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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斯・基思的立场不稳定，但是他仍然试图与以前的这些员工保持联系，同时也为技术观察员们的工作提供一些“帮助”。在奥格斯堡，克利夫・约翰逊对他的助手西斯莱先生解释说：“那个德国人——马克斯・基思——要来参观，我们已经接到命令，要友好地对待他。”基思到达时，身穿一件皮大衣，他以前的员工们（现在奥格斯堡工作）几乎“要被迷晕了”。西斯莱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埃尔希几乎要晕倒了，因为基思先生在那里，科勒先生每到一处都要鞠躬。”基思“帝王般的举止”给西斯莱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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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基思在1949年抓住一个机会智胜了美国人。当时，他发现大量不新鲜的可乐糖浆供应品在战争期间利用部队军官的关系避开了世人耳目，到达了德国。他说服了当时负责管理德国技术观察员项目的保罗・莱斯科，将那些过期的糖浆卖给他，以便他能够从中提取糖料，供生产芬达用。为了预防糖浆被再次使用，莱斯科几乎把糖浆染成了绿色，但基思使他确信，这样的预防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基思一边让他的化学家们努力工作，一边秘密过滤和再加工糖浆，然后于1949年迅速推出他的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负责可口可乐公司欧洲业务的李・塔利碰巧打来电话，告诉基思他打算造访法兰克福。基思说：“那太好了，我希望您明天早晨来剪彩。我们将重新开展可口可乐业务。”10月3日，塔利如期前来参加剪彩仪式，他对基思拥有如此多的糖浆感到十分惊讶。丝带剪断之后，基思的卡车载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不顾一切地前进，标语上写的是：“可口可乐又回来了！”莱斯科被欺骗了，他恼羞成怒，但因为有塔利的默许，所以他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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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选择的时机非常完美。由于美国军队的存在和技术观察员的业务逐渐减少，伍德拉夫决定将瓶装厂归还给当地人。莱斯科突然感到，他自己必须适应基思，而基思也再次大权在握。为了和这个美国人和平共处，基思把不来梅瓶装厂的管理权交给了莱斯科。不久，马克斯・基思就重振了德国的软饮料行业，他也可以免费获得可口可乐浓缩液了。但是要找到符合可口可乐出口公司制定的资本条件（在特许经营地区，每个人平均1美元）的德国人是不可能的。基思独断专行，将这一条件降低为人均1德国马克，这相当于原来的1/4，但符合这一条件的人仍然极少。基思不得不在许多人的贷款申请上连署以提供担保，同时强制要求他们宣誓终身效忠于他。他告诉他的瓶装商们：“我选择了你，我会使你发财的，但是你必须听我的话，按照我说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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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说话是算数的。当先前的技术观察员西斯莱先生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德国时，他发现埃尔希和科勒先生拥有了奥格斯堡的瓶装厂，还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在这座城市最好的饭店里款待他，并且笑着谈论战后那些艰难时日。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他们在马克斯・基思面前仍然卑躬屈膝——基思现在已经是整个欧洲地区可口可乐的总管。那些比较大胆的瓶装商私下里悄悄称基思为“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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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白种雅利安人希望成为可口可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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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马克斯・斯麦林1957年成为可口可乐瓶装商时，也对基思表现出了合乎体统的尊重。1954年，这位德国英雄会见了前来埃森庆祝可口可乐在德国经营25周年的可口可乐高级管理者、二战前纽约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法利。法利立即意识到，斯麦林是一个真正值得猎取的人。这个拳击手欣然接受了在汉堡灌装可口可乐的机会，并且愿意成为今后几年可口可乐饮料在德国的亲善大使。这位曾经在书房里保留了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男人，现在却加入了可口可乐这个舒适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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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四部分︱ 乐土上的烦恼（1950-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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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荡荡的会场里，一副红色闪亮的标语——“和可口可乐一起走进20世纪80年代”——静静地悬挂在那里。保罗・奥斯汀曾经对这些标语是多么熟悉，但现在却感到奇怪和迷惑。为什么它们的颜色如此鲜艳，简直就像是奔涌而出的血液？他的心跳开始紊乱，他感到一阵晕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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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蹒跚着走向会场旁边的酒吧，一张美女大头像映入眼帘。画中美女露出巨大的牙齿，咧着嘴大笑说：“喝可口可乐令你开心一笑！”奥斯汀斜靠着吧台，让身体保持平衡。“要一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他听到自己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虚幻，像是离耳朵很远，仿佛从会场的角落里反射回来似的。技术人员在会场里穿梭不停，好像有什么心事，有几对瓶装商夫妇则在漫步欣赏展览品。奥斯汀轻声说了声谢谢，一仰头吞下了整杯威士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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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匆匆忙忙赶到他面前，恭敬地点点头，伸手道：“噢，奥斯汀先生，原来您在这里，请您到台上检查一下音响效果好吗？”这位身材高大的可口可乐总裁把酒杯斟满后，向舞台走去。也许他需要再喝一杯，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冷静下来，而不显得那么慌乱。他有意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台阶，站到麦克风前。他的手微微地颤抖着。和往常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把玻璃杯放在身边的桌子上。他弯下身子，两手抓住桌子的侧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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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汀盯着他眼前跳跃的红色空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身体向前倾斜，声音有点含混地问道：“请问，谁能告诉我，我为什么在这里？”声音在会场里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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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14章 可口可乐公司的海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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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们的一些海外朋友难以把美国和可口可乐公司区别开来。但我们对此不应该抱怨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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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可口可乐公司两位高级管理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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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会集在旧金山，共同商议建立联合国组织，以维护二战后的世界和平。罗伯特・伍德拉夫预感到，这是历史的关键时刻，于是立即派遣詹姆斯・法利带着美酒和可口可乐前往旧金山，不惜重金宴请手握重权的各位与会代表。“我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法利后来用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言语谦逊地写道：“也许有助于今后在全球范围建立可口可乐瓶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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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是一位尽善尽美的政治家。他有对所有人的姓名过目不忘的本领，回信的落款也总是用绿色墨水，显得极富修养。他曾经说：“细节决定成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因此，他决心在年轻时要广结良缘，关注每个细节，极力展现自己的全部才华。1932年，在民主会议召开期间，一位记者这样写道：“不论法利出现在哪里，彩虹都会动容。”也许这种描述反映的是，在他1.88米的魁伟身躯上，巨大的、光溜溜的脑袋闪闪发光，恰似灯塔一般。“只要给他足够时间，”那个记者报道说，“他都可以叫出全美国每个人的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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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民主党人，法利更注重忠诚而不是政治谋略。他天生热爱社交，不抽烟不酗酒，每天只需要6个小时的睡眠。他还酷爱旅游和结识新的朋友，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们。总而言之，法利身上具备纯粹的可口可乐精神。1941年，罗伯特・伍德拉夫的朋友、亚特兰大的著名记者拉尔夫・麦吉尔写道：“法利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新工作使他远离政治。”实际上，为了能在二战后顺利完成可口可乐公司的工作，法利需要充分运用他的每一项外交技能，所以，这份工作并没有使他真正远离政治，因为可口可乐公司正逐渐成为政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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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快要结束时，由于苏联和美国都属于战胜国，两国之间传统的敌对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1945年春天，法利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英国的贵族哈里法克斯以及来自于埃及、墨西哥、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代表一起共饮畅谈时，他都有意地回避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几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举报国务院工作人员阿尔杰・希斯是共产党员的事件导致了美国与苏联敌对关系的白热化。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利与各国代表们在旧金山的聚会还是希斯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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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法利对可口可乐公司就像他曾经对民主党一样忠诚。确实，他为能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而感到高兴。这份工作使他成为无党派的外交官，并且更接近财富和权力。1946年，法利在三个月的环球旅行之后，很自信地告诉媒体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期望着美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每一个外国人都对美国的影响力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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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士兵和软饮料建立的良好品牌效应，可口可乐公司迅速批准了在新的其他国家建立瓶装厂的申请，并于1948年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会议，期望借此机会给海外的瓶装商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大会上，一位总裁非常虔诚地祈祷：“愿上帝赐予我们信念，世界上还有20亿顾客正对可口可乐翘首以盼。愿我们能为他们服务。”1950年年末，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开展了同多个国家的业务，与此同时，那些主要分布在欧洲以及南美洲的工厂早已绘制了雄心勃勃的市场蓝图，总销量也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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