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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伍德拉夫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管理生产经营，并且受到热心员工们的拥护，大家对他的每一个命令都欣然接受。从1943年到去世，他的得力助手都是约瑟夫・琼斯。约瑟夫是一个睿智、行为得体的特拉华本地人。他负责安排伍德拉夫的日程，定制西服和雪茄，接收信件，同时也是看门人。约瑟夫・琼斯的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工作时丝毫不能松懈，一个礼拜工作7天，全天24小时待命，没有任何假期。琼斯实际上就是伍德拉夫的奴隶，因为这点他失去了两个妻子，但是直到最后，他仍然是伍德拉夫最忠诚的家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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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亚特兰大是伍德拉夫的权力中心，在那里，这个可口可乐大资本家的影响力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当伍德拉夫有了想法的时候，“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将其付诸实践”。休斯・斯波尔丁律师解释说，因为老板接下来会召开核心集团的会议，简洁地介绍这个想法。永不疲倦的伍德拉夫通常是在凌晨3
:00的时候召集集体讨论。“我们并不参与讨论观点和其他事情。我们直接处理具体问题。我们全部都被分派在待完成的任务。”像其他人一样，斯波尔丁和蔼地承认了这一点，在可口可乐公司里面，他只是一个配角而已。他说：“我想，我是一个顶级配角，当伍德拉夫想要顺利完成某件事情时，只要我会做的，我一定会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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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哈茨菲尔德市长最初曾经和伍德拉夫一起在一家灭火器公司工作。他告诉一个记者说：“我从来没有在不征求伍德拉夫意见的情况下做出过任何重要决定。”市长会定期到爱查维狩猎，是那里的常客。在他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一个镶有伍德拉夫照片的相框。他总是给客人一瓶可口可乐，作为南方人好客的表示。如果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哈茨菲尔德市长在任职期间每年都会收到可口可乐公司6000美元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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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绘制的1950年亚特兰大典型权力结构关系图中，哈茨菲尔德和斯波尔丁都处在很明显的中心位置，但伍德拉夫却游离在边缘地带。伍德拉夫通过重要点位的战略线与哈茨菲尔德和斯波尔丁两人相联系，就像蜘蛛织网总是从边缘开始一样。“最高领导人如果能够参加梯形组织结构较低层次的会议，他将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亨特写道，“即使是他们不赞成的嘀咕声也会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实际上，年迈的伍德拉夫说话越来越小。他的宠臣们日渐善于根据他含混声音的抑扬顿挫分辨出同意、犹豫不决、完全不同意等几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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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伍德拉夫又新添了两个绰号。在会议上，他有时被称作“一致同意”，这个昵称源于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有一次，可口可乐公司召开董事会，但伍德拉夫一个人缺席了。主席重重地敲了一槌，宣布由于法定人数没有到齐，本会议取消。在佐治亚洲，伍德拉夫还是著名的“匿名先生”。他给埃默里大学、癌症研究中心和其他慈善机构捐赠了大量的财物，但是从来没有记在他的名下，因为他是真正的隐士，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回避向他乞讨的人群。1941年，拉尔夫・麦吉尔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朋友伍德拉夫的文章，题目叫作《不出名的千万富翁》。从那以后，要钱的请求蜂拥而至，伍德拉夫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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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伍德拉夫统治的亚特兰大区域财政平衡，管理协调。但是，昌盛中还是存在摩擦的迹象。弗洛伊德・亨特很沮丧地发现，虽然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关系网（遗憾的是不平等），但是没有黑人进入亚特兰大的官方权力结构。当亨特采访著名的莫尔豪斯学院黑人校长本杰明・梅斯的时候，这位教育家告诉他说：“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白种暴徒正在寻找一个黑人来处以私刑。”休斯・斯波尔丁意味深长地说，种族隔离是亚特兰大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每年，亚特兰大黑人学院都有2000名申请者被推荐到北方院校。“也许这不是黑人们想要的，”斯波尔丁说，“但也许这就是他们将要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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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伍德拉夫并没有潜心处理亚特兰大生活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件国家和国际大事上。他告诉亨特，他想要把亚特兰大发展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他也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是谁的主意？你们工作中是如何制定政策的？”亨特问他，“是董事会的决议，还是其他什么机构的意思？”伍德拉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是我的主意。我在哪里，董事会办公室就在哪里。我可能在爱查维，可能在船上，也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历山大・梅金斯基曾经把伍德拉夫比喻成俄国沙皇，当被问及在他的宫廷里哪些人是重要的时，沙皇回答说：“我跟他们谈话的那些人就是重要的，但是只有我正跟他们谈话时他们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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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宠儿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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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令人敬畏的权力远远超出了佐治亚州的范围。1950年，伍德拉夫对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提问的不经意回答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当亨特问他为什么把艾森豪威尔将军（昵称艾克）的照片挂在墙上时，伍德拉夫回答说：“我们当中有人希望他当总统。所以，我们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一些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然后又让他当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便知识分子能喜欢上他。”又总结说：“目前还没有决定，艾克应该以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身份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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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公众抵制提名艾克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到1952年的时候，“一伙人”已经为他的竞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竞选班子是一群精明、精力充沛的商人，他们经常和艾克一起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打球。艾克和伍德拉夫是亲密好友，艾克甚至还可以取笑伍德拉夫的高尔夫球艺。艾克战争时期对可口可乐的钟情以及他的另外一些品质使他与伍德拉夫及其亲信们非常亲近。首先，他不是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而是真诚地相信股份制企业组织结构，反对激进的、极端的政府行为。同时，他还是安抚二战后美国民众反共产主义紧张情绪的卓越领导人，是促进近10年来消费显著上升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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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不仅是位出色的军人，也是位机敏的投资商，他时刻密切关注着证券投资组合。例如，1951年10月，他从巴黎写信给他的（也是伍德拉夫的）财政顾问，询问最近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之际，是否应该考虑将部分资金从债券转移到股票上去。当时，艾克将军和他的儿子投资了Joroberts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的瓶装厂归该公司所有。身在蒙得维的亚的莫顿・哈登遥控管理着工厂，他邀请艾克前往乌拉圭，亲自视察可口可乐工厂的经营管理状况。虽然艾克成为总统后从来没有冒险到过那里，但他还是经常派遣助手去评估南美洲可口可乐工厂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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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人员来说，艾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遗留政策的最好矫正者。艾克坚信，“要合理保护美国工业”。他宣称，对外政策的目的是明确鼓励为美国进行海外投资营造友好的氛围。不但如此，在二战中，他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影响力堪与可口可乐媲美，他那男孩般的露齿笑容是公共关系人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艾克，凭你这张脸，总统竞选就不可能落选。”有伍德拉夫和谋士们的支持，总统职位对这位受人爱戴的竞选者而言可谓囊中之物。艾克的演说辞字斟句酌，像瓶装可口可乐一样包装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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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看起来像一个天真无邪、勇往直前、代表着美国所有优良品质的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实际上，艾克精心地策划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坦率地说，”他在给克利夫・罗伯茨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底特律的演讲中突然脱稿演讲，这是经过我的所有幕僚一致同意的，其目的是为了给我一个完全自我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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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艾克竞选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罗伯特・伍德拉夫以密友的身份出现在了白宫之内。伍德拉夫后来写信给总统时，称呼语总是亲切而带点玩笑成分的“亲爱的老板”，但关于究竟谁是真正的统治者，则从来没有过多的疑问。20世纪50年代期间，艾克和伍德拉夫在爱查维狩猎过几次，也和他一起在别的地方吃午饭和打高尔夫球。1959年，伍德拉夫因为在一张照片里看到艾克用吸管喝可口可乐而责备他，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饮用方式。艾克这样回答：“我打开可口可乐想要畅饮一番的话，几秒钟就喝完了。但有了吸管，在同样喝一瓶可口可乐的时间里，我可以多走很多路，多说很多话，这样，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就能够捕捉到更多的我喝可口可乐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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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口可乐的5美分售价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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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伍德拉夫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白宫内也住着可口可乐的投资者，但是20世纪50年代还是以二战结束后的通货膨胀开始，这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了许多隐忧。美国在二战期间经历了经济萧条期，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二战结束后美国会面临一个经济复苏期。然而，他们都错了。美国人拿他们长久积存的储蓄款疯狂消费。与此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真正的战斗并未结束。甚至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导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1945年，美国开始了持续的螺旋形通货膨胀，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到1970年美元将会贬值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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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成本上升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有益，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百事可乐和皇冠可乐，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生存方式还停留在12盎司装的饮料仅卖5美分的价格上。在二战的最后两年，由于百事可乐公司的瓶装商们再也无法负担5美分一瓶的可乐，沃尔特・马克不得不将他著名的广告词改为“同样的量只加一美分”。一些瓶装商把价格调至6美分、7美分甚至10美分，还有些瓶装商将瓶子容量改成10盎司或者8盎司。局面开始失控，推出新广告语“量多，活力更多”也无济于事。百事可乐公司的利润从1946年的600万美元跌至1949年的200万美元。在此期间，百事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从每股40美元跳水到每股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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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1951年蔗糖价格大幅上涨，但可口可乐瓶装商与实际瓶装厂之间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承担可口可乐的成本上涨部分，罗伯特・伍德拉夫决心将可口可乐的价格控制在传统的5美分一瓶的价位上。如伍德拉夫的亲信拉尔夫・海斯所说：“维持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售价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也是美国的传统。”不论他或者老板本人都绝不允许任何偏离这一神圣价格的情况出现。海斯这样记录道：只要有足够的信仰和热情，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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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口可乐公司可以轻松应付这一切，因为真切体会到低零售价格压力的是瓶装商。1950年，可口可乐销售量占了美国软饮料总销售量的一半，所有和这个软饮料有关的人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一位财经记者这样评论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及其子女的车库里都有两辆凯迪拉克。如此一来，他们都在想，如果不能继续保持高额利润的话，他们的财富优势将不复存在。”1950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加大，很多瓶装商都将可口可乐的批发价格略微提高到传统的每箱80美分以上。接着，当地大多数零售商也将可口可乐零售价格提高到5美分一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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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只是让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日子不好过，但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竞争对手来说却是致命的。软饮料行业杂志强烈要求可口可乐放弃5美分一瓶的价格，高声责备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做一件错误的事。伯特利瓶装厂的一位高级管理者哀怨地恳求可口可乐公司，要求其“大发慈悲”，使那些“愿意继续从事此行当的人”能够维持下去。局势变得非常令人绝望。一些竞争品牌实际上也在游说议员要求提高州软饮料税率，这样也将迫使可口可乐瓶装商放弃5美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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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胡椒饮公司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1951年，该公司指控软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垄断市场，“阻碍贸易”，因而要求法院判令其赔偿75万美元损失。竞争对手公司声称，可口可乐公司威胁要切断售价超过5美分的零售商的货源。同时，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也在调查“软饮料瓶装行业的危机”，认定可口可乐公司确实采取了竞争对手们指称的那些垄断措施，主张公司管理层应当“放松对整个行业的垄断，让瓶装商们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自行定价”。然而，媒体和公众都全力支持可口可乐公司５美分的定价。“最近，几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这是事实，”《皮兹堡公报》的一位编辑这样写道，“但是，这个公司就应该因为其瓶装商售价比竞争对手低而受到处罚吗？”他最后总结说，可口可乐公司应该得到的是“一块奖牌，而不是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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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芝加哥销售代表恳请公司，不要在当地销售的物品上加贴巨大的“5美分”霓虹灯字符，因为他意识到，公司放弃5美分价格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交通运输、能源、瓶子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稳步上升，即使是最顽固的瓶装商也被迫不理睬老板的要求。到1951年年初，公司停止了在全国播放5美分售价的广告。1955年，5美分的饮料几乎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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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伍德拉夫坚持维持原价，可口可乐股票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下跌。一些不满的瓶装商们认为，老板已经失去了他的领导能力。1951年4月，小维奇・雷恩沃特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起义计划”。他在佛罗里达租了一个很大的礼堂，邀请主要的瓶装商和其他股东共商对策。当他的父亲老雷恩沃特得知儿子在密谋“造反”之后，马上发电报给瓶装商们，叫他们不要前往赴会。第二天，只有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股东出席，小维奇密谋的“造反”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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