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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命名竞赛中，基思采用头脑风暴法，把员工们集中起来，让他们无拘无束地自由联想，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乔・柯尼普不假思索地冲口说出了最终获胜的名字——芬达（Fanta）。沃尔特・奥本霍夫在德国和所有占领国内注册了新商标。然而，在比利时，卡尔・韦斯特经理选择了“科比”这个名字，因为他认为，对于愤怒的比利时人民来说，芬达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德国化了。另外，公司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非常有特色的瓶子。芬达的销售情况很好。即使在美国于1941年年末加入战争，所有可口可乐的供给都被停止之后，芬达的销量仍然较高，这就足以确保公司顺利度过战争时期。1943年，基思售出了大约300万箱芬达。很多瓶装饮料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增加汤和焖菜的甜味和香味的，因为战争时期糖料供应实行严格的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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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克斯・基思千方百计在德国的公共场所保留可口可乐这个名字。纳粹宣布“回忆性广告”为非法，因为这样的产品已经不再有了。尽管如此，在所有芬达的广告中，他都加入了“可口可乐德国公司荣誉出品”这句话。在1942年年末可口可乐供应中断之前，他只为接收纳粹伤兵的医院供货，但德国军方的分支机构还是设法截获了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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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队征用基思最好的卡车时，他的机修工人一直在不断修理旧卡车。福特汽车公司也一直在纳粹德国做生意，他们提供专用的煤燃料卡车。为了确保他们保留下来的卡车不被征用，基思（和伍德拉夫一样）把公司的业务与对战争做贡献联系起来，其具体做法是，把目前闲置的可口可乐瓶子装满苏打水，再把它们运到矿区的通风管里储藏起来，以躲避敌人的空袭。这样，他的卡车就成了分发免费“救灾水”的救急车辆，还维持了他与军方之间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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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能将他的瓶子藏起来，免于被敌机轰炸，但是却不能把工厂也藏起来。战争期间，所有43家可口可乐工厂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轰炸，有些甚至被轰炸过好几次。公司的埃森总部和工厂遭到的袭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这座城市位于德国工业的中心地带，在战争后期被完全夷为平地，一座建筑物也没有留下。尽管这样，基思仍然在继续灌装芬达和苏打水，就连轰炸最激烈的时候也不曾中断过。他解释说：“我在城市郊区建有所谓的专线工厂，在那里我们有自己的瓶装工厂。”芬达隐藏在旧农舍或奶牛场中，这种临时措施使得芬达在城区主要工厂维修期间仍然能够保证稳定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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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的雇员被征兵后，他雇用了很多以前被判过刑的人，军队是不会招募这些人的。基思骄傲地回忆说：“在埃森，我们最出色的销售人员是一个曾因杀害自己的父亲而被判刑20年的人。”后来，在战争中，基思使用了“来自欧洲四面八方的人——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基思说“战争把他们从各地带到了这里”，是暗示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难民，这有些令人误解。事实上，战时的铁路不但把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运到集中营，而且还运送了大约900万被强迫的外国劳工，到1944年，他们占了德国整个劳动力队伍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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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马克斯・基思为了维持可口可乐的业务，乐意做任何事情，包括与纳粹政府的合作。后来，他的同事原谅了他的行为，声称当时的他也是被逼无奈，没有其他选择。克劳斯・普特承认说：“是的，马克斯・基思试图不得罪当权者。他是一个老练的谈判代表，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你知道，当你生活在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时，你必须管住你的嘴巴，并且小心行事。如果你的邻居听到你说希特勒的坏话，他们晚上就会摸到你家去，把你带走，杀死你。这是在美国生活的人所不可能理解的。”结果，作为一家外国公司的代表，基思更好地利用了外交手腕，遇事时采取必要的变通处置办法，“走错一步，说错一句，那都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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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思对可口可乐的忠诚受到攻击的时候，他证明了自己宁愿为他的饮料去死，也不愿意屈从于纳粹。1945年年初，除了希特勒和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清楚他们战败了。针对这一情况，虔诚的纳粹党人痴心妄想，希望在内部寻找一个替罪羊。同年1月，基思和奥本霍夫应召向负责商务部的将军汇报工作，并被告知他们的公司将被收归国有。将军命令他们：“把名字改了，改成什么都可以。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叫它为马克斯・基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必须在两天之内完成，否则你们将被送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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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仍然很顽固。他和奥本霍夫到司法部去拜会他们的老朋友，但这位朋友担心，如果他出面干预的话，他也会被监禁起来。这两个可口可乐人无法确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准备第二天去向将军摊牌，但是他们没有成行。这似乎是天意——那位将军在一次空袭中身亡，公司也因此被拯救了。三个月后，在柏林的一个掩体中，希特勒开枪自杀，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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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员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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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基思成功了。他发电报给伍德拉夫说：“可口可乐德国公司仍在运作。”“派审计师去。”伍德拉夫感到非常吃惊，马上派遣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纽约籍律师斯蒂芬・拉达斯去科隆，试图在沃尔特・奥本霍夫的家乡找到他。科隆这个城市遭到轰炸以后，人口已经由最初的100万减少到3.5万。拉达斯无法找到奥本霍夫，但他从邻居处获悉，奥本霍夫还活着。拉达斯给他留下一张便条，写了一些鼓励性的话语，然后回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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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紧随美国解放部队之后，技术观察员大量涌入德国，迅速霸占了尼德门迪格的一家矿泉水厂，并于四月份开始灌装可口可乐，时间正好在德国投降之前。三个优秀的技术观察员宣称，他们找到了马克斯・基思，其中的一个稍后回忆说：“无论我们战前的德国公司留下了什么，我们都能照常生产。”当他们找到基思时，他正在一个被毁掉一半的工厂里忙着灌装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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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到国内的这些高级管理人员来说，马克斯・基思是一个英雄。哈里森・琼斯在1946年对最近一批技术观察员的讲话中，告诉他们马克斯・基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在战争期间将瓶装商联合起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基思感觉这些赞扬听起来并不诚恳，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因而非常生气。他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将他的小瓶装王国保持得完好无损，但却被美国的技术观察员们侵占了。后来，他称这段战后时期“更糟糕”，他遭受的痛苦甚至比纳粹统治时期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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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身穿美军制服的技术观察员们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接到了命令——不得与德国人亲近。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实业界要“非纳粹化”。基思邀约沃尔特・奥本霍夫（表面上他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起，试图与美军军官和美国可口可乐人协商。奥本霍夫稍后回忆说：“我们讨论了很多次。”技术观察员乔治・唐宁对基思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坚持称基思是“第二个希特勒”。“一个德国人在战败后的德国对美国人指手画脚，你能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情景吗？”唐宁确信，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基思就会策划接管可口可乐公司的全球业务。那些也许正是基思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受过很好的教育，知道在待人接物中忍耐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正试图讨好这些胜利者。起先，技术观察员们不但拒绝向基思提供任何可乐糖浆，而且还削减他的芬达产量。最终，他们妥协了，允许可口可乐德国公司开展瓶装芬达业务。此时，技术观察员们已经垄断了对美国军人的饮料消费供应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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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尴尬的休战中，技术观察员们在法兰克福工厂的一边灌装可乐，而基思则在另一边灌装芬达。但是在百废待兴的战后经济中，基思无法得到足够的糖料或水果供应，同时，大多数德国人也买不起他的饮料。即使他开始灌装苏打水和名叫罗莎尔塔的新口味饮料，销售额仍继续下降，从1944年的200万箱跌到1945年的50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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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最终撤离时，基思决定接管他们的业务。他指示他手下的人要打入美国技术观察员队伍中，同时，这些美国人也为找到这些有经验的助手而高兴。1945年8月，驻扎在斯图加特的技术观察员报告：“在该工厂的周围，生活格局已经形成。本国的可口可乐人再一次成为这个伟大企业的一部分。来自于田间和战俘营的老员工们又回到了工厂。有了优秀的机械师，再加上他们忘我地工作，当初看上去毫无希望、一片混乱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辉煌的成就。”一个技术观察员说道：“我无法讨厌德国人——他们太勤奋了。”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似乎再也没有人计较这些“本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是前纳粹党人或者是卖国贼，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盟军的胜利，一夜之间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本地一个技术观察员后来表示：“这非常令人惊讶，平民中没有一个人是纳粹党人，所有人都是反对纳粹党的，并且都明确反对希特勒和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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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斯・基思的立场不稳定，但是他仍然试图与以前的这些员工保持联系，同时也为技术观察员们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在奥格斯堡，克利夫・约翰逊对他的助手西斯莱先生解释说：“那个德国人——马克斯・基思——要来参观，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友好地对待他。”基思到达时，身穿一件皮大衣，他以前的员工们（现在奥格斯堡工作）几乎“要被迷晕了”。西斯莱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埃尔希几乎要晕倒了，因为基思先生在那里，科勒先生每到一处都要鞠躬。”基思“帝王般的举止”给西斯莱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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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思在1949年抓住一个机会智胜了美国人。当时，他发现大量不新鲜的可乐糖浆供应品在战争期间利用部队军官的关系避开了世人耳目，到达了德国。他说服了当时负责管理德国技术观察员项目的保罗・莱斯科，将那些过期的糖浆卖给他，以便他能够从中提取糖料，供生产芬达用。为了预防糖浆被再次使用，莱斯科几乎把糖浆染成了绿色，但基思使他确信，这样的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基思一边让他的化学家们努力工作，一边秘密过滤和再加工糖浆，然后于1949年迅速推出他的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负责可口可乐公司欧洲业务的李・塔利碰巧打来电话，告诉基思他打算造访法兰克福。基思说：“那太好了，我希望您明天早晨来剪彩。我们将重新开展可口可乐业务。”10月3日，塔利如期前来参加剪彩仪式，他对基思拥有如此多的糖浆感到十分惊讶。丝带剪断之后，基思的卡车载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不顾一切地前进，标语上写的是：“可口可乐又回来了！”莱斯科被欺骗了，他恼羞成怒，但因为有塔利的默许，所以他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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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选择的时机非常完美。由于美国军队的存在和技术观察员的业务逐渐减少，伍德拉夫决定将瓶装厂归还给当地人。莱斯科突然感到，他自己必须适应基思，而基思也再次大权在握。为了和这个美国人和平共处，基思把不来梅瓶装厂的管理权交给了莱斯科。不久，马克斯・基思就重振了德国的软饮料行业，他也可以免费获得可口可乐浓缩液了。但是要找到符合可口可乐出口公司制定的资本条件（在特许经营地区，每个人平均1美元）的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基思独断专行，将这一条件降低为人均1德国马克，这相当于原来的1/4，但符合这一条件的人仍然极少。基思不得不在许多人的贷款申请上连署以提供担保，同时强制要求他们宣誓终身效忠于他。他告诉他的瓶装商们：“我选择了你，我会使你发财的，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按照我说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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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说话是算数的。当先前的技术观察员西斯莱先生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德国时，他发现埃尔希和科勒先生拥有了奥格斯堡的瓶装厂，还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在这座城市最好的饭店里款待他，并且笑着谈论战后那些艰难时日。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们在马克斯・基思面前仍然卑躬屈膝——基思现在已经是整个欧洲地区可口可乐的总管。那些比较大胆的瓶装商私下里悄悄称基思为“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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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白种雅利安人希望成为可口可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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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马克斯・斯麦林1957年成为可口可乐瓶装商时，也对基思表现出了合乎体统的尊重。1954年，这位德国英雄会见了前来埃森庆祝可口可乐在德国经营25周年的可口可乐高级管理者、二战前纽约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法利。法利立即意识到，斯麦林是一个真正值得猎取的人。这个拳击手欣然接受了在汉堡灌装可口可乐的机会，并且愿意成为今后几年可口可乐饮料在德国的亲善大使。这位曾经在书房里保留了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男人，现在却加入了可口可乐这个舒适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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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四部分︱ 乐土上的烦恼（1950-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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