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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皮尔出版了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并且在书中宣传一种简便的、以积极思考为基础的成功方法，因此，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宗教人士。皮尔还被提名为1954年“美国最杰出的12位销售人员”之一，他非常赞同比利・格雷厄姆的观点：“我销售的是全世界最好的产品，为什么它不应该像香皂一样得到充分的推广呢？”皮尔告诉他的听众说，只要避免产生消极、不愉快的想法，坚信自己就能跨越任何障碍，克服任何困难，进而获得内心的宁静、社会的认可以及财富的青睐。一位评论家说：“他把上帝变成了朋友和商业合作者。”罗伯特・伍德拉夫收到了皮尔的安慰信函，他深有感触，于是为福音传道杂志《路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且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不仅邀请皮尔以风云人物的身份参加一次著名的社交晚会，还要公开称赞皮尔的著作。正如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所说的那样：“在美国，上帝只是人的助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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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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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恶魔还是在这个上帝主宰的国家潜伏着。哈米吉多顿[7]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典型的中上阶层人家里除了有两辆车外，都还有一个防空洞。孩子们经常会蜷缩在学校的课桌下进行核战争演习。1959年，电影《海滨》中就有这样的剧情：一位美国潜艇指挥官收到了一个持续的随机摩斯电码，他追查这个电码，寻找到了地球毁灭后人类的踪迹。他发现，有一个被窗帘缠绕的可口可乐瓶子被风吹得东倒西歪，而这个瓶子竟然是唯一的“幸存者”，正是布条被风吹打在瓶子上时发出了那个摩斯电码。在美国平静的消费表象下，一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恐惧，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故意忽略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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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部分原因是这种恐惧的不断深化，人们还出现了其他的焦虑。被宠坏的孩子们每天大吃大喝各种糖果、可乐和冰镇食品，他们的牙都被虫蛀坏了。每次一出现新的健康问题时，可口可乐就是第一个被攻击的对象，它因此而承受了大量的舆论谴责。康奈尔大学的克莱夫・麦凯教授带头发起了对可口可乐的声讨。麦凯在詹姆斯・德莱尼领导的国会食品添加剂委员会作证时，开宗明义就断言说，可口可乐可以腐蚀美国国会大厦的大理石阶梯，如果把一颗牙齿放在可口可乐饮料中，牙齿会被软化。麦凯告诉政治家们说：“6个月里，假如每天只给老鼠喝可口可乐，老鼠的臼齿都被溶化到了牙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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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回应，可口可乐首席药剂师奥维尔・梅证实说，麦凯“扭曲了事实真相”，企图恐吓那些信任可口可乐产品的消费者。梅指出，含0.055%磷酸的饮料远比含酸量达1.09%的橘子腐蚀性要小，并且麦凯的研究中忽略了唾液的中和作用。最后，他还说，橘汁和柠檬水都可以溶解10美分硬币，并且还会腐蚀国会大厦的楼梯后形成小洞。比尔・鲁滨逊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说：“可口可乐唯一可能伤害儿童的是，可口可乐瓶子不小心从窗户中滑落出去时，有可能砸中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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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的妇女、叛逆的青少年、种族冲突中不愉快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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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高层预料到，健康问题会周期性地出现，但是社会动荡的局面却更为严峻。例如，妇女在她们郊区住宅厨房里的生活一直很忙碌而单调。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妇女已经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去参加工作。1960年，虽然妇女拿到的工资比应得的要少，并且职业只是秘书、教师、护士和生产线工人，但是她们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力大军的三分之一。就像在家里一样，妇女实际上经常在经营着企业，并且负责制定管理决策，但是她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在可口可乐公司，这种局面尤其常见，比如克莱尔・西姆斯和玛丽・格雷汉姆这样年轻聪明的秘书掌管着公司重要的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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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溺爱的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同样也处处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社会评论家把这些年轻人夸张的暴力行为称为“青少年犯罪”。目睹青少年的严峻现实，罗伯特・伍德拉夫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但结果却失败了，还使得一群可口可乐的忠实粉丝变成了流氓无赖。1955年，比尔・哈利和彗星乐队在电影《无纪律学校》中演奏歌曲《昼夜摇滚》，这标志着摇滚新时代的来临。然而，家长们都被猫王的扭臀动作和青少年开车时的音乐声吓了一大跳。甚至后来，奥齐和哈里特的乖儿子都留着鸭尾式发型，成了摇滚明星。当伍德拉夫坚持采用麦圭尔姐妹的柔滑歌声作为可口可乐的广告歌曲时，查克・贝里和雷・查尔斯引领年轻一代成了摇滚音乐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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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自己也在制造麻烦。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白人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使得美国南部的种族冲突进一步升级。在新成立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担任要职的一些保守派可口可乐瓶装商发誓，宁可关闭公立学校，也绝不屈服于“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裁决。作为回应，当地的黑人进行了联合抵制可口可乐的活动。在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黑人加油站里，可口可乐公司的冷冻器被贴上了恶意的纸条：“这台机器面临经济危机，投币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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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领会到要在黑人消费者身上做足工夫。1955年，出口公司总裁詹姆斯・法利在一群求学若渴的经济管理专业黑人学生面前描述了黑人市场有着150亿美元的盈利机遇。他解释说：“美国企业最近发现，在一个市场中蕴藏着另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在法利发表演说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以黑人市场为目标，拍摄了一组反映杰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撒切尔・佩、弗洛伊德・帕特森、休格・鲁滨逊和哈莱姆环球队的广告。可口可乐公司在黑人音乐杂志《乌檀》的广告中采用了健康的黑人模特形象，并且设计的姿势与白人模特的姿势一模一样，其广告词是：“可口可乐，举世无双。”这个信息告诉人们，不同种族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但却被严格地区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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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雇用了华盛顿公关工作人员莫斯・肯德里克斯，作为可口可乐的流动大使。肯德里克斯虽然是黑人，但是肤色较白，口齿清晰，并且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席了大量的黑人活动。肯德里克斯一年之内为可口可乐公司出席了100多个会议。可口可乐公司还鼓励南部的瓶装商提拔特殊的黑人代表。年长的瓶装商，如孟菲斯市的吉姆・皮金大叔和新奥尔良的迪克・弗里曼，都不情愿地雇用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位黑人经理。由于种族冲突一触即发，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者们都必须循规蹈矩，表现出跟大家都是好朋友的样子。德洛尼・斯莱奇对记者说，他拍下了百事可乐公司的员工诽谤可口可乐公司资助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证据，而此时流行的另一个版本则是，可口可乐公司给美国白人协会资助了1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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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停地要求，保守坚定的道德立场。斯莱奇考虑到南方市场中黑人占30%的比重，抱怨说：“当然，我们会拥护并且支持，但是我们不会得罪任何一方。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卖可口可乐吧，只要人还有咽喉可以喝可口可乐就行了。”可口可乐公司处事小心翼翼，终于没有惹上任何大麻烦。公司的公众地位一直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决定的。哈茨菲尔德市长是个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受到伍德拉夫的压力后，重新调整了他的立场，声称亚特兰大是“太忙碌而无暇产生仇恨”的城市。但是，他的转变速度很慢：他没有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牌子从机场厕所拆除，而仅仅是减小了牌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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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自己也对民权运动丝毫不感兴趣。1956年，他背叛了长期合作的同盟者沃尔特・乔治参议员。那时的乔治已经78岁高龄，伍德拉夫选择了另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赫尔曼・塔尔梅奇作为合作对象。据伍德拉夫的助手乔・琼斯称，在爱查维，伍德拉夫保留着“传统的主人-奴仆关系”。对伍德拉夫来说，黑人就是仆人而已，他对待他们时显得优雅、和善、谦虚，就像对待大部分白人一样。爱查维的农场工人唱的圣歌非常感人，艾森豪威尔特别爱听，为了听他们唱歌，他会特意从白宫打电话到农场来。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在伍德拉夫写给拉尔夫・海斯的信中，透露了他反对黑人平等的立场。他在信中充满讽刺意味地说，要通过“适当的民权法”，以保护“非洲黑猩猩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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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妇女、青少年和黑人问题还不够麻烦似的，20世纪50年代还爆发了劳工纠纷。虽然在充满家长制作风的总部没有人考虑过要加入工会，但是归公司所有的瓶装商和特立独行的瓶装商中很多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骚乱和罢工形势。在田纳西州，好斗的卡车司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登出广告说：“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还在递送可口可乐。”工会严厉批评了这种不参与罢工的行为，并且扎破了可口可乐卡车的轮胎，炸毁了当地可口可乐的储存仓库。另一方面，在休斯敦，瓶装商聘请得克萨斯州巡逻警察驾驶送货卡车，当有罢工煽动者出现的时候便予以尽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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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和“血迹未干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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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大街的红砖房子里面，忠实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们可以享受终生雇佣制，工作清闲而且报酬丰厚，吃35美分一份的午餐，想喝多少免费可口可乐就可以喝多少，生活安逸的他们无法想象外面竟然是如此动乱不安。大家都认为，也许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收入并不是全市最高的，但是它意味着声望和安全。1957年秋天，通用食品公司前工作人员科特・盖杰来到亚特兰大，与部门经理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谈，从此之后，人们的看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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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星期五。员工们像往常一样在上午9
:00上班报到，但10%的人却立刻被辞退了，公司结清了他们的工资，勒令他们把自己的办公桌清理干净并且在9
:30之前离开。没有人知道具体被开除的人数，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公司里讨论这件事情。有小道消息说，最终被解雇的人大概有1/3那么多。有些经理发现他们的办公室被锁了，他们的私人物品也被打包后放在走廊里。这一天令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因此，人们很快就把它称为“黑色星期五”。这种解雇看起来毫无逻辑。查利・博顿后来回忆说：“有一些工作人员非常懒散，却依然能够留下来工作。”而另外一些长期以来一直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却被解雇了。广告部有丰富工作经验、颇受人爱戴的27岁青年特洛伊・内博思就是一个牺牲者。被分配使用内博思曾经用过的办公桌的年轻人害怕了。“我是不会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他说，“上面的血迹都还没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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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一个男人在斯皮维湖附近跳湖自杀。星期五晚上，当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之后，一个被解雇的妇女在人事部门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太重要了，突然被扫地出门的现实让他们惊慌失措。博顿说：“对于他们来说，离开可口可乐公司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即使是打扫厕所，他们也愿意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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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档案中没有关于“黑色星期五”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可口可乐公司裁员或者员工自杀的新闻。一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说：“那个时候，公司可以阻止一切消息见诸报端。即使罗伯特・伍德拉夫浑身是血、赤身裸体在楼顶上跑过，也不会有媒体报道。”没有伍德拉夫的批准，如此大规模的解雇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肯定会尽力让自己与这一事件不扯上关系。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58年春天，比尔・鲁滨逊被撤销了董事会主席的职位，科特・盖杰不久也被开除了。当最近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李・塔利被任命为新总裁时，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都信任这位可口可乐公司的老员工。塔利是卫理公会教长的儿子，他穿着红色的背带裤，说话慢条斯理，但在他那乡村男孩般天真烂漫的笑容下，隐藏的是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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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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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物欲横流、腐朽陈旧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向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迈进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在为成为世界第一的软饮料而进行残酷的竞争。可口可乐的销售量从以前的领头地位降为仅占市场份额的1/3。一位评论员说：“可口可乐独一无二的庄严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公司高层人员自我安慰说，激烈的竞争使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销售量都在增加，而且其他饮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可口可乐已经不再独占鳌头了。可口可乐公司股票恢复了稳定上升的趋势，1960年的时候还发放了每三股送一股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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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惨重的全球推销活动之后，麦肯公司开始寻找其他有效的促销途径来提高销售量。麦圭尔姐妹在电视和广播中演唱，推荐消费者喝可口可乐以求得“真正的清爽”，暗示百事可乐的口感是绝对赶不上可口可乐的。拍摄《美国休闲》系列片的摄影师第一次为可口可乐配上了实体场景。可口可乐是“美味符号”，这一广告语具有三位一体的功能：第一要分布广泛，无所不在；第二要考虑到可口可乐消费者敏锐的感觉；第三要描绘出可口可乐的极佳口感。“美食盛宴”系列广告把可口可乐塑造成了诱人的冷盘、水果沙拉和烤鸡的最佳搭配饮料——这对超市顾客是一个直接的诱惑。当可口可乐公司给食品杂志编辑送菜单、照片和聚会活动建议时，他们还会送去与高级餐厅小饼干配套食用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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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有创意的项目是可口可乐以青少年为目标的“音响俱乐部”。DJ在装有40个顶尖音响的舞台上播放当地最流行的音乐，可口可乐公司的公关代理商希尔-诺尔顿公司与麦肯公司合作，创造了以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为卖点的青少年俱乐部。“DJ可能会词穷，”麦肯公司职员尼尔・吉列特回忆说，“我们给他准备一些话题，然后把一切都布置好。我们录制了名人采访的带子，他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加进去。”1959年年底，可口可乐俱乐部遍布325个城市，会员总数超过200万人。当地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每个星期都举办舞会，舞会上的音乐和食品都由俱乐部提供。瓶装商和他的妻子都会出席以保证舞会的亮点，而且舞会上也不会出现可口可乐之外的其他饮料。在音响俱乐部的150万美元投资是物超所值的，因为此举使可口可乐在青少年市场中比百事可乐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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