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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在纽约银行业的关系,在幕后对戈林施加影响。1936年,他得到了亨利・曼恩的支持。亨利・曼恩是几家美国银行的德国代表,他说服了戈林允许进口可口可乐浓缩液。“他接受了礼物。”一位熟人私下悄悄说。为了将进口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基思开始自己生产浓缩液,因此需要从美国进口最好的商品5号和7X。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就连在纳粹德国内部生产这些成分的想法,伍德拉夫也不会认真对待。他写信给西布利说:“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在德国生产商品5号的可能性,如果事态发展需要的话。”但是他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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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1936年欧洲之行期间,罗伯特・伍德拉夫和约翰・西布利的往来信件暴露出伍德拉夫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紧张和好动的人。然而,他表面上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显得非常沉着。伍德拉夫在出访德国之前从伦敦写信来说,他是“一个神经紧张、内心寂寞的人”,但他至少睡眠很好。尽管他在德国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他说,为期五天的访问会“过得非常快(我但愿)”。西布利意识到了伍德拉夫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他表示希望他的朋友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能得到“完全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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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犹太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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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通过与赫尔曼・戈林协调来帮助马克斯・基思,但他却不能控制其他的隐性问题。咖啡因的传闻仅仅是论战的开始。由于可口可乐公司成为德国大型的销售商,因此矿泉水企业、酿酒厂和可乐仿冒者都紧紧抓住每一个可能的诽谤机会。他们声称,磷酸会腐蚀胃的内壁,如果将一小块牛肉在可乐里放置一个晚上,牛肉就会被漂白。一些竞争者控诉可口可乐的名字取得非常不合适,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可卡因。其他一些人散布谣言说,可乐里含有“毒药”,对“大脑会产生刺激性”。即使焦糖的颜色也招致了很多麻烦,有些人说这是一种“人工染色”的结果。甚至连神圣的一步裙形瓶子也遭到了诽谤,因为它的容量是0.192公升,而德国的标准容量是0.2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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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口可乐在德国的未来,赫尔・弗兰奇先生的威胁是最具有毁灭性的。他仿造了一种饮料,名叫非洲可乐。1936年,弗兰奇和其他劳动者阵线的代表一起访问美国,亲切友好地参观了美国的工业企业。雷・鲍尔斯安排他们参观了纽约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个瓶装厂,弗兰奇在那里铲起一把瓶盖,瓶盖上面印有希伯来语,其大意是,可口可乐是犹太教允许饮用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纽约大量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现成的市场。回到德国后,弗兰奇散发了几千张传单,上面印有瓶盖的照片。他声称,可口可乐公司是美国的犹太人开办的公司,由著名的亚特兰大犹太人哈罗德・赫希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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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在德国的销售额直线下降。纳粹总部迅速取消了他们的订单。整个企业都处于危机之中,而基思却无能为力。在科隆,沃尔特・奥本霍夫努力争取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反击“犹太诽谤”,但是公司在伦敦聘请的辩护律师格沃特金和西布利阻挠公司采取进一步的法庭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今后这一切都会公之于众。独立的瓶装商和特许经营者感觉被出卖了,因此提起诉讼。有时,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甚至还充当联合原告。奥本霍夫写信给格沃特金,说明生活在德国之外的人谁也“不了解”该问题的范围。为了救急,基思祈求伍德拉夫将哈罗德・赫希开除出可口可乐董事会,或者至少向外界说明他并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伍德拉夫支持赫希,同时也要求法律部起草一份公告,说明公司有许多股东,而不是某一个人单独“拥有”这家公司。面对弗兰奇的诽谤,这份股东名单简直就是一个愚钝的还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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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纳粹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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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尽管犹太教规定允许的瓶盖照片事件持续了好几年,但可口可乐公司还是经受住了这次大失败的考验。正如伍德拉夫在美国的做法一样,基思瞄准了“特殊事件”(例如爱国群众大会),并懂得了尝试是开展业务的最佳方法。可口可乐出现在自行车比赛上,广告强调它有助于运动员彻底恢复体力。在希特勒青年集会上,年轻人列队正步行走,可口可乐卡车与行进者们一起前进,他们希望这能够成功地吸引下一代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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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兰奇第一次提起指控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基思将可口可乐置于纳粹工业复兴的中心位置。那一年,德意志帝国的“劳动人民”展览在杜塞尔多夫开幕,德国工人在希特勒统治下最初五年所取得的成就得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一台瓶装机在展览会中央与天主教传道总会办公室紧邻的地方灌装可口可乐。赫尔曼・戈林巡视杜塞尔多夫博览会,中途停下来喝了一瓶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思维敏捷的摄影师抓拍了这一镜头。虽然没有照片作证,但据说希特勒也很喜欢可口可乐,他曾在他的私人电影院里一边吮吸着这种亚特兰大饮料,一边欣赏《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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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跨过奥地利边境,吞并了奥地利。基思和他的员工们不但不害怕纳粹的进攻,而且还迅速跟随军队进入奥地利,并于9月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一个月后,没有人对基思注册成立新公司表示抗议。1938年11月10日的水晶之夜,预示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平。公司的奥地利业务被破坏了,犹太教会堂也起火了。即使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的确使伍德拉夫和鲍尔斯产生了隔阂并出现摩擦,但两人都没有感到不安。鲍尔斯认为,他的权利金应该包括所有在德国境内销售的可口可乐,而不论销售区域随希特勒军队的进驻而延伸到什么地方。伍德拉夫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边界,应该以签订合同时的边界范围为准。这场争论结束后不久,鲍尔斯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身,基思毫无疑问地成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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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思认可了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他仍然要求员工们不要满足于现状,而要奋发前进,走向未来,直到全德国人民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者为止。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积聚力量,共同努力,就会达到目标。我们不可思议的饮料拥有超强的持久力,能够使我们坚持下去,直到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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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毁的瓶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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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部队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最终向德国宣战,马克思・基思意识到他将惹上麻烦。虽然戈林此前已经批准流通“7X”,但战争迟早会削减原料的供应,甚至完全切断。除了原料供应问题,基思还担心,由于可口可乐德国公司是一个“外国”公司,它也许会被国有化,同时公司领导人还可能被监禁。很快,他就采取了两个预防措施,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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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他策划成为德国庞大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希特勒也许拥有最大的权力,但他却厌烦处理细节问题,因此便把很多这类问题都留给了保守的文职人员,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同情处于困境中的商人。对于基思来说,幸运的是,沃尔特・奥本霍夫与司法部部长是好朋友。奥本霍夫设法让自己和马克斯・基思在敌军财产办公室中任职,在德国和占领区内监管所有的软饮料工厂。德军侵占了欧洲,基思和奥本霍夫跟随德军也进入了欧洲,他们在意大利、法国、荷兰、卢森堡公国、比利时和挪威援助并接管了当地的可口可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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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的第二步是寻找另一种产品。虽然他谨慎地为不同的工厂配给可口可乐,但他仍要求他的化学家们发明另外一种饮料,以使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水果口味的饮料。像可口可乐一样,这种饮料是一种独特的含咖啡因的混合物,人们无法从中轻易地辨认出橙子、葡萄或柠檬。依靠能够得到的配料——通常是其他食品行业的剩余物——这种新饮料使用乳清(它是干酪的一种副产品)和压榨苹果酒后的苹果纤维。稍后,基思称赞这种饮料是用“剩余物品的剩余物”制成的。这种水果混合饮料的成分依可以得到的意大利农产品的变化而变化,起先必须用糖精来增加饮料的甜味。但是1941年,该饮料免受糖料定量配给规定的限制,因此允许使用3.5%的甜菜糖,这就使得这种饮料远远好于战争时期任何竞争对手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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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命名竞赛中,基思采用头脑风暴法,把员工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自由联想,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乔・柯尼普不假思索地冲口说出了最终获胜的名字——芬达(Fanta)。沃尔特・奥本霍夫在德国和所有占领国内注册了新商标。然而,在比利时,卡尔・韦斯特经理选择了“科比”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对于愤怒的比利时人民来说,芬达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德国化了。另外,公司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非常有特色的瓶子。芬达的销售情况很好。即使在美国于1941年年末加入战争,所有可口可乐的供给都被停止之后,芬达的销量仍然较高,这就足以确保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1943年,基思售出了大约300万箱芬达。很多瓶装饮料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增加汤和焖菜的甜味和香味的,因为战争时期糖料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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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克斯・基思千方百计在德国的公共场所保留可口可乐这个名字。纳粹宣布“回忆性广告”为非法,因为这样的产品已经不再有了。尽管如此,在所有芬达的广告中,他都加入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荣誉出品”这句话。在1942年年末可口可乐供应中断之前,他只为接收纳粹伤兵的医院供货,但德国军方的分支机构还是设法截获了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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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队征用基思最好的卡车时,他的机修工人一直在不断修理旧卡车。福特汽车公司也一直在纳粹德国做生意,他们提供专用的煤燃料卡车。为了确保他们保留下来的卡车不被征用,基思(和伍德拉夫一样)把公司的业务与对战争做贡献联系起来,其具体做法是,把目前闲置的可口可乐瓶子装满苏打水,再把它们运到矿区的通风管里储藏起来,以躲避敌人的空袭。这样,他的卡车就成了分发免费“救灾水”的救急车辆,还维持了他与军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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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能将他的瓶子藏起来,免于被敌机轰炸,但是却不能把工厂也藏起来。战争期间,所有43家可口可乐工厂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有些甚至被轰炸过好几次。公司的埃森总部和工厂遭到的袭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这座城市位于德国工业的中心地带,在战争后期被完全夷为平地,一座建筑物也没有留下。尽管这样,基思仍然在继续灌装芬达和苏打水,就连轰炸最激烈的时候也不曾中断过。他解释说:“我在城市郊区建有所谓的专线工厂,在那里我们有自己的瓶装工厂。”芬达隐藏在旧农舍或奶牛场中,这种临时措施使得芬达在城区主要工厂维修期间仍然能够保证稳定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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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的雇员被征兵后,他雇用了很多以前被判过刑的人,军队是不会招募这些人的。基思骄傲地回忆说:“在埃森,我们最出色的销售人员是一个曾因杀害自己的父亲而被判刑20年的人。”后来,在战争中,基思使用了“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人——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基思说“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是暗示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难民,这有些令人误解。事实上,战时的铁路不但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运到集中营,而且还运送了大约900万被强迫的外国劳工,到1944年,他们占了德国整个劳动力队伍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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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马克斯・基思为了维持可口可乐的业务,乐意做任何事情,包括与纳粹政府的合作。后来,他的同事原谅了他的行为,声称当时的他也是被逼无奈,没有其他选择。克劳斯・普特承认说:“是的,马克斯・基思试图不得罪当权者。他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代表,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你知道,当你生活在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时,你必须管住你的嘴巴,并且小心行事。如果你的邻居听到你说希特勒的坏话,他们晚上就会摸到你家去,把你带走,杀死你。这是在美国生活的人所不可能理解的。”结果,作为一家外国公司的代表,基思更好地利用了外交手腕,遇事时采取必要的变通处置办法,“走错一步,说错一句,那都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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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思对可口可乐的忠诚受到攻击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宁愿为他的饮料去死,也不愿意屈从于纳粹。1945年年初,除了希特勒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战败了。针对这一情况,虔诚的纳粹党人痴心妄想,希望在内部寻找一个替罪羊。同年1月,基思和奥本霍夫应召向负责商务部的将军汇报工作,并被告知他们的公司将被收归国有。将军命令他们:“把名字改了,改成什么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叫它为马克斯・基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否则你们将被送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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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仍然很顽固。他和奥本霍夫到司法部去拜会他们的老朋友,但这位朋友担心,如果他出面干预的话,他也会被监禁起来。这两个可口可乐人无法确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准备第二天去向将军摊牌,但是他们没有成行。这似乎是天意——那位将军在一次空袭中身亡,公司也因此被拯救了。三个月后,在柏林的一个掩体中,希特勒开枪自杀,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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