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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领会到要在黑人消费者身上做足工夫。1955年，出口公司总裁詹姆斯・法利在一群求学若渴的经济管理专业黑人学生面前描述了黑人市场有着150亿美元的盈利机遇。他解释说：“美国企业最近发现，在一个市场中蕴藏着另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在法利发表演说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第一次以黑人市场为目标，拍摄了一组反映杰出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撒切尔・佩、弗洛伊德・帕特森、休格・鲁滨逊和哈莱姆环球队的广告。可口可乐公司在黑人音乐杂志《乌檀》的广告中采用了健康的黑人模特形象，并且设计的姿势与白人模特的姿势一模一样，其广告词是：“可口可乐，举世无双。”这个信息告诉人们，不同种族的人其实是一样的，但却被严格地区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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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雇用了华盛顿公关工作人员莫斯・肯德里克斯，作为可口可乐的流动大使。肯德里克斯虽然是黑人，但是肤色较白，口齿清晰，并且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席了大量的黑人活动。肯德里克斯一年之内为可口可乐公司出席了100多个会议。可口可乐公司还鼓励南部的瓶装商提拔特殊的黑人代表。年长的瓶装商，如孟菲斯市的吉姆・皮金大叔和新奥尔良的迪克・弗里曼，都不情愿地雇用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位黑人经理。由于种族冲突一触即发，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者们都必须循规蹈矩，表现出跟大家都是好朋友的样子。德洛尼・斯莱奇对记者说，他拍下了百事可乐公司的员工诽谤可口可乐公司资助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证据，而此时流行的另一个版本则是，可口可乐公司给美国白人协会资助了1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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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停地要求，保守坚定的道德立场。斯莱奇考虑到南方市场中黑人占30%的比重，抱怨说：“当然，我们会拥护并且支持，但是我们不会得罪任何一方。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卖可口可乐吧，只要人还有咽喉可以喝可口可乐就行了。”可口可乐公司处事小心翼翼，终于没有惹上任何大麻烦。公司的公众地位一直是由其基本价值观决定的。哈茨菲尔德市长是个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受到伍德拉夫的压力后，重新调整了他的立场，声称亚特兰大是“太忙碌而无暇产生仇恨”的城市。但是，他的转变速度很慢：他没有把“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牌子从机场厕所拆除，而仅仅是减小了牌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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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拉夫自己也对民权运动丝毫不感兴趣。1956年，他背叛了长期合作的同盟者沃尔特・乔治参议员。那时的乔治已经78岁高龄，伍德拉夫选择了另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赫尔曼・塔尔梅奇作为合作对象。据伍德拉夫的助手乔・琼斯称，在爱查维，伍德拉夫保留着“传统的主人-奴仆关系”。对伍德拉夫来说，黑人就是仆人而已，他对待他们时显得优雅、和善、谦虚，就像对待大部分白人一样。爱查维的农场工人唱的圣歌非常感人，艾森豪威尔特别爱听，为了听他们唱歌，他会特意从白宫打电话到农场来。然而，谁都没有料到，在伍德拉夫写给拉尔夫・海斯的信中，透露了他反对黑人平等的立场。他在信中充满讽刺意味地说，要通过“适当的民权法”，以保护“非洲黑猩猩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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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妇女、青少年和黑人问题还不够麻烦似的，20世纪50年代还爆发了劳工纠纷。虽然在充满家长制作风的总部没有人考虑过要加入工会，但是归公司所有的瓶装商和特立独行的瓶装商中很多人都面临着严峻的骚乱和罢工形势。在田纳西州，好斗的卡车司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登出广告说：“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还在递送可口可乐。”工会严厉批评了这种不参与罢工的行为，并且扎破了可口可乐卡车的轮胎，炸毁了当地可口可乐的储存仓库。另一方面，在休斯敦，瓶装商聘请得克萨斯州巡逻警察驾驶送货卡车，当有罢工煽动者出现的时候便予以尽力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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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星期五和“血迹未干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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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北大街的红砖房子里面，忠实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们可以享受终生雇佣制，工作清闲而且报酬丰厚，吃35美分一份的午餐，想喝多少免费可口可乐就可以喝多少，生活安逸的他们无法想象外面竟然是如此动乱不安。大家都认为，也许在可口可乐公司的收入并不是全市最高的，但是它意味着声望和安全。1957年秋天，通用食品公司前工作人员科特・盖杰来到亚特兰大，与部门经理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谈，从此之后，人们的看法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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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星期五。员工们像往常一样在上午9
:00上班报到，但10%的人却立刻被辞退了，公司结清了他们的工资，勒令他们把自己的办公桌清理干净并且在9
:30之前离开。没有人知道具体被开除的人数，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公司里讨论这件事情。有小道消息说，最终被解雇的人大概有1/3那么多。有些经理发现他们的办公室被锁了，他们的私人物品也被打包后放在走廊里。这一天令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因此，人们很快就把它称为“黑色星期五”。这种解雇看起来毫无逻辑。查利・博顿后来回忆说：“有一些工作人员非常懒散，却依然能够留下来工作。”而另外一些长期以来一直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却被解雇了。广告部有丰富工作经验、颇受人爱戴的27岁青年特洛伊・内博思就是一个牺牲者。被分配使用内博思曾经用过的办公桌的年轻人害怕了。“我是不会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他说，“上面的血迹都还没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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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一个男人在斯皮维湖附近跳湖自杀。星期五晚上，当大家都离开办公室之后，一个被解雇的妇女在人事部门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可口可乐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太重要了，突然被扫地出门的现实让他们惊慌失措。博顿说：“对于他们来说，离开可口可乐公司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即使是打扫厕所，他们也愿意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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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的档案中没有关于“黑色星期五”的任何记载，而且在亚特兰大的报纸上，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可口可乐公司裁员或者员工自杀的新闻。一位可口可乐公司员工说：“那个时候，公司可以阻止一切消息见诸报端。即使罗伯特・伍德拉夫浑身是血、赤身裸体在楼顶上跑过，也不会有媒体报道。”没有伍德拉夫的批准，如此大规模的解雇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肯定会尽力让自己与这一事件不扯上关系。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58年春天，比尔・鲁滨逊被撤销了董事会主席的职位，科特・盖杰不久也被开除了。当最近一直处于上升势头的李・塔利被任命为新总裁时，可口可乐公司的员工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都信任这位可口可乐公司的老员工。塔利是卫理公会教长的儿子，他穿着红色的背带裤，说话慢条斯理，但在他那乡村男孩般天真烂漫的笑容下，隐藏的是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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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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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物欲横流、腐朽陈旧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向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迈进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在为成为世界第一的软饮料而进行残酷的竞争。可口可乐的销售量从以前的领头地位降为仅占市场份额的1/3。一位评论员说：“可口可乐独一无二的庄严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公司高层人员自我安慰说，激烈的竞争使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销售量都在增加，而且其他饮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可口可乐已经不再独占鳌头了。可口可乐公司股票恢复了稳定上升的趋势，1960年的时候还发放了每三股送一股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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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损失惨重的全球推销活动之后，麦肯公司开始寻找其他有效的促销途径来提高销售量。麦圭尔姐妹在电视和广播中演唱，推荐消费者喝可口可乐以求得“真正的清爽”，暗示百事可乐的口感是绝对赶不上可口可乐的。拍摄《美国休闲》系列片的摄影师第一次为可口可乐配上了实体场景。可口可乐是“美味符号”，这一广告语具有三位一体的功能：第一要分布广泛，无所不在；第二要考虑到可口可乐消费者敏锐的感觉；第三要描绘出可口可乐的极佳口感。“美食盛宴”系列广告把可口可乐塑造成了诱人的冷盘、水果沙拉和烤鸡的最佳搭配饮料——这对超市顾客是一个直接的诱惑。当可口可乐公司给食品杂志编辑送菜单、照片和聚会活动建议时，他们还会送去与高级餐厅小饼干配套食用的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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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最有创意的项目是可口可乐以青少年为目标的“音响俱乐部”。DJ在装有40个顶尖音响的舞台上播放当地最流行的音乐，可口可乐公司的公关代理商希尔-诺尔顿公司与麦肯公司合作，创造了以可口可乐和流行音乐为卖点的青少年俱乐部。“DJ可能会词穷，”麦肯公司职员尼尔・吉列特回忆说，“我们给他准备一些话题，然后把一切都布置好。我们录制了名人采访的带子，他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加进去。”1959年年底，可口可乐俱乐部遍布325个城市，会员总数超过200万人。当地可口可乐公司的瓶装商每个星期都举办舞会，舞会上的音乐和食品都由俱乐部提供。瓶装商和他的妻子都会出席以保证舞会的亮点，而且舞会上也不会出现可口可乐之外的其他饮料。在音响俱乐部的150万美元投资是物超所值的，因为此举使可口可乐在青少年市场中比百事可乐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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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些谋略，斯蒂尔使出浑身解数来激励百事可乐公司的瓶装商们。斯蒂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出20世纪50年代繁忙的时代特征。1955年，他与女演员琼・克劳馥结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琼在20世纪30年代还替可口可乐做过广告代言人。他们俩结婚之后，便开始了无休止的旅游生活，一年之内航行超过10万英里，并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建立了很多新的百事可乐瓶装厂。1957年，他们访问了20个国家，每到一个地方，克劳馥都会受到狂热影迷的热烈欢迎，而她手里也总是拿着一个百事可乐瓶子。正如克劳馥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回忆的那样：“在新闻发布会上，她的身边总是有很多百事可乐瓶子。她去参加脱口秀节目时，后台也会有许多百事可乐箱子。不论她接受什么类型的采访，都会提到百事可乐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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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眼中，琼・克劳馥是她第四任丈夫斯蒂尔最完美的妻子，但是她的花销非常大，就连这位百事可乐总裁也深感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而这也就是斯蒂尔要疯狂地提高百事可乐销售量的直接原因了。1959年，他斥20万美元巨资，启动了代号为“阿达拉马”的全美旋风旅行计划，以鼓舞瓶装商们的热情。但是4月18日，就在饱含他心血的旅行结束的当天晚上，斯蒂尔因为突发性心脏病去世，而几天之后就是他的58岁生日。此后，他的遗孀迅速加入百事可乐董事会，并得到了百事可乐所有人员的认同，还被尊称为“百事可乐公司最值得珍惜、最有价值的宝贝之一”。最终，她总共为百事可乐奔走了长达300万英里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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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环球旅行途中访问莫斯科时，因为美国展区的一个厨房模型而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就美国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问题大声争执起来。尽管当时的局势很紧张，但尼克松还是履行了他对百事可乐国际销售主管唐・肯德尔的承诺。他将苏联领导人领到百事可乐的展台面前，当摄像机的闪光灯亮起的时候，他哄骗赫鲁晓夫面向公众试饮了百事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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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因为在厨房事件中站在自己国家的一边，与赫鲁晓夫据理力争，回国时俨然是英雄凯旋。但是在接下来激烈的总统竞选中，这位百事可乐的朋友还是输给了可口可乐的爱好者约翰・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的“新边疆”施政过程中，可口可乐一路领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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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传：一部浩荡的品牌发展史诗 第16章 奥斯汀喧嚣的20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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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口可乐相伴，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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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口可乐相随，事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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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68年的广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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