夫・海斯。海斯十分谦恭，人脉资源丰富，并且足智多谋。他是美国战争部部长（战争部是国防部之前身）牛顿・贝克的前任助手，还被认为是华盛顿为数不多的能保守秘密的人之一。在贝克退休之后，这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当上了纽约社区信托基金会会长，该协会是第一批非营利基金会之一。通过结识恰当的人，海斯1967年退休前为该组织筹集了超过1.75亿美元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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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伍德拉夫1932年结识海斯的时候，立刻就被这个孤独、文雅的单身男人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伍德拉夫取代牛顿・贝克的地位成了海斯的“继父”。伍德拉夫沉默寡言并且缺乏语言方面的知识，而海斯酷爱读书，他撰写了长长的、诙谐的并且有深刻见解的信件，信中随处可见莎士比亚的名言。他很喜欢在晚餐过后发表演讲，并且热衷于参加所有聚会，而这些聚会是伍德拉夫避之不及的。在接下来的35年间，海斯一直在幕后工作，做伍德拉夫的外交官、说客、临时发言人以及演讲稿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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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和法利的旅行推销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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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能够应付美国政府的轻微挑衅行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与世界各国进行同样的抗争却实在让人头疼。古巴扣留了一大批进口的咖啡因；德国健康当局也抗议古柯叶的含量；墨西哥官员要求先取得配方，然后再允许浓缩产品进入该国；在秘鲁，可乐-苏打公司员工抗议美国公司企图垄断“可乐”一词的使用，因为在那个时候，古柯叶实际上是秘鲁的。来自外国的不幸事件似乎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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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与这些国家抗衡，可口可乐出口公司雇用了斯蒂芬・拉达斯，他是希腊人，擅长处理国外专利权和商标权等方面的事务。在接下来的25年里，拉达斯与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法律顾问团队一起协作，共同策划全球战略。1940年，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说客本・奥勒特（他与拉尔夫・海斯一起，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不管是公司需要减轻舆论压力还是需要外交援助，他们都会出现）。本・奥勒特建议公司寻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往来于各个国家之间，哪里出现问题，他就奔向哪里。结果，可口可乐公司雇用了一位土里土气的佐治亚州乡村律师——罗伊・斯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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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5年里，斯塔布斯为了可口可乐在全球来回奔波。他写道：“我成了一位‘法律熟练工’，往来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欧洲和中东各个是非之地。”当斯塔布斯开始他的新工作时，他已经55岁了。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价的员工。他将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研究汇编成令人难忘的系列丛书，一个国家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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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来处理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注册事宜。最终，墨西哥政府同意公司不公布配方。在那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西班牙语。随后，他像一阵风一样飘到了拉丁美洲，在那里，他仔细研究了潜在的市场，并且面试了当地的专利权律师，试图找到既有能力又有政治背景的长期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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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发现，他自己必须适应拉丁美洲人慵懒的生活方式。在拉丁美洲，律师们通常上午11
:00左右就开始在办公室里闲逛，中午要离开办公室回家吃饭，工作断断续续，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会儿，每天都是这样过的。就像伍德拉夫从佐治亚州派出去的许多使者一样，斯塔布斯也感到十分沮丧和失落，但是他对异域文化异常敏感。斯塔布斯在1941年给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律师写信时说：“在这里，开始做一件事情会花费无限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国家，这些冗长的官文和拖拖拉拉的事情通常20分钟就可以办完。你必须告诉他们正确的思维方式，告诉他们正确的时间和地点，还要告诉他们正确的做事方式——所有的这一切都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他们完全不欣赏我们的理念。而且，不要妄想你能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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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布斯承认，外国人通常认为美国人骄傲自大而且令人讨厌，他们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写道：“美国人往往傲视群雄，却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日渐衰落，他们成天都在想象着自己是多么聪明。”斯塔布斯没有犯那样的错误，他很快就真正尊敬他的拉丁美洲同事们了，他们重视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有的是时间去讲究“社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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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塔布斯开始在拉丁美洲搜寻法律人才的同时，詹姆斯・法利首次正式友好访问了可口可乐公司。“大吉姆”法利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邮政管理局局长，他策划了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但是，1940年罗斯福总统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时，法利却与之公然决裂了。罗伯特・伍德拉夫看到了这个机会，便雇请法利担任临时设置的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很快，他又派法利以访问官员的身份而不是以可口可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出访拉丁美洲。他每天的旅行指南就是《纽约时报》。法利是随后历任美国总统的朋友。在接下来的35年里，他是可口可乐公司在全世界的利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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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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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塔布斯和法利在外国辩解与饮料有关的健康问题时，类似的问题也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复苏而突然出现在美国。1934年，达西神情沮丧地告诉他的广告策划同事：“这股浪潮是和我们完全敌对的。”随着消费者运动的日渐深入，有关软饮料里的可卡因含量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的传闻浮出了水面。除了健康问题之外，20世纪30年代的宏观局势及罗斯福新政的实施都给大的商业机会主义带来了危机。1935年出版的《掠夺中的伙伴》一书的副标题就警告大家注意“商业专政”，此书的作者大肆滥用可口可乐，指出这种价值一个镍币的饮料成本仅仅是半美分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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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执政期间，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FDA）食品管理部的官员们不得不回复成批的信件。学校官员和关切此事的父母们询问这种饮料是否有害于孩子们的健康，因为孩子们都对可口可乐充满了“盲目的热情”，常常是一饮而尽。一位老年妇女颤抖着双手询问可口可乐是否含有麻醉药，因为她的孙子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系统”，而可口可乐正使得她的孙子更加兴奋。一个来自盐湖城的女人写信，强烈要求禁止生产可口可乐。几位作家很想知道，可口可乐里是否含有人造肥料——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奇怪，因为咖啡因的确可以用鸟或蝙蝠的粪便来合成。外界一直谣传，同时服用可口可乐和阿司匹林会让人很“兴奋”，或者相当于壮阳药，所以有人写信询问，后果真是这样吗？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妇女抱怨额外的“配料”，因为她发现她的饮料里有一只很大的蜘蛛。她痛苦地写道：“从那以后，我一直觉得我胃里有毒。”后来，有一封信精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每个人都说‘不要喝了’，但我注意到，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照喝不误。我喜欢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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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疑的立法者和公众需要促使FDA官员定期往来于梅伍德和新泽西州之间，然后突然袭击梅伍德化学公司。梅伍德化学公司就是原来的谢菲尔生物碱公司，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它是美国唯一为可口可乐公司生产萃取了可卡因的古柯叶的公司。虽然每瓶饮料里的可卡因含量相当于0.0012毫克芽子碱，但是每一次对商品5号进行的严格化学分析都没有找到一点线索。这种生物碱是一种隐匿的可卡因派生物，据目前所知没有毒副作用，所以这不是个问题，尤其是含量如此之小，更不足以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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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口可乐公司的官员总是对FDA过度殷勤。到1939年，殷勤已经完全演变为阿谀奉承了。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消费者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于是，在前一年（1938年），国会通过了一条有关天然食品、麻醉药和化妆品的苛刻法案，要求所有食品和饮料必须将其成分列明在商标上，这使得整个软饮料行业一片哗然。可口可乐公司尤其反对标记成分，因为这意味着公司必须公布其咖啡因的含量，而这正是伍德拉夫最忌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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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海斯和本・奥勒特友好地拜访FDA的邓巴博士，但却无法使他动摇，于是，公司重新召集他们的瓶装商，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游说团。接着，立法者和国家健康局官员的信件源源不断地涌到FDA，要求撤销对软饮料的含量标记要求。十一月份，美国碳酸饮料瓶装商协会的九个成员，包括哈里森・琼斯在内，与FDA官员会谈，抱怨这部法律的实施将使整个行业损失大约8000万美元，因为他们必须更换库存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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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预见，哈里森・琼斯在这次会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声称，标记含量的要求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和欺诈行为的增长，因为假冒可乐也能合法地声称拥有相同的基本成分。为了强调他的观点，琼斯解释说，可口可乐瓶子的外形是非常神圣的，并且不能改变——可口可乐也不能列示成分含量。他用戏剧般的声音吟诵道：“人们一天要握它1800万次。即使盲人也能识别出可口可乐的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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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屈服了，准予暂时免除标注要求，让软饮料行业有充分的时间获得一个适当的“身份标准”。一旦这样的标准是合适的——详细说明可允许的碳酸饱和度、咖啡因的数量以及酸度和甜度——标注也许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消费者能够自行查阅有关标准。饮料行业非常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标准，他们设法延长这“暂时性”的豁免期限。起先，他们用二战爆发作为借口。多年来，虽然消费者一直都在向FDA抱怨可口可乐没有明确说明咖啡因的含量，但是他们始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1966年，身份标准得以最终确立，但是公众并未发现有什么区别，因为可口可乐商标上仍然没有成分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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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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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萧条时期，官僚政治的纠缠并不是可口可乐公司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历经几次绝处逢生之后，百事可乐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可口可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毋庸置疑，可口可乐是软饮料王国的国王。突然间，可口可乐发现自己竟然疲于应付一个年轻而强劲的竞争者。百事可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和可口可乐一样悠久。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的药剂师凯莱布・布拉德汉姆发明了一种含有胃蛋白酶的可乐饮料，并把它作为减轻消化不良症状的补药来出售。人们最初仅仅知道这是布拉德汉姆的饮料。1898年，布拉德汉姆将其更名为百事可乐之后，它便迅速流行开来。到一战时，这种饮料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大约25个国家拥有享受特许经营权的瓶装商。不幸的是，布拉德汉姆也和可口可乐一样深受剧烈波动的食糖价格的影响。到1920年，当食糖价格盘旋到每磅20美分时，布拉德汉姆买了很多。而当糖料价格跌到谷底的时候，他的公司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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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布拉德汉姆试图将百事可乐卖给可口可乐公司，但是伍德拉夫财团对境况不佳的软饮料没有兴趣。一位名叫罗伊・梅加格尔的华尔街投机家1923年从布拉德汉姆手上购买了百事可乐公司，两年后就陷入了困境。梅加格尔仍然希望他的投资能有所回报，因此重组了公司，艰难地挺进到1931年，此时瓶装商已经只留下两个了。第二次濒临破产的边缘时，他向可口可乐公司提议收购百事可乐公司。然而，可口可乐公司再次拒绝收购这个几近死亡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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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如果百事可乐没有自己特点的话，将重蹈可口可乐仿冒者的覆辙。古思是纽约人，被大家称为糖果买卖的“海燕”，他在1929年接管了糖果商店的“阁楼”连锁店，并且在第二年购买了“幸福”和“魔镜”两个商店。通过这三家连锁苏打冷饮店，古思销售了相当数量的可口可乐——他认为，他的销售业绩足够让他得到一个数量可观的折扣。然而，可口可乐公司却不这样认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顽固激怒了古思。他在1931年的一个星期五致电亚特兰大，给秘书留下了一条信息：“我们将不会通过任何批发商购买可口可乐。我们要么直接购买，要么完全不买。除非我在今天晚上之前接到负责冷饮料销售的贾金斯先生的电话，否则，我将命令所有的阁楼商店撤出可口可乐，而且一旦撤出，将永远不得再进入。”古思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以确保秘书能够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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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古思与梅加格尔成功地进行了一笔交易。梅加格尔策划了百事可乐公司的第三次破产，以换取在“新”公司较多的股票，古思将要收购处于破产状态的公司。梅加格尔还要对每加仑饮料收取2.5美分的专利权使用费，收费期限为六年。1931年7月，新的百事可乐公司诞生了。古思的化学家删去了胃蛋白酶，并且尽可能模仿可口可乐修改配方。然后，古思命令他所有的苏打冷饮店只销售百事可乐。他宣称，这是“美国最好的5分钱饮料，是真正的兴奋剂”。老谋深算的古思预感到，可口可乐公司会设法证明百事可乐是替代品。十月份，他就提醒他的员工们：“在任何情况下，百事可乐都不是可口可乐的替代品，二者没有可比性。”另外，无论谁，只要发现他的商店将百事可乐作为其他软饮料的替代品，就能得到1万美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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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的可口可乐调查人员很快就调查了“阁楼”商店，发现有一些员工在顾客点名购买可口可乐的时候却递给他们百事可乐。在1932年的春天，可口可乐公司提起诉讼。同时，哈里森・琼斯写信给古思，索要3万美元，作为可口可乐在“阁楼”“幸福”和“魔镜”商店里证明百事可乐是替代品的奖励。古思的回应是连续提起了7个反诉。其中4起案件是，一间单独的百事可乐店和三家糖果店宣称可口可乐妨碍了他们的销售，并且不停地折磨他们的员工。另外三个反诉是指控可口可乐公司诽谤，他们宣称哈里森・琼斯的信无异于“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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