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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全世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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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反主流的年轻人为了个人宁静而抛弃了政治抗争，反战运动失去了动力，结果令人震惊。他们聚集在谈情说爱的聚会、摇滚狂欢节、社区和礼拜式上，在社交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这些举动更像是颓废的自我毁灭。流行音乐反映出了他们对于平静和安全感的向往。1970年，西蒙-加芬克尔的歌曲《忧愁河上的金桥》实现了白金销量，而披头士的《顺其自然》也成为黄金唱片。与此同时，可口可乐的“用真心感动你”活动依然采用1969年的主题歌，广告也是采用美国生活的图片放映形式。一个名为《车轮》的广告将重点放在表达美国人民的困惑上，而另一个广告则在1分钟之内播放了63张离奇的照片，包括自由女神像、一个稀有的自嘲瞬间、描述母亲和苹果派的照片等。这一促销活动已经老了。这种狂热的方式与支离破碎的国家寻找安宁的现状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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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应潮流，比尔・巴克尔将“用真心感动你”广告曲改为平和的民谣，其中唱到了“友善的感觉，友善的感觉，希望它们降临在你的身边”。新的歌词中流淌着快乐，描述了清爽、干净的嬉皮士们的生活状况——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女孩的肩膀上悬挂着吉他，在乡村的草地上跳舞；户外结婚典礼上，一对年轻夫妇穿着绣有星星的白色衬衣，与穿着得体的黑人同伴在一起——他们都在欢笑着，享受可口可乐的美味。歌曲结束时，一个声音温和的播音员告诉观众：“可口可乐比世界上任何软饮料都更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最后一幕，一瓶可口可乐悠闲、舒服地依偎着另一瓶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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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巴克尔的时机选择都是无可挑剔的。1971年2月，《好感》播出几个月之后，詹姆斯・泰勒的《你还有我这个朋友》版本的广告也是采用类似的情感路线。同时，巴克尔还在为“用真心感动你”的另一个广告作词作曲，新广告将呼吁跨越美国边境的友情和手足情谊，将整个世界团结在一起。底特律黑人制片人比利・戴维斯和4Tops乐队前成员都加入到了广告队伍之中，一起创作了一首前所未有的、最为流行的可口可乐广告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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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山顶上，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各个角落召集了200个新面孔的年轻人，他们郑重地穿着各自国家的传统服饰，按照倒金字塔的顺序站立着，手中握着可口可乐瓶子，两眼平视前方，认真地歌唱：“我想给世界一个家，用爱灌溉它，种上苹果树，养上蜜蜂和雪白的斑鸠。”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对着疲惫的世界轻声吟唱，就像教堂的圣歌一样给人以心灵上的安慰，他们紧紧握住可口可乐瓶子象征着对和平的向往。就像可口可乐公司正在为移民工人建造房屋一样，这也意味着可口可乐以一种充满幻想的方式给世界一个家。因为嬉皮士们都回到乡村农场上生活去了，巴克尔的歌用抒情的旋律唱出了苹果慢慢长大和蜜蜂采花酿蜜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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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协调一致地歌唱，”甜美的声音还在继续唱着，“我想要给世界买一瓶可口可乐，并且伴随在它的身边。这就是用真心感动你……”1971年7月，这个广告播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没有任何人对可口可乐誓志拯救世界感到荒谬，也没有人因为歌词中泛滥的情感或者因为广告歌曲是英国流行乐队新探索者演唱的、广告演员只是在对口型而感到震惊。可口可乐公司和瓶装商们被超过10万封来信和要求活页乐谱的信件淹没了。可口可乐公司将收录这首每分钟45转的歌曲唱片赠送给索取者们。当电台拒绝给这个广告做免费广播时，巴克尔重写了这首民谣，歌词中丝毫没有提及可口可乐，新探索者乐队也重新录制了唱片。当他们的唱片销量位居排行榜之首时，一个迅速组成的、名为山坡歌手的乐队灌制并发行了这首歌的乡村音乐版本。到1972年年初，这两张唱片合起来共售出了100万张。正如《纽约周刊》中不无挖苦地写道：“这是肯定会红火的潜意识广告。”虽然歌词中没有提及可口可乐，但是每个人只要听到这首歌，都自然会想起可口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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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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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寻找全世界和谐歌唱的安慰，还天真地追忆着那个现在看起来甜蜜无忧的时代，那时候美国人坚信仁慈的上帝，反叛的孩子们最坏也只是留着鸭尾式发型而已，经济蓬勃发展，美国和美国产品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1972年，百老汇上映的《火爆浪子》使得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旧之情席卷全美国。有点出乎可口可乐公司意料的是，这股念旧情怀还引发了人们对可口可乐的新一轮狂热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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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年内，塞西尔・芒西出版了《可口可乐收藏插图指南》。整个美国地区，收藏者们在古董展览会、跳蚤市场偶尔碰面却一无所获，直到1975年可口可乐俱乐部的出现为止。肯塔基州建筑师汤普森是俱乐部中的一员，许多年之后他还是非常活跃的收藏者。他回忆说：“当芒西的书出版后，我们像对待《圣经》一样对待它。”这本书题献给可口可乐公司档案管理员小威尔伯・库尔茨，在一些古老的盘子和瓶子中间还摆放着他的照片。这个俱乐部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第一次聚会上，库尔茨陪同可口可乐爱好者们到他位于北大街的书房中去。“威尔伯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上帝一样，”汤普森记得，“我们在芒西的书中见过他，而在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他本人。他是个很好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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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可口可乐的旧日历和旧盘子价格暴涨，卖到了几十美元，然后又涨到了数百美元。库尔茨开始时被这种情形惊呆了。当他发现自己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时非常高兴，特别是过去甚至还有很多公司管理人员企图开除他。“他们认为，我没有对可口可乐公司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贡献，”库尔茨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道，“他们都是商人。他们不懂得用历史和记忆来思考。”怀旧热潮提升了这位年迈的案卷保管人在可口可乐公司的地位，可口可乐市场部的人员都来找库尔茨索要旧物品，好趁机捞一笔。可口可乐公司重新翻制了早期的产品，比如印有希尔达・克拉克头像的盘子，然后把这些产品作为商品出售，或者在瓶装商系统中作为奖品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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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生机勃勃的城市现在却笼罩在骚动和阴霾之下，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人员开始挖掘美国带有神秘色彩和乡村气息的历史。1972年，乡村歌手多蒂・韦斯特谱写并且演唱了另一首经典的可口可乐广告曲。“我在乡村的阳光下成长，”她用带着鼻音的嗓音唱着，“我拥有简单的东西就感到很满足，星期六晚上跳舞，一瓶可口可乐，蓝色知更鸟带来了欢乐。”这次广告一改快速放映插图的形式，讲述了一个伤感的归家故事。一个年轻女孩开车行驶在农场灰蒙蒙的路上，她的弟弟从干草仓中跳出来，妹妹从轮胎做成的秋千上下来，外祖母的眼里充满了欢悦，父亲也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最后的场景是这位归家的女孩在走廊上和她青梅竹马的男孩一起跳舞，他们说着悄悄话，喝着可口可乐，同时背景音乐响起，这才是用真心感动你。这些精心制作的60秒超短篇故事都是消耗了上千卷底片后提炼出来的精华，每秒制作完成的影片都价值数千元。影片中显示出的福佑和真趣都源自于导演和演员巨大的努力。“穿条纹衬衫，”1972年一位麦肯公司导演大喊道，“瓶子举低点，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商标。后面的金发女孩，收腹！”广告中的每一个姿势都是按照剧本来表演的，以此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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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邓肯在阳光下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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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公司富有创造力的天才们正在拍摄灵感四射的广告，可是可口可乐公司自己却变化很小，发展很慢。1970年，罗伯特・伍德拉夫常从伦敦给查尔斯・邓肯打电话。作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欧洲片区的总裁，邓肯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1971年年底，伍德罗夫任命邓肯为整个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并且将保罗・奥斯汀改任董事会主席。奥斯汀运用他卓越的哲学思想，带领可口可乐公司顺利度过了20世纪60年代，而邓肯则为可口可乐公司提供了其迫切需要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才能。这两个人一起组成了互补型团队，但是实权还是继续掌握在奥斯汀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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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对可口可乐出口运作方式的改变具有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口可乐在美国境外的经营蒸蒸日上，出口公司大胆却马虎地独立运行着，他们缺乏事前准备，作决定时欠考虑，对亚特兰大后勤经理们非常蔑视。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工人罢工、全世界反公司思想的负面影响等使自治的出口公司经理们陷入了困境。在乌拉圭，两个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由于参与解放运动被逮捕，他们的工友们奋起反抗，占领了整个瓶装厂；阿根廷可口可乐公司的很多官员被绑架勒索；在意大利，当可口可乐公司拥有的瓶装厂宣布破产而没有向强大的工会势力屈服时，工人们立即占领了整个工厂。回到亚特兰大，在查尔斯・邓肯就任总裁之前，一位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表听到意大利的情况时耸肩道：“事态可能很严重，但也可能不严重。人们往往喜欢添油加醋，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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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以及全世界工人罢工的形势迫使邓肯于1972年将可口可乐出口公司总部从纽约迁移到亚特兰大。在当时，美国境外的收入已经远远高于其境内收入了。出口公司的一位员工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很危险，可能真的会小人得志。”将可口可乐出口公司总部迁移到南方势力的中心，这一举动在海外可口可乐公司员工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他们都选择在离亚特兰大北大街越远越好的同城办公室工作。但是，奥斯汀的分权制度逐渐开始撤向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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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每天时刻关注公司运营情况，奥斯汀则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旅行，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巡游世界各地之中。他经常看到人们对可口可乐公司持敌视态度，这让他非常沮丧。随着殖民主义逐渐败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日益兴起，人们蔑视跨国企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可口可乐作为地球上最普遍盛行的产品，自然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在1974年出版发行的《覆盖全球》一书中，作者谴责可口可乐是“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无营养食品”，并且声称，在墨西哥，当孩子们因为缺少蛋白质而日益消瘦的时候，人们却卖掉母鸡和鸡蛋，用凑足的钱买可口可乐送给父亲喝。非洲卫生局称当地营养不良症状为“芬达综合征”，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症状与过度食用含糖软饮料有关。1975年，威廉・达菲在《甜蜜布鲁斯》中指出，人类的大多数疾病都与过度摄入白糖有关，而白糖就是可口可乐的主要成分。“销售白糖的人就是掠夺我们的人，”他写道，“他们把白糖‘诱惑物’放在我们面前，叫卖着这种甜蜜的毒药。”这位作者认为，“当人们一个接一个相继倒在《圣经》里的洪灾——不是水，而是可口可乐——中时”，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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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和邓肯在驳斥这些言论的同时，还要努力调和妇女解放运动。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可口可乐公司，妇女逐渐奋斗到了之前只有男人任职的中层职位。1973年，《清凉饮料》杂志中刊登了可口可乐公司第一位女性地区代表卡罗尔・欣基的照片。文章中谈道，“她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着”，并且向所有感觉受到威胁的男人保证，她“女人味十足”。同一年，可口可乐公司举行了一次内部的“社会审计”，调查反优先雇用行动和解决妇女就业问题的工作进展如何。顾问们出具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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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职员第一次以小组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司业务之外的事情。他们在“标准化的会议”里，以类似企业新小组的方式自由交谈。从1943年开始就在传达室工作的玛丽・格雷汉姆慢慢升职，进入了广告部门的管理层，并且她所在的研讨会上全是女性同胞。年轻的秘书们抱怨说，男人在称呼她们的时候总是直呼她们的姓名，却希望他人在称呼自己的时候在姓名之前冠以“先生”。格雷汉姆最终打断她们的话：“如果我和一个男子做相同工作可以获得相同工资的话，他们随便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会议最终在一个男人讲的笑话中结束。一个男人有点生气地对格雷汉姆说：“我听说你要直接用我的名字打招呼了。”黛安・麦凯是可口可乐公司从国家卫生教育和福利部请来的人员，她将就如何处理消费者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向公司提供建议。她是能获得体面薪水的少数女性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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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有权势的男人也并不一定有安全感。1974年，奥斯汀在非洲出差，罗伯特・伍德拉夫见时机成熟，可以进行权力交接了。他立即授意一个独立的顾问提出建议，“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需要更多的授权”，比如邓肯应该真正行使可口可乐公司的领导权。但是，在邓肯获得董事会足够的支持前，伍德拉夫还是操之过急了。奥斯汀从非洲回来，获悉了发生的一切事情，便直接向董事会提出要求，建议邓肯辞职。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奥斯汀获胜了，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与伍德拉夫作对并且幸存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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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斯汀与罗伯特・伍德拉夫之间一直是很特别的爱恨交织关系。“一分钟前他们还像两只猫一样互相吐口水，”他们的一个同事回忆说，“一分钟后他们又像儿子和父亲一样亲密无间。”现在，这个更年轻一点的人断然宣告他要脱离那位年长的可口可乐创始人。1972年，伍德拉夫刚从连续两次中风中恢复过来——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的健康状况就日益恶化——奥斯汀就推荐卢克・史密斯取代邓肯的职位。史密斯于1940年加入可口可乐公司，是一个广受大家好评的可口可乐公司老员工。虽然史密斯是个聪明的人，但他不具备领导能力，而视奥斯汀为最终领导人。在奥斯汀看来，最重要的是卢克・史密斯和瓶装商的良好关系——这个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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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公司与联邦贸易委员会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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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可口可乐公司明显有太多的瓶装商。美国可口可乐各分支机构在20世纪20年代的高峰时期有1200个瓶装商，到1970年时已经缩减到800个，但是他们中的2/3都在人口为5万或者更少的城市里灌装饮料。可口可乐公司的传统依然是发展小城镇的瓶装商，但是他们的效率已经跟不上现代市场的步伐了。可口可乐公司通过合并瓶装商来促进兼并和销售。在20世纪初期，独立的分销系统有效地将软饮料销售遍布美国各地。小庙容不下大和尚，散兵游勇已经敌不过装备精良的系统部队了。高速瓶装和罐装生产线可以为整个美国提供充足的产品。类似于温迪克斯和萨福威之类的超市连锁店不想与多个服务和价格各不相同的地方瓶装商谈判。可口可乐公司不仅面临着来自百事可乐公司的激烈竞争，还面临着在连锁店中销售的其他品牌可乐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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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永久性的瓶装合同所限，可口可乐公司实行改革的权力很有限——不像在百事可乐公司，沃尔特・马克从更大的区域着手，拥有更少的瓶装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百事可乐公司可以给全国各大连锁店提供更低的价格。最后，可口可乐公司全国销售代表和超市签订折扣合约，并且没有征得瓶装商的同意。瓶装商非常痛恨这种行为，如此一来，他们的利润就更低了。在托马斯公司所在的经营区域，压力已经大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在那里，德萨利斯・哈里森还落井下石，对出售给瓶装商的可口可乐饮料征收每加仑12.5美分的抽成，这使得可口可乐的价格更加无法与百事可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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