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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酷爱可口可乐的人是艾森豪威尔，他在战后与罗伯特・伍德拉夫结成了亲密朋友和高尔夫球友。1945年6月19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一份报纸的头版头条写道：“热烈欢迎艾克前来阅兵”。同时，报纸还评论了这位大英雄对饮料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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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斯坦特勒丰盛的午宴之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否还要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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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来杯可口可乐，好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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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饮而尽之后，将军说他还有一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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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肃立恭听，结果传入他耳朵的竟然是：“我还要一瓶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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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足为奇的是，1943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从北非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加速启动技术观察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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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现急需300万瓶可口可乐以及每月600万瓶产量的全套灌装、清洗、封盖设备，请提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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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方安装10套独立的生产设施，每套设备每天灌装2万瓶可乐。同时，对于600万瓶二次灌装的可口可乐，要确保足够的糖浆和瓶盖供应。每月糖浆、瓶盖和6万瓶的基本供应量必须保证自动供给。每月装运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破损率。估计最初运载量是5000吨。运送可口可乐饮料不得妨碍其他军需物资的运输。有关这些设施和实际运作的情况，这里能够获取的数据非常有限。本司令部要求货源渠道和质量必须绝对保证，并由绝对称职的人员进行查验。建议立即着手安装设备，确保20万瓶的日需求量与运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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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的要求——“运送可口可乐饮料不得妨碍其他军需物资的运输”——显然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尽管事实上肯定不会有人对抗这位大将军的命令。同时，也有人警告美国公众，军方和可口可乐公司之间明目张胆的合作是在结成一种危险的“军事-企业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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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迅速批准了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请求，并以比较圆滑的方式命令陆军部：“必须向海外部队补给适当数量的必需品和便利品。”1944年年初，在经过可口可乐公司的强力游说之后，马歇尔将军签署第51号通报，特许各地指挥官直接提出建立可口可乐工厂的要求，还可以要求派遣技术观察员负责安装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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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特快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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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急忙派遣技术观察员阿尔伯特・托姆福德搭乘军用飞机到达非洲，以满足埃森豪威尔部队的需要。托姆福德比他的补给品先期到达，因而遇到了大多数技术观察员都要面对的困难：当地陈旧的瓶装设备、水源污染、与武器交换服务机构关系恶化等。虽然如此，到1943年的圣诞节，第一瓶可口可乐还是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生产出来了。一旦建立了立足点，可口可乐公司就迅速动员其瓶装力量进军每一个前线市场。托姆福德飞往意大利，开始在那里修建瓶装厂，其他的观察员也追随着美军在意大利军事行动的步伐。在诺曼底登陆日的第二天，他们就从英国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巴黎解放后，技术观察员保罗・培根搭乘“特别快车”（敞篷的军用吉普车）一路颠簸进入了巴黎市区。随着盟军把德军击退到了柏林，可口可乐人与可口可乐瓶装厂一起涌进了德国。他们重整欧洲的矿泉水业务，同时继续向部队提供他们最喜爱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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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技术观察员们还进入了太平洋战场。但是由于战争地形复杂多变和阵地不断迅速转移，建厂并不像在非洲和欧洲那样可行。因此，口渴的太平洋部队士兵们喝的是由便携式“丛林汽水桶”里倒出来的可口可乐。在新几内亚的旷野，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宗族界限——他们喝同一个可乐汽水桶里的饮料，这一点也不像在美国基地，他们各自喝着从不同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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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赢得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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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基本上都是兢兢业业、认真工作的。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都努力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可乐，以保证供应。一些观察员创下了非常辉煌的业绩。例如，约翰・塔利发明了瓶装机维修技术，成功修理了在勒阿弗尔港口不慎掉入海中的瓶装机；弗雷德・库克历经1300英里，翻越喜马拉雅山，在中国建立了瓶装厂。技术观察员每天的生活更多的是与一些化简为繁的装置较劲。一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写道：“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很神秘。比尔・马塞尔曼是如何保证他称之为垃圾的瓶装设备一天连续运转17个小时的？排水电缆似乎是他主要的支柱，实际上他每天还要焊接移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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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人员帮助他们焊接机件，同时也帮助修理其他设备。在战争期间，私营企业和政府军队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因此，技术观察员吉恩・布雷恩德尔写道：“上至基地指挥官，下至普通的士兵，都极其关注可口可乐的生产情况，并且竭尽全力帮助我们，这令我们每个人都终生难忘。”另一个观察员幸福地回忆说：“每到一个新地方，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当地部队——要么是港口建设部队，要么是海军修建营——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帮家伙十分能干。他们能制造出新的机器或者其他什么的。”美国士兵也经常到瓶装厂工作，当然，是军队应该向他们支付工资，而不是可口可乐。一个技术观察员吹嘘他的18小时工作日时说：“军需官和武器交换服务机构非常友好，他们甚至还在晚上加夜班。被派到工厂的所有军事人员都非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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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战地记者霍华德・法斯特的说法，如果这些军人不合作的话，他们将会很麻烦。由于一个飞行员害怕得罪可口可乐，记者法斯特差点送了命。开始时，法斯特无法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运输机要降落在离沙特阿拉伯陆军部队较远的前哨，那里的温度高达华氏157度（69.4℃）。他们在那里收捡了几千个可口可乐空瓶子。当这架超载的C46飞机笨重地离开沙漠跑道时，飞行员发现飞机根本无法升空，其高度仅能飞过沙丘。这名记者急忙建议丢弃那些瓶子，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是他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枪、吉普车、弹药甚至手榴弹都可以丢掉……但可口可乐瓶子呢？绝对不行。”飞行员最后总结说，“你绝对不能胡乱摆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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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也被派到可口可乐的工厂里工作。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更加偏爱勤奋工作的德国和日本战俘，因为他们的工作观念比当地的居民更强。一个观察员抱怨法国工人“对清洁和卫生这两个词没有什么概念。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否工作、什么时间工作或者说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另一方面，德国战俘“工作非常努力，并且很好管理。当你说出你想让他们怎么做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并且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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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技术观察员同军人一样承受着危险和死亡的恐惧。长期以来，他们的生活无聊而单调，偶尔才能狂欢娱乐一下。他们的生活就像坐过山车，一会儿残酷无情，一会儿安逸舒适。在公司一份未出版的历史记录中，詹姆斯・卡恩记录了技术观察员们艰难的生活境况。他们忍受着贫穷、供给不足以及糟糕睡眠环境的折磨。他写道：“他们感染了疟疾和皮肤病，并且还被冻伤。带回家服用的疟疾平胶囊使他们面色发黄。有三个人永远也不能回家了，他们在一次空难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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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恩的报告也许有些夸大其词，但基本事实是真实的。然而，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没有提到可口可乐人海外生活中舒适惬意的一面。技术观察员们报告说，他们常常打猎，经常无所事事地在军官俱乐部里闲逛、喝酒、打扑克牌、购买帆板，还与红十字会的护士到阿尔卑斯山共度周末。一个观察员从意大利来信说：“你们肯定羡慕我个人舒适的生活。向你们报告这些，我觉得非常惭愧。”接着，他继续描述他奢华的地中海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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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可口可乐人在战争、贫穷和饥饿之际时常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其实很重要，很有意义。他们了解到，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许多士兵都把可口可乐看作是个奇迹。虽然可口可乐公司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再宣传可口可乐的医学功效，但是在战争期间，这种饮料又重新发挥了安慰人的作用。一个观察员评论道：“一个失去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的穷人”只在有人给他一瓶可口可乐时才会重新燃起生的希望。“他叫护士不要骗他。当他喝了一口可口可乐后，他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这使他非常想念家乡。”新几内亚的另一个观察员讲述了那些得了伤寒的士兵是如何蹒跚着去买饮料的，这就是一种信仰疗法：“人们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手缠着绷带，有的眼睛看不见，一共有上百人——他们排成长队等着购买可口可乐。这使你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只渴望再得到一瓶碳酸饮料……”在那样的时刻，技术观察员们一定觉得，他们分发的是一种鼓舞士气的饮料，这也使得他们演唱的《技术观察员主题歌》更加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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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怎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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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赢得了这场战争，当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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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们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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