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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伍德拉夫并没有潜心处理亚特兰大生活中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件国家和国际大事上。他告诉亨特，他想要把亚特兰大发展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他也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是谁的主意？你们工作中是如何制定政策的？”亨特问他，“是董事会的决议，还是其他什么机构的意思？”伍德拉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是我的主意。我在哪里，董事会办公室就在哪里。我可能在爱查维，可能在船上，也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亚历山大・梅金斯基曾经把伍德拉夫比喻成俄国沙皇，当被问及在他的宫廷里哪些人是重要的时，沙皇回答说：“我跟他们谈话的那些人就是重要的，但是只有我正跟他们谈话时他们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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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宠儿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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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令人敬畏的权力远远超出了佐治亚州的范围。1950年，伍德拉夫对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提问的不经意回答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当亨特问他为什么把艾森豪威尔将军（昵称艾克）的照片挂在墙上时，伍德拉夫回答说：“我们当中有人希望他当总统。所以，我们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一些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然后又让他当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以便知识分子能喜欢上他。”又总结说：“目前还没有决定，艾克应该以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身份参加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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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公众抵制提名艾克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到1952年的时候，“一伙人”已经为他的竞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竞选班子是一群精明、精力充沛的商人，他们经常和艾克一起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打球。艾克和伍德拉夫是亲密好友，艾克甚至还可以取笑伍德拉夫的高尔夫球艺。艾克战争时期对可口可乐的钟情以及他的另外一些品质使他与伍德拉夫及其亲信们非常亲近。首先，他不是罗斯福新政的拥护者，而是真诚地相信股份制企业组织结构，反对激进的、极端的政府行为。同时，他还是安抚二战后美国民众反共产主义紧张情绪的卓越领导人，是促进近10年来消费显著上升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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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不仅是位出色的军人，也是位机敏的投资商，他时刻密切关注着证券投资组合。例如，1951年10月，他从巴黎写信给他的（也是伍德拉夫的）财政顾问，询问最近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之际，是否应该考虑将部分资金从债券转移到股票上去。当时，艾克将军和他的儿子投资了Joroberts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在南美洲的瓶装厂归该公司所有。身在蒙得维的亚的莫顿・哈登遥控管理着工厂，他邀请艾克前往乌拉圭，亲自视察可口可乐工厂的经营管理状况。虽然艾克成为总统后从来没有冒险到过那里，但他还是经常派遣助手去评估南美洲可口可乐工厂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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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人员来说，艾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遗留政策的最好矫正者。艾克坚信，“要合理保护美国工业”。他宣称，对外政策的目的是明确鼓励为美国进行海外投资营造友好的氛围。不但如此，在二战中，他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影响力堪与可口可乐媲美，他那男孩般的露齿笑容是公共关系人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艾克，凭你这张脸，总统竞选就不可能落选。”有伍德拉夫和谋士们的支持，总统职位对这位受人爱戴的竞选者而言可谓囊中之物。艾克的演说辞字斟句酌，像瓶装可口可乐一样包装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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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看起来像一个天真无邪、勇往直前、代表着美国所有优良品质的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实际上，艾克精心地策划着他的每一个行动。“坦率地说，”他在给克利夫・罗伯茨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底特律的演讲中突然脱稿演讲，这是经过我的所有幕僚一致同意的，其目的是为了给我一个完全自我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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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艾克竞选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罗伯特・伍德拉夫以密友的身份出现在了白宫之内。伍德拉夫后来写信给总统时，称呼语总是亲切而带点玩笑成分的“亲爱的老板”，但关于究竟谁是真正的统治者，则从来没有过多的疑问。20世纪50年代期间，艾克和伍德拉夫在爱查维狩猎过几次，也和他一起在别的地方吃午饭和打高尔夫球。1959年，伍德拉夫因为在一张照片里看到艾克用吸管喝可口可乐而责备他，因为这是一种非常女性化的饮用方式。艾克这样回答：“我打开可口可乐想要畅饮一番的话，几秒钟就喝完了。但有了吸管，在同样喝一瓶可口可乐的时间里，我可以多走很多路，多说很多话，这样，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就能够捕捉到更多的我喝可口可乐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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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口可乐的5美分售价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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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伍德拉夫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白宫内也住着可口可乐的投资者，但是20世纪50年代还是以二战结束后的通货膨胀开始，这给可口可乐公司带来了许多隐忧。美国在二战期间经历了经济萧条期，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二战结束后美国会面临一个经济复苏期。然而，他们都错了。美国人拿他们长久积存的储蓄款疯狂消费。与此同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真正的战斗并未结束。甚至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赛导致财政赤字不断增加。1945年，美国开始了持续的螺旋形通货膨胀，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到1970年美元将会贬值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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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成本上升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有益，因为他们的利润率高于百事可乐和皇冠可乐，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生存方式还停留在12盎司装的饮料仅卖5美分的价格上。在二战的最后两年，由于百事可乐公司的瓶装商们再也无法负担5美分一瓶的可乐，沃尔特・马克不得不将他著名的广告词改为“同样的量只加一美分”。一些瓶装商把价格调至6美分、7美分甚至10美分，还有些瓶装商将瓶子容量改成10盎司或者8盎司。局面开始失控，推出新广告语“量多，活力更多”也无济于事。百事可乐公司的利润从1946年的600万美元跌至1949年的200万美元。在此期间，百事可乐公司的股票价格也从每股40美元跳水到每股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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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尽管1951年蔗糖价格大幅上涨，但可口可乐瓶装商与实际瓶装厂之间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承担可口可乐的成本上涨部分，罗伯特・伍德拉夫决心将可口可乐的价格控制在传统的5美分一瓶的价位上。如伍德拉夫的亲信拉尔夫・海斯所说：“维持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售价是全国人民的期盼，也是美国的传统。”不论他或者老板本人都绝不允许任何偏离这一神圣价格的情况出现。海斯这样记录道：只要有足够的信仰和热情，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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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口可乐公司可以轻松应付这一切，因为真切体会到低零售价格压力的是瓶装商。1950年，可口可乐销售量占了美国软饮料总销售量的一半，所有和这个软饮料有关的人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一位财经记者这样评论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及其子女的车库里都有两辆凯迪拉克。如此一来，他们都在想，如果不能继续保持高额利润的话，他们的财富优势将不复存在。”1950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加大，很多瓶装商都将可口可乐的批发价格略微提高到传统的每箱80美分以上。接着，当地大多数零售商也将可口可乐零售价格提高到5美分一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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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只是让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日子不好过，但对可口可乐公司的竞争对手来说却是致命的。软饮料行业杂志强烈要求可口可乐放弃5美分一瓶的价格，高声责备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做一件错误的事。伯特利瓶装厂的一位高级管理者哀怨地恳求可口可乐公司，要求其“大发慈悲”，使那些“愿意继续从事此行当的人”能够维持下去。局势变得非常令人绝望。一些竞争品牌实际上也在游说议员要求提高州软饮料税率，这样也将迫使可口可乐瓶装商放弃5美分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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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胡椒饮公司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1951年，该公司指控软饮料巨头可口可乐公司垄断市场，“阻碍贸易”，因而要求法院判令其赔偿75万美元损失。竞争对手公司声称，可口可乐公司威胁要切断售价超过5美分的零售商的货源。同时，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也在调查“软饮料瓶装行业的危机”，认定可口可乐公司确实采取了竞争对手们指称的那些垄断措施，主张公司管理层应当“放松对整个行业的垄断，让瓶装商们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自行定价”。然而，媒体和公众都全力支持可口可乐公司５美分的定价。“最近，几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在上涨，这是事实，”《皮兹堡公报》的一位编辑这样写道，“但是，这个公司就应该因为其瓶装商售价比竞争对手低而受到处罚吗？”他最后总结说，可口可乐公司应该得到的是“一块奖牌，而不是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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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芝加哥销售代表恳请公司，不要在当地销售的物品上加贴巨大的“5美分”霓虹灯字符，因为他意识到，公司放弃5美分价格是必然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交通运输、能源、瓶子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成本的稳步上升，即使是最顽固的瓶装商也被迫不理睬老板的要求。到1951年年初，公司停止了在全国播放5美分售价的广告。1955年，5美分的饮料几乎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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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伍德拉夫坚持维持原价，可口可乐股票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下跌。一些不满的瓶装商们认为，老板已经失去了他的领导能力。1951年4月，小维奇・雷恩沃特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起义计划”。他在佛罗里达租了一个很大的礼堂，邀请主要的瓶装商和其他股东共商对策。当他的父亲老雷恩沃特得知儿子在密谋“造反”之后，马上发电报给瓶装商们，叫他们不要前往赴会。第二天，只有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股东出席，小维奇密谋的“造反”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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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鞋的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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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分价格战失利只是伍德拉夫被迫接受的一系列变革的开始。这位可口可乐大富豪信守几条简单的、铁的原则，凭借其卓越的才能，带领整个公司走过了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越过了经济大萧条的谷底，也度过了二战的动荡时期。可口可乐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软饮料，迅速打入到每一个有人烟的地方。5美分的售价和6.5盎司容量的一步裙造型瓶子，是最适宜价格与最完美容器的最佳组合。通过质量控制、有效的分销布局和大量的广告促销，每一个和可口可乐有关的人都可以赚取越来越多的财富。没有必要再销售任何一种其他的饮料，也没有必要分化出其他的产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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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伍德拉夫时刻提高警惕，但是他还是沦为了自己巨大成功的牺牲者。“阿谀奉承就像是咀嚼烟草，”他喜欢这样说，“吃起来很香甜，并且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只要你不把它吞下去，对身体还是没有任何害处的。”然而，这位老板不可避免地被很多马屁精包围着，正如拉尔夫・海斯所说，他们一直唱着永恒的赞歌：“是的，先生。”“遵命，先生。”“您说得很对，先生。”“您做得很好，先生。”例如，律师休斯・斯波尔丁这样对伍德拉夫说：“在东南地区，您才是真正的顶梁柱。”所以，伍德拉夫很自然地认为，他永远都是对的。另外，这位多愁善感的可口可乐老板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他如此痴迷于收藏小玩意，以至于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像清仓拍卖会。一旦他找到了处理某件事情的正确方法，他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除非被迫要做别的事情才罢休。乔・琼斯以伍德拉夫穿的英国手工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老板一直在抱怨新鞋不像旧鞋一样合脚，而那双旧鞋已经伴随他将近25年了。琼斯说：“伍德拉夫先生，请您先穿这双新鞋25年，如果到时候您仍然觉得不合脚的话，我们可以负责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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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被迫接受5美分价格战失败的现实，然而，相对于改变他深爱的、非常适合手握的瓶子造型来说，这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1948年，加利福尼亚瓶装商兄弟中年长的一位在一次会议上直接挑衅伍德拉夫，这令他的可口可乐同事们大为震惊。他举起一个棕色的小包裹说：“伙计们，我已经找到了解决我们的所有难题的方法了。”他一边说，一边撕开包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纸，最后举起一个特制的纸箱，里面是容量为12盎司的一步裙造型瓶子。当然，要让伍德拉夫改变主意，单靠变节的瓶装商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最终，这个重担落在了一位不忠的可口可乐公司高级管理者身上，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斯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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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斯蒂尔的马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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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达西公司43岁的斯蒂尔以副总裁的身份加盟可口可乐公司，主管瓶装销售业务。在哈里森・琼斯看来，斯蒂尔是一个身材魁梧、戴着玳瑁眼镜、长着铁灰色头发、充满激情并且经常能有奇思妙想的人。他时常与下属交流，并爽快地对他们说：“叫我阿尔好了。”他会有力地拍拍他们的背说：“嗨，太好了！”或者说：“兄弟，我们试一下这种方法吧！”因此，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新外号——“亲爱的斯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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