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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协商会议结束后，鲍勃・布罗德沃特正在从莫斯科飞回美国的路上，他携带着希林劳的肉桂叶子，企图将它们走私回亚特兰大。“我很害怕被抓住，”布罗德沃特回忆说，“所以我想把肉桂叶子都塞进我穿的俄罗斯皮衣里。”虽然公司最高管理层人员都非常焦虑，但是布罗德沃特很快就转危为安了。他带着肉桂叶子到达了总部。克利夫・希林劳将郭思达带到了亚特兰大，并且向总部推荐郭思达。温顺的郭思达毫无怨言地承担起身体不佳的希林劳的大量工作。虽然希林劳及时痊愈，但他再也没能重新获得以前的权力。1979年，希林劳逝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未来最重要的是，郭思达打入了可口可乐公司权力圈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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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紫色”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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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早期，日本市场兴旺发达，成为除美国之外最大的可口可乐市场。1973年，虽然日本爆发了消费者运动，管理层也不断犯错误，但是日本市场的利润占了可口可乐公司总利润的18%。1971年，日本可口可乐公司的“皇帝”哈尔・罗伯茨死于癌症，保罗・奥斯汀任命正臣今村担任日本出口公司的总裁，今村因此成为日本可口可乐公司第一个本土管理者。但是才华横溢的化学家今村却变成了烦恼不堪的管理者。“他内心复杂，一个行动有27个计划，”一位同事回忆说，“但是他无法决定何去何从。”作为日本武士阶层中的一员，今村还拒绝与祖先是底层商人的东京瓶装商高梨一郎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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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偶尔发生的26盎司家庭装瓶子爆炸事件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可口可乐公司的美国管理人员也没有给注重传统的日本人道歉。“可口可乐公司不打算说‘哦，对不起，这位女士的眼珠掉出来了’，”一位可口可乐元老解释说，“我们担心她会起诉。”虽然保罗・奥斯汀命令要不惜成本，用具有保护作用的塑料制造大瓶子，但是日本还是发生了更大的风波。激烈的消费者运动引发了反对芬达葡萄饮料中添加人造煤焦油色素的危机。抗议者砸碎了自动售货机，可口可乐销售量直线下降。于是，可口可乐公司研发了一种新的饮料，采用真正的葡萄皮做原料。这个新饮料在冬天的测试结果良好，但是在1974年夏天，日本所有货架上的芬达葡萄饮料都发酸了，饮料中只剩下了无害但令人厌恶的沉淀物。一个可口可乐公司员工回忆说：“看起来像是瓶子里下雪了。”数以百万计的瓶装饮料被召回，饮料都被倒入了大海里，以致东京海湾的海水持续几天都是紫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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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绝望的保罗・奥斯汀给莫顿・霍奇森打了一个电话，而此时的莫顿・霍奇森正在维珍群岛的游泳池边享受退休时光。奥斯汀告诉他：“我在日本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在18个月内损失了净利润的一半，这巨大的损失足以动摇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当奥斯汀刚想寻求帮助的时候，霍奇森拒绝了：“为什么不派你的年轻虎将去解决问题呢？”奥斯汀解释说，他需要一个经验丰富，能够将瓶装厂从管理不善的烂摊子中解救出来，再将其变成赚钱机器的能人。“我想要你重出江湖的真正原因，”奥斯汀承认说，“是日本人敬畏一切古老的东西，而你就是这位年长的人。”奥斯汀知道，霍奇森对任人唯亲的指责很敏感，所以他没有提及计划中的其他关键元素——霍奇森是罗伯特・伍德拉夫的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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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那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可口可乐公司元老66岁退休后又重现江湖，领导日本可口可乐公司的时候，瓶装商们都表现得非常谦逊。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派遣他的亲信来拯救他们。今村被明升暗降，负责监控全世界的技术项目。霍奇森马上与日本瓶装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为芬达葡萄饮料的失败向媒体道歉，并且承诺将重振可口可乐的声誉，与日本民众和谐相处。霍奇森开始了一场口号为“回归本色”的拼搏。他运用娴熟的市场技术，集中全力为消费者和批发商提供更好的服务。他安排了“清爽旅行”活动——为期一个礼拜的畅游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观光旅行——这是为可口可乐瓶装商和卓越的清酒商店所有者提供的。“白告空巨响”的彩票活动吸引了2000万人参与。新的广告“欢迎加入，可口可乐”描述了美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年轻人欢快畅饮可口可乐的场景。可口可乐公司还推出了含糖的罐装咖啡产品乔雅咖啡。广告中，电影《乱世佳人》的男主角白瑞德喜欢喝这种咖啡胜过了郝思嘉。当三年后霍奇森离开日本的时候，可口可乐产品在日本的销售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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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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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霍奇森第二次退休的时候，每一个亲近保罗・奥斯汀的人都感觉大事不妙了：奥斯汀总是莫名其妙地健忘。鲍勃・布罗德沃特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况是在1975年年末：“我知道，奥斯汀一直都喝酒，所以，我认为他健忘是由酒精引起的。”在奥斯汀59岁的时候，他逐渐患上了使人行动迟缓的、可怕的老年痴呆症。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奥斯汀的健康情况愈加恶化，他的行为也带有防御性了。布罗德沃特回忆说：“他是一个伪装大师。”奥斯汀一直是个严厉而孤僻的人，现在他只保留了最亲近的同事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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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斯汀只是暂时性的失忆，所以，从表面看来，他的计划成功了。虽然奥斯汀还在继续饮酒并且更加易怒，但他依然保持了发号施令的姿态，并且发挥了一个真正领袖的作用，而不是有名无实。1975年，他计划在矮小的红砖房旁边修建一座耗资数百万美元的26层高楼。1976年，为了与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工程相匹配，他在表面上向总裁卢克・史密斯汇报之后，将可口可乐公司重组为三个营运部门。可口可乐出口公司最终转移到了北大街，完全躲在总公司的羽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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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三个部门都是以亚特兰大为基地，并且三位领导者都非常有能力，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取代奥斯汀。德国人克劳斯・哈利在1976年之前一直担任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的总裁，他在马克斯・基思的独裁统治下幸存下来，并且给他的部门带来了一股彬彬有礼、小心谨慎的工作风气。南非人伊恩・威尔逊20世纪50年代在奥斯汀的调教下成为一个雄心勃勃、有修养、脚踏实地的管理者，并在当时带领经营不善的加拿大公司起死回生。唐・基奥是爱荷华州本地人，于1964年收购邓肯公司时进入可口可乐公司，他是个态度坚定的演讲者和市场商人，并很快成了最符合传统可口可乐形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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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特总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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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汀到处宣扬他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的友谊，这更加突出了他对可口可乐公司的控制。1970年，农民出身、种植花生的吉米・卡特与卡尔・桑德斯一起竞选佐治亚州州长。卡尔・桑德斯是可口可乐公司长期的朋友，但吉米・卡特曾公开宣称要严惩可口可乐公司，所以，奥斯汀自然而然地支持桑德斯。但是当局势变得明朗、那位来自平原地区的农民将会赢得选举的时候，奥斯汀和他的军团捐助了6200美元支持吉米・卡特竞选。可口可乐公司还像对待以往的佐治亚州官员一样，用公司的飞机载送卡特去开会，并且为他提供豪华轿车接送的服务。卡特与他的前任官员一样，用近乎谄媚的态度经常邀请奥斯汀的委员会出去应酬。通常来说，商人们都会争取笼络当地政府人员，但是在佐治亚州，情况完全相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记载的那样，政府官员如果能够在北大街受到招待、喝上一瓶冰镇可口可乐，那他们会感到“像平民应邀与女王一起喝茶一样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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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卡特流露出要在佐治亚州以外施展拳脚的雄心。他希望能够得到奥斯汀的支持，如果他想竞选总统的话。奥斯汀大笑着说：“那是当然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卡特真的会参与竞选。这位佐治亚州州长到东京和布鲁塞尔出访，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表面上是为了促进两国贸易，实际上是积累国际经验和曝光率——美国各个地方的可口可乐公司员工都作为保卫陪伴他周游美国，给他提供当地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背景知识。在奥斯汀的赞助下，卡特以同事的身份加入了声望很高的日美欧三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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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卡特吹牛说：“在可口可乐公司里，我们有自己的内部正式机构。他们给我提前准备……他们对我要出访的国家的性质、全国性问题、国家领导人都有敏锐的分析，每当我到达的时候，都会把我介绍给那个国家的领导人。”两年之后，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保罗・奥斯汀在纽约奢华的“21饭店”举行盛大午宴，在宴会上，卡特向紧张不安的商人们再次保证说，他演讲中关于金钱和政治之间“不洁净、是能使自身永垂不朽的联盟关系”仅是说笑而已。“我将会是商人的朋友，”卡特告诉商界精英们说，“我不会做任何损害或者减少外资的事情。”当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500美元一盘的晚餐是非法竞选费用时，奥斯汀非常窘迫，他开始低调处理他与那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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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竞选快要结束的时候，卡特在很多问题上态度不明确，这大大降低了他的公众支持率。于是，他聘请了为可口可乐公司制作了上百个广告的纽约媒体顾问托尼・施瓦茨。“不管是可口可乐公司还是吉米・卡特，”施瓦茨解释说，“我们没有尝试表达任何观点，但图片和声音的蒙太奇组合还是能给观众留下正面印象。”这个商业广告奏效了。卡特采用了一个拥护正义和公平并且是基督信徒的花生农民造型来表现领导力。他将可口可乐公司的很多人员都纳入自己的旗下——查尔斯・邓肯是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进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的格里芬・贝尔任检察长，查尔斯・科博和杰克・沃森仍然是贴身顾问。“佐治亚州黑手党”安全地掌权了。不幸的是，卡特和他的亲信们没有将可口可乐公司长老们的政治才能带到华盛顿。他有点自暴自弃，轻视常规，疏远像尼尔之类重要的民主党成员并且远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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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媒体开始攻击卡特偏袒的任何事物，例如总统将百事可乐驱逐出白宫，取而代之的是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当伯特・兰斯发现一位秘书喝可口可乐时，有记者无意中听到他开玩笑地逐字宣布说：“你知道，小姐，我们大家都喝历史悠久的民主党饮料，可口可乐。”当报纸上没有写明国家美术馆的古董面具艺术展是由可口可乐公司以及日本瓶装商赞助时，卡特甚至不去出席艺术展。当吉米和罗莎琳乘坐德尔塔皇后号游艇游密西西比河时，记者杰克・安德森指出，这次免费宣传是要拯救德尔塔皇后号游艇——碰巧的是，这艘游艇归纽约可口可乐瓶装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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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报道确实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真凭实据的。1977年，蔗糖价格下降，美国商务委员会建议征收2%的蔗糖进口税，以保护美国本土的种植者。可口可乐公司每年使用100万吨蔗糖，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消费者。经过可口可乐公司员工约翰・蒙特组织的蔗糖使用者团体的游说，可口可乐公司最终说服了卡特，批准给美国蔗糖工业每磅2美分补贴的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阻止了蔗糖价格的回升，相当于间接地资助了可口可乐公司。当有人评论说可口可乐公司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确保事情按公司希望的方向发展时，一些国会议员同意制定可口可乐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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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保罗・奥斯汀悄悄飞往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秘密会谈——大概是商议可口可乐公司重返古巴的相关事宜。1961年，可口可乐工厂被充公后，可口可乐公司对古巴正式拥有2750万美元债权。但是这个任务失败了，奥斯汀只拿到了一些卡斯特罗请他转交给罗伯特・伍德拉夫的哈瓦那雪茄。奥斯汀曾向卡特总统保证，这次旅行会有所回报。奥斯汀在白宫和卡特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会面。当文笔尖刻的威廉・萨菲尔听说了这件趣事后，敏锐地预感到他们要密谋获取古巴的甘蔗：“卡特-可口可乐-卡斯特罗的蔗糖外交不仅仅是潜在的利益冲突，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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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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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奥斯汀为可口可乐进入葡萄牙、埃及、也门、苏丹等市场而进行的谈判顺利多了。虽然这些成功没有直接得到卡特的帮助，但是美国总统经过大力宣传所表现出来的对可口可乐明显的偏袒无疑也是谈判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就在美国财政部同意贷款给葡萄牙3亿美元的同时，可口可乐公司收到了等待很久的葡萄牙许可证。同样地，当奥斯汀与安沃・萨达特会面、准备在阿拉伯联合抵制可口可乐的情况下巧妙地将可口可乐工厂移回埃及时，可口可乐公司总裁问萨达特，是该将他们的商议内容保密还是该向政府报告。“如果你报告的话，我会非常高兴，”这位平静的埃及人回答说，“这才是我们会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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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公司背后有着卡特这个隐形的政治权势支持，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取得了胜利——只有印度是个例外（可口可乐公司因为没有将配方交给印度政府，只能在1977年被迫离开）。他们的这些成就是建立在几年前的耐心谈判和总统的支持以及鲍勃・布罗德沃特在莫斯科的沟通基础上的。虽然百事可乐公司与苏联的合作合同一直持续到1984年，但是时任苏联总理柯西金的追跟者还是决定在特殊的日子里喝可口可乐。1978年，布罗德沃特签署了一份于1979年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运动会提供可口可乐的合同，但那只是1980年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热身，可口可乐公司用1000万美元购得了奥运会的独家冠名权。芬达橙汁在那个运动盛会上深受人们的喜爱，并且最终风靡整个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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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可乐的卑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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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占据了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但在美国本土的经营却更加萧条了。百事可乐公司开始专攻非常有商机的外卖市场，用1.5公升和2公升容量的塑料瓶装可乐，抢夺可口可乐的客户。可口可乐花费80万美元打造的百老汇作品《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在获得7期好评后宣告彻底失败，从而成为可口可乐公司失去方向的标志，正如《纽约时报》批评家克莱夫・巴恩斯所说，“冗长乏味而且单调”。当1976年可口可乐采用的“向上看”的广告失败时，百事可乐带着新的广告“拥有百事可乐的日子”卷土重来。像往常一样，百事可乐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方式上，而可口可乐则将广告重点放在产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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